为创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筚路蓝缕，奉献终生
刚步入学术界的方仲师，是一位满腔热血、富有朝气、充满激情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经济史，服务的单位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后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和合并后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皆由陶孟和（1887—1960）担任所长。陶氏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创始人。方仲师是陶氏门徒，一直为陶氏所赏识，且得到加意培养，寄意“成璧”，这是方仲师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之始。他一生的学术实践，都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创建、拓展。20纪30年代前中期，方仲师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条鞭法》、《明代黄册》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起到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被称为“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
为了推进这一学科的研究，方仲师与志同道合的吴晗、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夏鼐、朱庆永、刘隽、罗玉东和孙毓棠等10人发起“史学研究会”，于1934年5月2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尔后，张荫麟、杨绍震、吴铎、李埏、王崇武、缪鸾和等先后加入。“史学研究会”提出三大主张，即：一、研究“整个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史”；二、先有“专门的研究，然后才有产生完整历史的可能”；三、注重史料搜集，“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历史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今天看来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上提及的“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后来都是学术界某一方面杰出的专家。
1944年9月，方仲师应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两年的研究，1946年9月转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时，哈佛的阿歇尔教授和伦敦大学的托尼教授（1880—1962）都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歇尔是生产力（生产技术）决定论者，而托尼则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与这两位学者接触、切磋学术后，方仲师对阿歇尔的理论并不欣赏，而对托尼的许多学术观点，或有认同或则相近。托尼是他在伦敦大学学术研究的指导者，方仲师自认受托尼“启发不少”。
托尼是费边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乡绅的兴起》等都是社会经济史的著名论著。托尼研究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叉史。这正是方仲师与之见解近似之处。
方仲师重视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辨，视历史资料为历史学的生命。资料的搜集，务求其完备。除正史、官书、政书、文集等外，注重搜罗散佚于民间的文书、档案、文物、契约、碑刻等资料。他1934年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就积极参与清代档案的发掘整理。这批档案，嘉惠学林，许多学者，如汤象龙、罗玉东、刘隽、吴铎、李文治、彭泽益等，都据此选定课题，并取得丰硕成果。方仲师为了掌握更多的史料，总是趁在海外考察、研究之便，尽量利用时间到各国的图书馆去广为搜集。他在日本，曾到宫内省图书寮、上野图书馆、东洋文库、金泽文库、静嘉堂文库、前田氏尊经阁等处，查阅和抄录公、私藏罕见之明代方志、文集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参考的书籍，就逾千种，其中多罕见版本。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是方仲师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并一直为学界所称许。
方仲师所写的著作，所作的论断，都是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他最忌讳在脱离资料，或没有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的情况下，作漫无边际的推论和臆测。方仲师读他人的著作，不仅注意著者的结论，尤其重视著者所引用的资料。在他读过的书中，每每发现他对著者所引用的资料作了校对，有时还夹有批语。在他看来，原始资料是不能更改的，而结论却可随着资料发掘的不断增多而屡做改变。但是，这些资料也经历着被史家复活的过程。他善于把零散的、似乎互不相干的、不说明问题的资料按时、空、人、事串起来，使它说出话来，呈现出甚至从未被人注意的历史现象。先生之所以注重民间文书、档案和民间俗本、平话之类的资料，是因为愈被视为平常、愈是大量发生的事情，往往为正史、政书所忽略，而这些正是重建基层社会经济史所必需的史料。即使是虚假的资料，通过揭开其背后隐藏的意图、动机，说明伪造者当时的情形，也可获得新的真实史料。
实地调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历来为陶孟和所注重。加盟陶氏主政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当以实地调查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对此，方仲师不仅认同，而且亲身历练。1935年，他就同朱炳南、严仁赓到浙江兰溪县、安徽当涂县进行土地陈报的调查；1936年又与严仁赓往江苏、河南、陕西做地方财政的调查；1939年7月，受陶孟和之命，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经济，此行除重点访问延安之外，还在绥德、米脂、榆林、天水、宜川、秋林、城固、西安、汉中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先后历时8个多月，搜集了大量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方仲师对当年他参加创办的“史学研究会”提出的三大主张，终生服膺，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他以田赋制度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衔接点来研究，正是放眼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尤其着重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变迁史。方仲师视资料为史学的生命，其著作以史料翔实而丰富见长，也正是服膺他和他的学术同仁当年提出的重视史料的主张。至于当年提出的先作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作整体史研究的主张，方仲师也是遵循无误的。他本计划在他围绕田赋史（包括明代以前的田赋史）已写出的专题文章的基础上，先完成《13—17世纪中国经济史》，继而撰写《中国田赋史》，再进而写《中国经济史讲义》，构建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体系。
方仲师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有奠基开创之功，而且终生为这门学科的拓展、完善作了无怨无悔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