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孔子关于“天”的思想
在奴隶主贵族制度的“礼”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宗教信仰与仪式。孔子主张维持原有的宗教仪式,但不一定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
当时原有的宗教认为,世界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称为“帝”、“上帝”或“天”。孔子还是时常谈到“天”。他所谓“天”不一定有活灵活现的人格,对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发号施令”,像传统的宗教所说的。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就是说,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都不是“天”以发号施令的形式直接支配的。它们是自然如此。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有神论的一种修正。
当时社会的转变使有些人在生活中感觉到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异己的、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力量。孔子所了解的“天”有这样的意义。他所说的“天”,基本上是我们于第三章中所说的命运之天。
但是他所了解的“天”似乎也有神秘的一面。孔子在匡这个地方,跟匡人起了误会,受到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起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如果“天”不是把文化都不要了,匡人能把他怎么样!宋国有个贵族叫桓魋要加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可见孔子自命为受了“天”的一种神圣的使命,传播文化。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这不是由于孔子胆小,而是由于孔子认为这些“天变”可能有超自然的意义。所以孔子所说这样的“天”是有神秘性质的,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宗教的“天”的影响。
西周以来,所谓“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孔子不承认有活灵活现的有人格的上帝;他所说的“天命”,也不能了解为上帝的命令。他所说的“天命”,是带有神秘性质的命运。他认为“天命”是与君主(“大人”)及“圣人”的话,同样可敬畏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所谓“畏”不是简单的恐惧,更主要的还是尊敬。这就表示“天命”的神秘意义。
孔子在他自己无可奈何的时候,特别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变化。这样的自然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破除了人格神的宗教迷信;这在古代无神论的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反映了新出现地主阶级对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宗教的修正。但孔子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突破宗教唯心主义的范围;这又反映了当时的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孔子对“天”的看法,标志着有神论到无神论的过渡。
但是孔子在这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于人的重视,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闻之”,就是闻之于孔子。孔子认为人的生死富贵以及成功失败,是由天命决定的,但是人还是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做他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不管结果成功或失败。孔子认为,即使明知是不能成功的事,只要认为应该做,还是要努力去做。当时的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的学生子路替他解释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孔子还认为一个人的道德的品质是人的自己的努力所决定的,与“天命”完全无关。他认为,就一般情况论,人生来都是差不多相同的;不同是由于后来的习惯。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因此,一个人要成为“贤”,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这也是孔子对于“天命”的威权的一种限制。至少在人的道德生活中,他否定了“天命”。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表现了明显的无神论的观点,这个观点一直成了后来儒家中无神论的思想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力”与“命”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为它们各划出“势力范围”,如上面所说的。在这个时候为“天命”划“势力范围”,其意义是对于“天命”的威权加以限制,不是为“天命”保留地盘。
孔子的这种主张,也是跟他的教育家的身份相符合的。他广收弟子,教育他们成为“贤才”。以教育“贤才”为职业的人,必需承认人是可以专靠努力成为“贤才”。
孔子对于“鬼神”的存在持比较明确的怀疑态度。他的学生子路向他“问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向他“问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认为迷信鬼神就是不智,就是愚。孔子没有明确地否定鬼神的存在,但是他不承认鬼神对人有赏善罚恶的作用,因此人不需要祈祷鬼神以求帮助。这同样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他对于丧、祭礼还是照旧重视,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他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一方面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丧礼是有关于鬼的;祭祀是有关于神的。鬼神可以不存在,但是与原来与宗教有关的丧祭礼仍要原封保存。照他说起来这是对于人的一种教育。他的学生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孔子要保留祭祀的目的,在于借此维持崇拜祖先的宗法关系。
可是,孔子认为丧祭并不是为鬼神服务(“事鬼”),而是为人服务(“事人”)。总之他积极地肯定人生,认为人应该注意于现实生活,不应该注意于所谓“彼岸”。这也是孔子对于人的重视的表现。正因为孔子强调人的力量与人的生活,所以他能对传统的宗教信仰作了修正,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古代有神论的迷信。这就是孔子哲学中无神论观点的认识根源。孔子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对中国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