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和初期儒家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和他的阶级立场

在奴隶主贵族专政时代，知识学问都掌握在大小贵族及其所养的各种专家手里。他们都是“在官者”，他们的知识学问都是“官学”。在奴隶主贵族制度开始崩坏以后，有些没落的贵族和他们原来所养的各种专家才开始以私人资格传授知识学问，以维持生活。这才有私人讲学之事。从私人讲学之中，出现了私人的学派。这些学派，对于“官学”而言，就成为“一家之言”。所谓“诸子百家之学”是对于贵族的统一的“官学”说的。

在中国历史中，孔子是第一个大规模私人讲学的人，也是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他创立了儒家，同时也创立了“家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的鲁国人。他的先世是宋国的大奴隶主贵族，因为在宋国政治上失败，逃亡到鲁国。他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陬邑宰。他生于公元前551年。早年在贵族家里做过小官，后来做过鲁国的司寇，但为时不久。他曾“周游列国”，各处“游说”，希望能够参加政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他的希望总没有成为事实。他的学问很博，当时就有些人称他为“圣人”。有很多的学生跟他学习。晚年他回到鲁国，专心整理并传播古代传下来的经典。他死于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

孔子在当时就是名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都表示一定的态度。在当时，有几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的伟大的转变。

第一种变革，就是我们在上章所讲过的郑国铸刑书。这件变革的意义，上章已经讲过。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孔子才十九岁，大概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郑国铸刑书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晋国也铸刑鼎（前512年）。孔子对于晋国的这种措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这段话，在字面上看，好像跟叔向反对郑国铸刑书相同。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法度”，就是“周礼”。孔子是拥护“周礼”的，但是在许多重要的点上，改变它的内容（详下）。所以孔子的精神是跟叔向不同的。孔子认为“周礼”的精神是“贵贱不愆”，他所恐惧的是“贵贱无序”。地主阶级，特别是从奴隶主转化的地主阶级，也是要分别贵贱的。孔子对晋刑书的态度，是这一部分新兴势力不愿意完全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思想情况的表现。上章讲到，子产铸刑书，对于旧制度的破坏的惋惜的心情，也是这种思想情况的表现。

当时的另外一种变革，就是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逐渐崩坏。照这种制度，不仅贵族和奴隶与人民之间，有绝对的等级上的划分；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也有等级的划分。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等级都有一定的合乎自己身份的制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制度，就叫“僭越”。孔子所谓“贵贱不愆”也包括这些内容。在孔子的时候，各种“僭越”的事情越来越多。《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谴责“僭越”的话。

在当时，“僭越”就是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崩坏的表现。在鲁国季氏用“八佾舞于庭”。“佾”是舞的行列。照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礼”，天子用八个行列，诸侯六个行列，大夫四个行列。季氏照“礼”只能用四个行列，可是他们竟然用八个。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季氏》）齐国的陈恒把齐君杀了，夺得齐国的政权。照奴隶主贵族的“礼”说，这是“臣弑其君”，罪大恶极。孔子听见这个消息，就去见鲁君哀公，请发兵讨伐。（《论语·宪问》）当时鲁国跟齐国比较起来已经很弱小，怎么能向齐国动兵呢？孔子也明知道，不过认为总要有所行动，以表示态度。

《论语》还记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公山弗扰在费这个地方叛了，召请孔子去参加。一件是佛肸在中牟这个地方叛了，也召请孔子去参加。孔子都有意去，可是都没有去。（《阳货》）孔子的这些意愿，跟他反对“僭越”和讨伐陈恒的主张，似乎是极端矛盾的。其实不然。公山弗扰是鲁国大贵族季氏的家臣；对鲁君说，他是陪臣。佛肸是晋国大贵族赵氏的家臣；对晋君说，他是陪臣。他们的叛是对于季氏和赵氏的叛。他们可能以拥护鲁君和晋君为名，以反对季氏和赵氏。我这个推测有一个例证。季氏把鲁君昭公赶出去以后，季氏的家臣南蒯就在费这个地方叛季氏。南蒯失败，逃跑到齐国。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齐君景公说他是“叛夫”。他说：“臣欲张公室也。”又有一个贵族驳斥他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这个情况，跟公山弗扰和佛肸的情况是一类的。他们以“张公室”为号召，所以孔子有意接受他们的召请。可是也许另有一说，照旧礼陪臣不应该“张公室”，所以孔子还是没去。

从这些表面上互相矛盾的记载看起来，孔子在政治上有一个一贯的主张就是“张公室”。孔子“张公室”的主张，反映了一部分新兴势力对于统一的要求。孔子主张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他希望依靠旧有的势力实现统一。在全国范围内，他希望周天子能成为真正的共主。在一个诸侯国内，他希望国君能实行统治。他反对“僭越”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幻想。

