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共进会和后期光复会的建立

如前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它却无力克服自身所存在的严重思想分歧。

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人热衷排满，认为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¹⁾。他们自号为“逐鞑”、“扑清”、“吞虏氏”、“灭胡第一人”、“纯粹汉种”、“复汉”、“朱复明”、“单纯复仇主义者”等等，是所谓“一民主义者”。有的人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平均地权”不感兴趣，是所谓“二民主义者”。1906年，在章炳麟出狱到达东京后，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复古社一类组织，鼓吹“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是所谓国粹主义者。与此同时，巴黎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通过《新世纪》，东京刘师培、何震等通过《天义报》，鼓吹反对种界、国界、政府、军备、法律、强权、战争、秩序、财产、金钱、宗教、家族、婚姻，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者。

也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以武装起义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当起义连遭挫折之际，孤注一掷的暗杀主义之风就会抬头。

在革命的策略上，有的主张到清王朝的腹心北京去发动，即所谓“中央革命”；有的主张在沿海、边疆发动，即所谓“边地革命”；有的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即所谓“中部革命”。

自1907年夏起，同盟会上层发生分裂。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两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孙中山愤而弃东京本部于不顾，酝酿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1907年8月，张百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创立共进会。1910年2月，陶成章、章炳麟在东京重建光复会。1911年7月，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的分歧和分裂使改良派欣喜若狂。1907年7月，梁启超向康有为报告说：“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也”⁽²⁾。梁启超的这段话有着明显的夸张，但是，事情确是严重的。

一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设计，无数先烈曾为此流血。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他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³⁾黄兴的激动也不下于孙中山，他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在这一争执中，宋教仁同情黄兴。他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⁴⁾。3月1日，他向孙中山要求，辞去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国旗图案的分歧不是什么原则问题，黄兴很快就冷静下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虽然还不无勉强。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问题。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即通过公使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⁵⁾。日本政府经过研究，采取了既适当满足清政府要求而又能讨好中国革命党人的方针：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和孙中山商量，劝其自动离日。日本政府并赠孙路费五千元，同时，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一万元。孙中山当时正需要一笔军事活动的经费，便接受了这批款子。2月25日，内田良平在东京赤坂区红叶馆设宴为孙中山送行。赴宴者有黄兴、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刘师培、宋教仁、田桐、张继、汪东以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3月4日，孙中山携胡汉民、汪精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赴港，转往南洋，同盟会会务交由黄兴主持。

3月23日，宋教仁偕白逾桓、日人古川清离开东京赴辽东运动“马贼”，企图在东北起事。4月，黄兴应孙中山召，赴香港，准备潜入广东肇庆，运动清军郭人漳部反正，同盟会庶务一职交刘揆一代理。

由于民报社经费困难，孙中山离日前从铃木久五郎赠送的一万元中提出两千元来存放于民报社，章炳麟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下。孙中山离日后，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传出。参加同盟会的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章炳麟、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也议论纷纷，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他钱干什么！”⁽⁶⁾章炳麟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寄到香港。他认为孙中山临行前应该向日本政府示威，而不应该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离去⁽⁷⁾。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叫得最厉害，说是孙中山“受贿”了。一时满城风雨，不可开交。宫崎寅藏虽曾进行调解，但效果不大。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先后失败的消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⁸⁾。章炳麟等催逼刘揆一召集大会，革去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刘师培自己想掌权，并企图援引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干事。刘揆一抵制了章炳麟等人的要求。他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起义军需，出于不得已；当时又在筹备钦、廉起义，革除总理将会使起义军陷入极大困境；因此，力排众议，并和张继扭打起来。

6月17日，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和宫崎寅藏、三上丰夷等秘密购买枪械并租船运输。经过和厂商洽谈，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村田式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落后，但在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事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得知，转告章炳麟和被张继从辽东叫回来的宋教仁，立即又激起了一场风波。章炳麟吵吵嚷嚷地说：“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⁹⁾于是章炳麟便用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由于用的是明码，孙中山等认为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声言要执行纪律。不久，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不让他们再干预军事问题⁽¹⁰⁾。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运动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¹¹⁾。

在东京同盟会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¹²⁾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不是之时⁽¹³⁾。黄兴复函则谓：“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¹⁴⁾，表现了维护团结的正确态度。

