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的地位的提高与“神”的地位的削弱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奴隶身份的解放以及统治阶级间兼并斗争的激化，从春秋以至战国，新的地主阶级和比较开明的奴隶主贵族，在经济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作为劳动力的人的重要。都把争取劳动力作为政治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春秋末年，有个楚国的贵族叶公，问孔子怎样把政治搞好。孔子告诉他说，一种好的政治，要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近者”是指叶公原有的劳动力；“远者”是指别处的劳动力。《管子·牧民篇》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这就是说，一个国有丰富的物资，就可以招来更多的劳动力；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就可以开垦更多的荒地；荒地开垦了，别处来的劳动力就可以安居下来。照《孟子》上所记载的，梁国的惠王问孟子说：他的政治很好，待人民很好，为什么邻国的民不见少，他自己的民不见多呢？（《梁惠王上》）从这些话里边，可见当时的国君和贵族们，都是想尽办法，企图招来别处劳动力，来替他们生产。

上面所说劳动人民对于奴隶主贵族反抗的情况，已经证明统治者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必然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这一点，当时统治阶级中比较聪明的人也看清楚了。晋士蔿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十五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周朝的内史过也断言说：“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就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国语·周语上》）晋国的栾武子要伐楚。韩献子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左传》成公十五年）

劳动者身份的提高、人民力量的壮大和劳动力在生产和兼并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使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君的地位，也失掉了尊严。国君的地位，也被认为是随时可以变动的。鲁昭公被鲁国的贵族季氏驱逐出国，死在国外。晋国的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何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季氏是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由于他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史墨认为，人民抛弃旧奴隶主贵族统治势力的代表鲁昭公而拥护新兴的统治势力，是完全合理的。他并且指出没有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这在当时说是一种非常进步的言论，打击了君权神授说，反映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没落。

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变化。晋国的人把晋厉公杀了。鲁成公问：“臣弑其君，谁之过也？”大夫里革说：“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国语·鲁语上》）这就是说臣“弑”君的责任，应该由君来负。

君的变动不就是国的灭亡，国与君也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这一点也为当时进步的人所认识。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他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说，一个国的君与臣都是为国家办事的，一国的公事应该与君的私事分开。只有君的私人，才为他办私事。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一大进步。

“天”上的上帝和神灵本来是人间的统治者的反映。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威权既已削弱和没落，上帝和神灵的威权也必然随之降低。在春秋时期，由于劳动者身份的解放和地位的提高，神权政治的观念有进一步动摇。

统治阶级中比较聪明的人也看出来，要维持他们的“国家”，民比神还重要。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宋国的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民是“神之主”，主是宾主之主，就是说，神还倚赖于人。神“依人而行”，而不是人依神而行。这些材料表明，民和人被提到首要的地位，而鬼神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鬼神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一切要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实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这是当时关于宗教的思想的一个大转变。

在孔子以前的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给祭祀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前者如“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后者包括“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历史人物（《国语·鲁语上》）。祭祀这些对象，为的是“崇德报功”。古时的宗教迷信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祭祀的目的在于祈求鬼神保佑自己。照展禽的解释，祭祀的迷信成分，就很少了。

由于宗教迷信的动摇，人也逐渐了解到，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没有关系。前645年，宋国有陨石，又有“六鹢退飞”。这些不常见的现象，当时迷信的人，认为与人事的吉凶有关。他们认为自然界的非常变化是由人事的好坏引起的，同时这些非常的变化又意味着人将要得到幸福或灾难。这是一种“天人感应”。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这是说，自然界的非常现象，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是由自然界的阴阳之气的失调造成的，与人事的好坏没有关系；人事的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鲁国的闵子马也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又记载说，宋国和薛国关于营建周城的问题引起为争论。宋国引证鬼神以辩护自己的观点；薛国引证人事以辩护自己的观点。弥牟评论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定公元年）他认为依赖鬼神是十分错误的。

晋国的占星术者裨灶，因天象而预言郑国将要大火。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所谓裨灶的“预言”的根据是依据星辰的出没而推测人事祸福的占星术。子产对这种占星术表示怀疑，并且提出了“人道”与“天道”对立起来。从子产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宗教的天道观开始动摇和没落。吉凶祸福在于人事的好坏，不在于鬼神的赏罚，也与自然界的某些非常现象无关。这也表明当时人的思想从宗教中得到一定的解放。

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的发现”的时期，就是说，与“天命”和鬼神比较起，“人”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认为人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种人本主义的无神论的观点，在古代哲学史上说是一个大转变。当时的开明贵族和代表新兴统治势力的进步的思想家是反映这个思想转变的主要人物。

这个转变正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奴隶身份的解放、生产者地位的提高以及劳动人民的反抗在哲学上的反映。这些转变和解放为以后“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上的前提。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社会的地上的以及天上的传统的威权，为以后“百家争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