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杨氏聚书

刘文生先生在《海源阁藏书概述》中的“海源阁藏书的经历及其一隅”开始就引杨承训所撰《藏书三期》一文，“端勤公（杨以增）任湖北襄陨道员时正式开始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甘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数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见精刻本付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殆学士公（杨绍和）、观察公（杨保彝）两代，我家已藏书数十万卷，进入整理安排时期。此时市上珍本已罕见，精本亦有显著减退之势，故我家亦随之减少，宜为末期之继续时期矣”。

作为海源阁第四代主人，对杨氏聚书过程的叙述与分析是较为可靠的，然其所述仅就杨以增聚书开始加以明确，从文字上多少给人以杨氏家族藏书是从杨以增开始的误解。王献唐先生也讲：“海源阁购藏书籍，始于杨至堂。”于是大多数有关杨氏海源阁聚书的文章都采用了这一观点。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在1985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王彩云和王建华所撰《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始末》就说：“杨氏一家从道光年间开始着手收藏典籍、字画、古玩……”。对此观点当有所辨识。

检《楹书隅录初编》卷一，有宋本《仪礼郑注》十七卷十二册二函，杨绍和题识曰：“此严州本，先公‘四经四史斋’藏宋本《三礼》郑注之一也。先大父得之同年友江公持赠，吾乡邢太仆故物也。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首尾完具，纸墨如新，惟卷首前数叶兵燹焚失。首行题‘仪礼卷第一’，次行题‘郑氏注’。每卷末题经若干字、注若干字。有‘半窗修竹’、‘南沙草堂’、‘华山马仲安家藏善本’、‘金星轺藏书记’各印。”此段文字记述了该书的版本、行款、递藏情况以及杨氏得书方式，其中“先大父”即为杨绍和之祖父杨兆煜。检崔国光整理订补、王绍曾校订《海源阁书目》及崔国光纂、王绍曾校订《海源阁书目补遗》，两目“集部”分别著录有今藏山东图书馆的抄本《居士集》和《古诗杂抄》，均为清聊城杨氏厚遗堂抄本。核《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集部”“别集类”第1438有（宋）欧阳修撰、（清）王元启辑《居士集》不分卷，四册一函，此书著录为“清厚遗堂堂抄本”，“白口，四周双边，红格，单红鱼尾，版心下镌“厚遗堂”。该目录“集部”“总集类”第1198著录有清抄本“《古诗杂抄》不分卷”，所抄用纸版心刻“厚遗堂”三字。“厚遗堂”乃杨兆煜的室名，两书当是杨兆煜生前抄后所藏。李万健先生曾指出，杨氏藏书印中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书”，所以此印一定是杨兆煜的藏书印。可见杨兆煜时就已有收书、抄书、藏书活动。因此可以说，杨氏海源阁收书之起源，根据现有相关文献证实，应从杨兆煜开始。但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指出，杨兆煜作为即墨县教谕，厚德博学，终生教授生徒，喜书嗜读当为其品行职业所致，然而杨兆煜一生仅在一县境内，交游面窄，而且聚书财力有限，因此在生前是不可能大规模收书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杨兆煜时已有聚书的愿望，并有零星的实践活动，这一阶段的聚书活动可以说是杨氏海源阁聚书的初始时期，而杨氏海源阁真正大规模收书活动则是从杨以增开始的。正如王绍曾先生说，“然杨氏藏书，实始于以增父兆煜之厚遗堂，至海源阁而规模始宏”。是杨以增实现了父亲聚书传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