经过这次风潮之后，孙中山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了。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虽然爆发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分歧，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在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活跃阶段。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1907年，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同年2月，日本社会党分裂为两派。片山潜、田添铁二提出议会政策论，主张通过争取普通选举权和议会斗争来实现革命，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则提出直接行动论，完全反对议会斗争，主张以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行革命，成立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孙中山离日风潮中闹得最欢的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接受了幸德秋水等一派的影响。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激烈地批判议会制度，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佛教虚无主义，逐渐表现出和孙中山等不同的政治倾向。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张继、刘师培赞同幸德秋水的意见，联络流亡在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共同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推章炳麟起草宣言书⁽¹⁵⁾。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其主要内容为：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会员：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义务：1．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2．亚洲诸国，如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约章》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亲会”不设会长、干事一类职务，声明“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¹⁶⁾。

1907年7月，亚洲和亲会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诸国的革命者。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樊光、陶铸（冶公）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入会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堺利彦、竹内善朔等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炳麟反对孙中山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行为，斥之为“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¹⁷⁾。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一条，章炳麟表示：“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¹⁸⁾

在成立亚洲和亲会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民报》第15号刊出的广告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他们表示要“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¹⁹⁾。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幸德秋水等到会并演说。

张继和刘师培标榜研究社会主义，实为提倡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声称于颠覆满洲之后就要实行无政府，决不让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

“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集会一次。除幸德秋水外，宫崎寅藏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都参加了活动。

讲习会的机关刊物是《天义报》。该刊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它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²⁰⁾，是“不易”之说⁽²¹⁾，但又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刘师培等不仅不要政府，而且不要团体，不要任何“在上之人”，不要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在《戒学政法歌》中甚至破口大骂：“侈说合群真放屁。”⁽²²⁾

对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刘师培等完全否认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民族主义，被斥为“不合公理之最甚者”⁽²³⁾；共和政体，被斥为“不共不和”⁽²⁴⁾；平均地权，被斥为和王莽改制一样的愚民政策⁽²⁵⁾。

“社会主义讲习会”附设农民疾苦调查会。刘师培等斥责田主为“大盗”，主张通过完全自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农人革命”以没收豪富的土地，使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份额⁽²⁶⁾。但是，刘师培等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最相近，因此，“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²⁷⁾。一个筋斗，刘师培从“左”的极端翻到了右的极端。

章炳麟和张继、刘师培关系密切，积极参预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他曾在会上“痛斥国家学说之荒谬”，认为“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²⁸⁾，“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²⁹⁾；又曾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主张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³⁰⁾。

章炳麟受过深刻的佛学影响。他将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以之作为圆满的最高理想。

章炳麟认为，这个最高理想不可以“飞跃”而至，“还以随顺有边为初阶”，开始时，必须设立共和政府。为了减轻政府的祸害，同时制订四项办法：一、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炳麟表示，如果没有这四项，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都不如实行专制⁽³¹⁾。他有时觉得，中国的专制制度也还不坏，“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³²⁾；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³³⁾，“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³⁴⁾。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孙中山企图以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来免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祸害，这固然虚妄；但是，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满怀信心地为之奋斗。章炳麟、刘师培等则对这一理想也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由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五无”转而歌颂封建专制主义。这样，他们自然就格格不入了。

由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佛教虚无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重，章炳麟对中国革命一度感到失望，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为了解决路费等问题，他曾通过张之洞的女婿、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昌和张之洞联系⁽³⁵⁾。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先后给短期回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若干封信，托他们通过佛教居士杨仁山向端方运动⁽³⁶⁾。章炳麟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刘到上海后，即向端方写信自首，自称“大恨往日革命之非”，愿献“弭乱”之策，保证设法使《民报》停刊，在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黄兴⁽³⁷⁾。1908年2月，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一面作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党人情况，同时通过北一辉等策动同盟会员程家柽，“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³⁸⁾；一面以更为“左”倾的姿态创办《衡报》，提出纲领四条：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³⁹⁾。同年4月，章炳麟、刘师培之间也吵翻了。11月，《衡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一面继续以革命党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一面将章炳麟六封信的“真迹照片”寄给黄兴等人，以在革命党内部制造猜疑和纠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而更加复杂化了。

二　共进会

共进会是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会党的机构。1906年，孙毓筠任庶务，对同盟会本部进行过一次改组，于执行部内特设调查科，“多设调查员，以结纳豪杰”⁽⁴⁰⁾，由谢奉琦任书记。1907年4月，黄兴离日，刘揆一继任庶务，约集各省同志谈话，计议对同盟会本部再一次进行改组。特设联络部，专门联络各省会党。以吕志伊为部长，张百祥为副部长，焦达峰为调查部（科）长。约定五天后开会。及期，吕志伊不到，会议因而流产。散会途中，张百祥与邓文辉、彭汉遗等商量，决定另行结合。他们认为，会党脑筋简单，必须在同盟会之外另设小团体，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否则不易收效。