有人认为，当时诸侯国的“公室”都还是奴隶主贵族，反对公室的鲁国的季氏，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政权。孔子“张公室”的主张，说明他的立场是奴隶主贵族的立场。这些看法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鲁宣公“初税亩”是封建制的开始，鲁国的公室也就开始向代表封建的政权转化。孔子反对季氏的“僭越”和过多的“赋敛”（《论语·先进》），但季氏用他为鲁司寇，经常向他请教，《论语》中记载的很多。可见孔子和季氏还是保持有良好的关系。

当时政治上的另一种变革，就是有些国家已先后有了后来的郡县制的开始。当时有些国家已设有“县”，由“县大夫”管理。县大夫是官吏，不是世袭的贵族。官吏是可以随时撤换的；这样，一国的政权就统一集中起来。在消灭了贵族的地方，新出现的地主阶级也可以有比较多的“自由”土地供他们买卖，比较多的政治地位供他们占据。新出现的地主的土地可能散布在许多不同的区域，他们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集权的政府，统治农民和保障自己的土地私有权。郡县制的开始是符合于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也是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社会走了一大步。

这种变革，孔子倒是赞成。前513年，晋国的魏舒“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派了十个人做县大夫。孔子对于晋国的这一改革，表示赞成。他说“魏子之举”，是“近不失亲”（大夫中的一个是魏舒自己的庶子），“远不失举”，“以贤举，义也”。其中两个人以“有力于王室而得为县大夫”，孔子认为这是“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这一段话里，可见孔子虽不要完全废除贵族制度的“亲亲”，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张“贤贤”。

当时的另外一种政治社会变革，就是当时的劳动人民摆脱了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可以流动迁徙。奴隶是奴隶主的产业，是不能流动迁徙的。农奴附着于土地，也是不能流动迁徙的。劳动人民的流动迁徙表明奴隶和农奴逐渐得到解放；这就是奴隶制崩坏的表现。对于这种现象，孔子是赞成并且鼓励的。他认为政治的最好效果，是能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他认为一国如有了好的“在上者”，“四方之民，皆将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孔子的这种见解，后来成为儒家的一贯主张。

春秋时期有两个进步的大政治家，管仲和子产。这两个政治家都在政治、社会方面作了重要的改革。照《论语》和《左传》所记载的，孔子对于这两个进步的大政治家，都是极为赞扬。他批评过管仲在生活方面的“不知礼”的小节（《论语·八佾》），但在大节上称他为“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对于子产，只有称赞的话。他与子产没有见过面，但于子产死时，还为之“出涕”，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些明显的爱好说明孔子的阶级立场跟子产的阶级立场是相同的，子产的立场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这些事例，对于孔子的阶级立场，可以作一定程度的说明，但还都不是决定性的说明。决定性的说明要看孔子究竟拥护哪一种剥削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这些统治阶级都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但其剥削的方式则有所不同。马克思说：“使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例如使奴隶制社会和工资雇佣劳动社会互相区别的，不过是这个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劳动者那里压榨出来的形式而已。”（《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二一六页）压榨剩余劳动的形式就是剥削方式。这是区别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惟一标准。说孔子在当时是进歩的或反动的，要看他在当时拥护哪一种剥削方式。

《论语》上有这样的一条。“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什么叫彻？有不同的说法，在此不必深考。哀公所说的“二吾犹不足”，这个“二”，不知道是几分之二。齐国的晏婴说：齐国的国君，剥削劳动人民，“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民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那就是说，齐国的国君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是三分取二。鲁哀公所说的二，也可能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可能是当时剥削的一般标准。无论如何，有几点可以肯定。（1）鲁哀公的剥削方式，是封建的剥削方式，不是奴隶制剥削的方式。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劳动所得，甚至奴隶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无所谓几分取几。（2）有若所说的“彻”是轻于三分之二的剥削方式。（3）《论语》的编者把有若的这段对话编入《论语》，可见他们认为这也是孔子的主张。（4）孟子认为“彻”是周朝的制度，其剥削的程度是十分取一，但这不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如果是事实，照他所说的，夏朝就已经实行了实物地租（“贡”），殷朝就已经实行了劳役地租（“助”）；这是不可能的（看《孟子·滕文公上》）。（5）由此可以推测，“彻”是儒家思想中的在当时比较轻的一种剥削方式，托之于周制，即所谓“周公之典”。（6）孔子根据“周公之典”反对季氏的聚敛太多，剥削太重（《国语·鲁语》）。这是孔子所说的“爱人”的一部分的具体内容。

孔子和他所创始的儒家，是代表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孔子希望尽可能在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在保存某种旧制度的框子里，作一些新的改革。其中的要点包括承认人的作用和对劳动生产者的重视，反对以残酷的刑罚，任意杀害奴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于劳动生产者的剥削，接收奴隶主贵族以外的有能力的人，参加政治。这两个要点，用当时话说，就是“徕远人”和“举贤才”。总的说起来，孔子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