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解放前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的上册于1930年出版，下册于1934年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年左右。这三十年可不是一个平凡的时代。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也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许多震古铄今、惊心动魄的大事，使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我现在写的这部《新编》，无论成就如何，跟解放前写的比较起来，总算前进了一大步。这都是新时代的赐予。

我从1915年起就搞中国哲学史。在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所学的主要是封建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第二阶段是从“五四”以后到解放以前；在这个阶段所学的、所用的以至所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1949年解放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这才走上了真正的科学的道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历史进步事业服务的道路。这几个阶段的过程，有点像孔子所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可是，“至于道”谈何容易，又有点像孟子所说的，“望道而未之见”，只是约略望见一点而已。

这个道路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知识分子所指示的道路。今年是《讲话》发表的二十周年。二十年中，在这个道路上，不知开了多少花，结了多少果。这部书，无论成就如何，也是在《讲话》的教育下生长出来的。

在讨论这部书的稿子的时候，有的同志说，看这部稿子，好像看见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大部分的问题。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和过程在这部书中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反映。深知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甘苦的人，会清楚地觉察出来。

在抗战时期，我本来有一种计划，打算在胜利以后，再多收集一些资料，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现在果然重新写了，而且更值得庆幸。现在，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教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是高深的课程。在这种教育下，我的《新编》也得了正确的方向。

我的主观企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向，一个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越研究越见其高深，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著作，一时未必能全看，看了未必能懂，懂了未必能用。用作指南，真是谈何容易。有一点我想在此提一下。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这门科学中的两个对立面。既然是两个对立面，其间必然有斗争也有统一。在哲学史发展的过程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对立面必然互相斗争也必须互相转化。斗争是绝对的；转化是斗争的结果，但也是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这部书是本着这个认识写的。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的理论水平很低；贸然作这种尝试，真可以说是“不度德，不量力”。但是在“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下，我想也应该敢于尝试。因此也就尝试了。也可能原则还是正确而在具体应用上有很大的错误。姑且作为“百家”之一，提出来“争鸣”吧。

我的企图的另一方面是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门专史，它应该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史等，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这些史中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各有其不同的对象、内容和范围。这一点我在《绪言》中首先提出，使之明确。简单地说，哲学史所讲的是哲学战线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观和形而上学观的斗争。根据这个标准，这部书为自己立了一些“清规戒律”。

（1）凡是直接参加哲学战线的思想讲，不是直接参加哲学战线上的思想不讲。所谓直接参加哲学战线，就是自觉地提出了一些哲学上的问题，特别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加以解决或企图加以解决。这些解决必然是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这就直接参加了哲学战线上的斗争。这些解决必然于当时某些阶级有利或有害，这就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而并且为其工具。有些人的思想，虽然也反映当时阶级斗争而并且为其工具，但是他的思想是寓于他的文学作品或其他作品中的；他不是用理论思维的方式讨论哲学问题。这就表明他所参加的不是哲学战线，而是文学或其他战线。像这一类的思想，应该是文学史或其他史的对象。哲学史不可“越俎代庖”。

（2）与哲学战线直接有关的东西讲，不是直接有关的东西不讲或少讲。一个时代的哲学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当时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反映。这都是与哲学战线有关系的。如果各方面都讲，那就成为一部通史了。所以必需区别直接与间接。不是直接有关系的，可以不讲或少讲，以免“喧宾夺主”，或甚至“游骑无归”。

（3）在哲学战线上有代表性的成体系的思想多讲，不成体系的思想少讲。在一个时代的哲学战线上，决定胜负的是两个阵营中的有代表性的哲学体系。有点像小说中和戏台上的战事一样，“两阵对圆”以后，主要起打的是两方面的主将。因此，对于哲学史中有代表性的哲学体系，必须详细地分析、批判。对于不成体系的或代表性不大的思想，可以少讲。实际上也只能少讲，因为它本来没有很多的资料，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影响。

（4）有创新的思想多讲，没有创新的思想少讲。所谓创新是跟以前比，不是跟以后比。有些思想虽然还没有成为体系，或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在数量上还是微小的，但是跟以前的思想比较起来，它是个创新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要尽可能多讲，因为它是新生的东西，是社会中的新事物的反映。这部书对于先秦哲学讲得比较多，其一原因就是，在先秦所有的哲学思想，差不多都是创新的。

（5）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哲学要多讲，唯心主义哲学也不能少讲。哲学史要说明唯物主义的胚胎、发生和发展，当然要尽可能地多讲。但是它和唯心主义的胚胎、发生和发展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两个对立面互相对立但也互相依存，互相区别但也互相渗透，互相斗争但也互相转化，并不是像两条平行线，互不相干地各自发展。以前我们写讲稿，以为讲唯心主义似乎越少越好。其实问题不在多讲或少讲而在怎样讲法。这部书对于历史中大的唯心主义体系都讲得不少，至于讲法是否有问题，那是可以讨论研究的。

（6）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作用要多讲，但他对于哲学问题的解决和辩论，也就是说，关于他的理论思维，也不能少讲。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对于他的哲学起决定的作用。但是他是通过他对于哲学问题的提法、解决和辩论而为它的阶级服务。他的社会作用也是通过这些理论思维而发生的。哲学史要决定哲学家的阶级立场，也要研究和分析哲学家的理论思维的内容。不然的话，就好像仅只给他作阶级鉴定。鉴定是要作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对于哲学家的理论思维的研究和分析而作鉴定，这样的鉴定也是空洞的，没有很大的说服力。

（7）规律要多阐发；知识也要多介绍。哲学史是一门历史，历史主要的是阐露社会现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叙述历史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介绍知识。本书介绍了些知识，也发了一些议论。介绍是否充分，议论是否正确，当然还是需要讨论研究的。

这是本书的一些“清规戒律”，在这里讲出来，就是旧日所说的“发凡起例”。

关于史料的介绍，以及如何搜集、鉴别和了解史料的问题，我将在另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详细讨论，本书从略。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会议把这部书列入高等学校哲学系的参考书。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为了完成写这部书的任务，党给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一位是朱伯崑同志；一位是庄卬同志。我先写初稿。朱伯崑同志提意见，作补充；我修改后成为二稿，庄卬同志再提意见；我再改后作为三稿。印成稿本后，由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小组讨论提意见。再修改后成为据以付印的定稿，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这部书写作进行中的工序。所以这部书虽然是个人专著，但也是老年、中年、青年哲学史工作者合作的成果，也是集体帮助的成果。当然书中的错误还是由我个人负责，因为最后怎样写还是由我决定的。

这部书称为“新编”，这个“新”是相对于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国哲学史》说的。至于按现在的学术水平说，这部书是“新”或者还是“旧”，这就有待于读者的评价了。

冯友兰

196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