这以后，由于内部矛盾加剧，东京同盟会本部日益涣散。四川同盟会员吴永珊等邀集各省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负责人员，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其时，国内许多会党分子逃亡来日，吴永珊、焦达峰等研究，建议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会党通通联合起来。焦达峰（1886—1911），字鞠荪，号大鹏，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即精于技击，后入浏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回乡，由姜守旦介绍，加入哥老会。1904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游学预备科。1905年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亚铁道学校。1906年回国，萍、浏、醴起义时在李金奇部下当联络参谋。1907年再次留学日本，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和同学张百祥等都对孙中山一意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放松会党工作不满，因此，便和吴永珊等发起联合会党的工作。

经过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吴永珊等两个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于1907年8月在东京集议，成立共进会。到会近百人，推张百祥为总理。张百祥（1879—1914），四川广安人，喜拳棒，好结客任侠，打抱不平，是川陕一带会党组织孝义会的头目，被称为双刀子张邕。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入东斌学校。他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因此受到大家的推举。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各部。会址初设于居正、罗杰寓所，后设于青山麻布区，署名华群舍。

最初，共进会的活动不多，和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也并不明显。1908年5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起义，共进会的居正、孙武都曾赶去参加；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这一年夏天，黄兴、谭人凤自安南回到东京。黄兴曾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又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着回答说：“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⁴¹⁾谭人凤则以为共进会模仿会党，“反文明而野蛮”，尤力持不可。但焦等意志坚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进行”⁽⁴²⁾。

共进会草拟过两份宣言，一文言，一白话。文言宣言偏重于宣扬反对满清贵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四万万黄帝子孙”奋起为祖宗雪仇。它说：“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不问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⁴³⁾白话宣言专为针对会党宣传需要而作，除上述思想外，还阐述了挽救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尖锐地指斥清政府投降洋人：“况且他到如今，朝纲紊乱，只有奉承洋人，作洋人的奴隶，拿我们给洋人做三层奴隶，又把我们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老百姓和洋人闹起事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要替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又讲要赔款多少，铁路也送给洋人，矿山也送给洋人，税关也送给洋人。你看近来各项东西，都越过越贵，过活又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吗？这满人他只顾请洋人来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

宣言表示，“若不早点把满人打开”，“满人”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托给洋人。它号召人们，“拚命去杀那满鞑子”，至于洋人的事，待下一步再办。宣言认为，只要中国整顿好了，洋人也就不敢欺凌我们了⁽⁴⁴⁾。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满族统治者执行媚外卖国政策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宣言所表现的思想正反映了这一点。

同盟会的纲领是三民主义。在这两个宣言里，恰恰既没有民权主义，又没有民生主义。不仅如此，共进会还把同盟会誓约里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一改动的倡议者主要是孙武。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湖北夏口人。祖父曾任清军提督，父亲曾任清水师营管带。1897年，孙武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自立军起事时，被举为岳州司令。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又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逃亡东北，继又转赴东京，参加共进会，任军务部长。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自述：“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一切。”⁽⁴⁵⁾除孙武之外，其他人也曾有过解释。一种说法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⁴⁶⁾；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主张革命成功后，各界一律平等相待⁽⁴⁷⁾。人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口号，共进会领导人在使用这一口号时所赋予的内容仅仅是反对满族压迫和提高会党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肤浅了。

共进会的发起人不少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孙武自称“家富巨万”⁽⁴⁸⁾。刘公家号称刘百万⁽⁴⁹⁾，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这种变动，显然也反映了阶级的局限。关于这个问题，田桐曾说：“盖当时社会主义，会员中有怀疑者。”⁽⁵⁰⁾田桐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模仿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共进会订立“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等名目，每字各系一诗。其中，共进会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⁵¹⁾就是说，只要你反清，管你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可以不加区分。

共进会突出反满问题，它企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中国南方的不少会党，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但是，它抛弃“平均地权”的纲领，导致了革命水平的降低；忽视“维新”、“守旧”的区别，则隐伏着后来和守旧派合流的危机。

共进会第一任总理张百祥任职不久，就匆匆回国。继任者为邓文辉。在此期间，孙武等制订三等九级军制，确定了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同时共同推定各省都督：广东为聂荆，广西为刘玉山，江西为邓文辉，湖南为焦达峰，湖北为刘公，四川为何其义，安徽为孙竹丹，江苏为傅亦僧，河南为罗杰。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共进会在东京开会讨论，决定加强运动会党和军队的工作。会后，孙武、焦达峰等陆续回国，共进会的活动舞台逐渐移向国内。

