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商鞅的进步的历史观

法家的一个重要人物商鞅，出身于魏国的小贵族。他到秦国主持“变法”，在政治上、经济上施行了重大的改革。他的言论经后人编辑为《商君书》。《史记·商君列传》及《商君书》都记载有商鞅在秦国开始实行变法的时候，跟保守派进行激烈斗争的言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甘龙和杜挚。

甘龙的论点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意思是说，照着旧习惯、旧办法办事，最容易为“吏”、“民”所接受，所以最为方便。商鞅驳斥说：“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变。”意思是说：知者、贤者能够创作新的制度；愚者、不肖者则为“法”所制，为“礼”所拘；这种人是不足与谈的。

杜挚的论点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说：旧的东西不可轻易改变。以古为模范，是不会有错误的；照着“礼”走，不会走上邪路。商鞅驳斥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说：所谓古也包括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文化（“教”），有不同的制度（“礼”）。要说是“法古”、“循礼”究竟以哪时代为法呢？在他的发言中，他指出，即使在古代，社会的文化及制度，也是跟着时代不同，跟着具体的情况不同，而时常变革的。他说，古代的帝王，“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他得到结论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以上《商君书·更法》）

商鞅的这些辩论说服了秦孝公。秦国举行“变法”，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比当时有些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成为“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终于灭了其他的国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统一政权。商鞅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朝。”（《商君书·画策》）商鞅提出了“理”和“势”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理”指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必然的。“势”指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所以称为“时势”；在某种情况下，必需做某种事，所以说“必为”。商鞅的这段话表示他的“变法”的思想的明确，态度的坚决。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就是他的这种思想的实现。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上，这种思想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们主张社会制度应该随时变革，因此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作为他们主张“变法”的理论根据。商鞅说：在太古时代的“昊英之世”，“人民少而木兽多”；所以人民只是“伐木杀兽”，就可以维持生活。到了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所说的是原始共产社会还没有阶级时候的情形。在这个时代以后，“神农既没，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就是有了阶级对立了。“以强凌弱”是就一个部落之内的阶级斗争说的；“以众暴寡”是就部落之间的斗争说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这就是说，需要建立等级秩序和国家机器，以暴力进行统治。对内用刑罚（“刀锯”）；对外用战争（“甲兵”）。《管子·君臣下》有类似的说法。这种历史观是法家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跟历史发展的情况，大体上是相符合的。

商鞅为国家的暴力辩护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法家都是主张对外战争，对内镇压的。这是剥削阶级的本性。法家的特点是，它不掩饰它的阶级本性。这也是由于它的这些主张是跟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相符合的。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法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历史中的这些变化，商鞅认为都是由于“必然之理”和“必为之时势”。所谓“时势”，就是各时代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

商鞅君又把历史分为上、中、下三世。三世的特点是，“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从东周到战国之间的社会变化。所谓“亲亲而爱私”，是指周朝的以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是周朝所用以进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所谓“上贤而悦仁”，是指春秋末、战国初，由地主阶级转化的贵族及小私有生产者参加政权的要求。孔子、墨子主张“尚贤”，提倡“仁”、“义”，是这个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所谓“贵贵而尊官”，是指战国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取消奴隶主贵族而专由自己专政的要求。在这个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联合君主，打倒贵族，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因为要中央集权，所以要尊君（“贵贵”）；因为要实行官僚政治，所以要“尊官”。“官”不必是贤；君也不必是贤。法家认为，只要用他们的办法，完全用不着“亲亲”、“悦仁”和“尚贤”。

商鞅接着说：“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有脱误处，依王时润《商君书斠注》校改）

商鞅把“亲亲”、“尚贤”和“贵贵”作为他所说的“三世”的特点。照上面的分析，这是有根据的；他是抓着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现象。商鞅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就应该改变，从而打击了为奴隶主旧贵族服务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他还认为“三世”的变化，是由于“世事”的变动。当然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法家的人不可能知道，历史的推进主要的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动和敌对阶级的斗争。但是他们认识到“世事变而行道异”。“行道”是人的措施；“世事”是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客观情况。他们认为后者决定前者。这是他们的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是很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