三　后期光复会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陶成章去南洋募捐而进一步加剧。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⁵²⁾，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在东京，《民报》经费支绌，章炳麟穷得并日而食，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同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撰文参加和《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孙中山和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支持章炳麟，孙中山对他南来活动也有戒心。因而，没有积极支持。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要求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⁵³⁾。陶要求孙中山写信介绍他到各地筹款，孙中山应允了。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过程中，陶成章的行动本来就是迟缓的。直到1907年1月4日，他才成为同盟会员。这时，更对孙中山产生了疑忌，便决计“独自经营”。他和在槟港当教员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准备在南洋大量发展会员。11月，陶成章至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同时，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筹饷。发票正面加盖的是“浙江同盟分会”印；背面，陶成章声明：“光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⁵⁴⁾，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埋下了伏笔。

12月6日，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不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其后，陶成章准备向各地收款，再次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孙中山没有给。因此，陶成章便去到爪哇泗水，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成立光复会，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泗水光复会成立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新加坡参加者有许雪湫，文岛有李燮和及侨商曾连庆等。由于许雪湫等在黄冈起义失败后群居南洋，对孙中山及其左右采取的善后措施颇多非议，便大力支持陶成章，因此，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

1909年5月，陶成章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等五六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要求废除南洋支部章程，另订新章，使南洋各同盟会分会直属东京总会。《民报》已于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罪状》要求重开《民报》机关，附设旬报，凡《中兴报》发行的地方，该报都要“踪寻之而往”。《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孙眉在九龙起造屋宇，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孙文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得到了章炳麟和江、浙少数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因此，黄兴也遭到陶成章的攻击。随后，在爪哇的陈威涛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将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

当时，黄兴、汪精卫正在东京筹备续出《民报》。陶成章认为它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⁵⁵⁾，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陶成章便运动章炳麟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苦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11月6日，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这份传单。11日、27日、29日，又分三天连载了《孙文罪状》，借机攻击说：“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⁵⁶⁾与陶成章、章炳麟相呼应，在法国的张继则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⁵⁷⁾。

当陶成章、章炳麟大肆攻击之际，孙中山正在伦敦。10月22日，他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指出这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对于联络华侨“大有阻碍”⁽⁵⁸⁾。同时，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要求吴为长文一篇，为公道之评判。

陶、章对孙中山的无理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炳麟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⁵⁹⁾。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⁶⁰⁾。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并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调查实情公布，真相大白。

由于双方日益对立，加上刘师培通敌叛变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东京的革命党人未经冷静分析即公布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六函，指责章炳麟为端方的侦探。11月下旬，《中国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二文，指责章炳麟为“两截人物”，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东京《民报》之罪人”。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炳麟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炳麟“破坏党事，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⁶¹⁾。同月21日，吴稚晖在信中向孙中山表示，要将章炳麟的“行为心术，详为发覆”⁽⁶²⁾。在此前后，新加坡《中兴日报》、香港《公益报》、巴黎《新世纪》、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先后发表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的几封信和其他答辩文章。这样，关系就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陶成章初到东京时就对章炳麟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⁶³⁾章炳麟表示同意。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东京。章炳麟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办事人员。3月10日，章炳麟、陶成章在东京发刊《教育今语杂志》，宣称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⁶⁴⁾。

后期光复会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⁶⁵⁾。它提倡经商以积聚款项，又提倡教育和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⁶⁶⁾，“实事求是，以图渐进”⁽⁶⁷⁾。陶成章甚至想入非非，计划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这一时期，他虽然还怀着“排满”的总目的，但在进行方针上，却已经和改良派相差无几了。

1911年初，陶成章因感到在东京“实在难以过日”⁽⁶⁸⁾，写信给李燮和，表示愿到南洋找一个寺院寄居，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4月，陶成章重到爪哇泗水。

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的同时，孙中山也在着手改组同盟会。1909年冬，他在到达美国后复函张继，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又说：“（东京）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⁶⁹⁾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秋，孙中山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⁷⁰⁾。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一文，将这一变动公之于世，声称：“中华革命党总机关虽设在外洋，而党事之发达尤以内地各省为最盛。”⁽⁷¹⁾但是，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始终没有传播开来。

光复、同盟两会之间的矛盾纠缠最久，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威信，分散和瓦解了革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