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及其失败
一 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新疆除外）。立宪派的活动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谘议局议员，他们觉得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那时，执掌朝政的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认为这是个很有利的时机。于是，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度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这一次是江苏谘议局带头发起。当选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派出孟昭常、方还、杨廷栋三人分途到各省与谘议局联络，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请愿进行办法。这时，张謇还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鼓吹。12月间，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代表陆续抵沪。加上江苏省共十六省五十多名代表，经过多次会议，组成了请愿代表团，公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此后三次请愿高潮中，孙都是请愿团的主持者。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天津人，家豪富，八国联军入侵时，家业大部分被毁。他很有爱国思想，曾大力捐资兴办教育，颇受地方人士推重。1906年参与创办自治研究所，从此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9年被选为谘议局议员。请愿代表团北上前夕，代表们情绪十分热烈，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锧死阙下”(75)。张謇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发表欢送演说，提出“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并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76)这是张謇的保守的政治态度的明显反映。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是由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属稿，经张謇修改定稿的。书中主要强调内外危机严重，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代表团推孙洪伊、刘崇佑（福建谘议局副议长）、方还等分头拜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请求他们予以赞助。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对这些议员先生颇为客气。但当朝廷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如何应付请愿运动时，却大都沉默不语。其中多数是不赞成开国会，但不愿明白说出，怕招致舆论的攻击；还有一部分只知持禄保身，更不愿明确表态；极少数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出于维系清朝的统治命运，倾向于赞同立宪派的主张。但明知朝廷及权臣反对，也不敢力争。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议员代表们说了一些慰勉的话之后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77)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
代表们对这次请愿失败有思想准备，他们遵循张謇的“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决定继续进行请愿。
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立分会。该会所定的《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78)。这时，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其发起人黎宗岳曾先后主办《国报》和《中国报》，思想较为激进。为发动第二次请愿，江苏、直隶、广东三省谘议局分别派人到邻近各省和海外华侨聚居地进行联络，力图扩大请愿的规模。随着各省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和国会期成会分会，第二次请愿便开始发动。直隶于4月15日在天津召开大会，选出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代表。山东谘议局于5月中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声称全省签名请愿的已有六万人。与此同时，广东电称：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成立之日，“到者数万人，座满途塞，收捐款一万四千余元”(79)。这些说法很可能有夸张，但终究可以反映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热烈情绪。
各省请愿代表于5月间开始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多半在省内经各界大会推举，突破了谘议局议员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南洋华侨派出了请愿代表陆乃翔专程回国参加请愿。（陆回国后，接受澳洲华侨委托兼充澳洲华侨请愿代表。）
孙洪伊等人同各省代表商定，由各省捐款，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公推徐佛苏为主编。经过紧张的筹备，该报于6月间出版。当时，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宪志日刊》也在北京出版。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先后在立宪派各大报刊登出。这篇一万多字的洋洋大文，系统地论述了立宪派关于国会问题的主张。梁启超这时也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所谓请愿政府是指请设责任政府）等文，为请愿运动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请愿代表团还将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血书印刷传布，以增加鼓动的力量。
这一次请愿运动无论从参加人数、活动规模，还是组织方式上，都比前一次大进一步。入京的请愿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达三十万。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余人前往都察院，按不同的社会团体，共递上十份请愿书(80)。另外还向摄政王载沣上了一道请愿书。这次请愿书的词气明显地比上次来得激切。如孙洪伊领衔的以各省谘议局名义上的请愿书，就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81)。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痛切陈词说：“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书中斥责阻挠国会的大臣“阳为老诚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惧不利于身家者也”(82)。运动的声势和请愿书词气的变化，使载沣及其左右权臣颇生疑惧。据当时报纸透露，有人提出对请愿要“严旨震吓”。但另有一些人生怕这样反会“酿生意外枝节”(83)。载沣折衷众论，乃于6月27日发布了一道词旨较上次更为严厉的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84)，企图堵塞进一步请愿的途径。但这时朝廷的一纸空文已吓不倒立宪派。在上谕发表的第二天，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团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85)
清政府不准“再行渎请”的诏令使立宪派感到愤懑。梁启超说：“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五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86)反映出立宪派共同的恐栗与忧愤交加的心情。
第三次请愿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驻京请愿代表团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适当的改组。因为原有的代表团是在第一次请愿前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会议时成立的，代表团成员只限于谘议局议员。经改组，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加入，规模扩大了。他们选出孙洪伊、方还、吴赐龄、邓孝可等十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汪龙光等为编辑员。此外由各省代表中推一人充当评议员。这些代表团的职员，同时即为国会请愿同志会的职员。这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已正式报请民政部立案，作为请愿运动的合法机构。
各地请愿运动比以往历次都来得更加活跃。7月12日，湖北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提出了“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这本来是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力的口号。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行动上远比他们的宣传来得软弱，这一口号在实践上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有的省还提出，如果清政府仍迁延不开国会，各省谘议局便宣告同时解散。这个口号固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激动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四川、山东、陕西等省较快地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入京活动。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北京请愿团，表示热烈赞助。美洲华侨和日本华侨这一次也分别派有代表参加请愿。美洲代表伍宪子（庄），属于康有为控制下的帝国宪政会，日本代表汤觉顿（叡）则是梁启超的心腹。当时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贡生员及留学生数百人也参加了请愿活动。然而，对请愿代表团说来，更大的支持力量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该会于8月9日在北京开第一次会议，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到京参加了会议，如直隶议长阎凤阁，副议长王振尧，浙江副议长沈钧儒，福建副议长刘崇佑，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北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奉天副议长张百斛，黑龙江副议长战殿臣等。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的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湖南的罗杰；山东的周树标；等等，都是各该省谘议局中有影响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选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标、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讨论了各省谘议局共同关心的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速开国会案。
一向比较保守的张謇，这时估量了形势，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87)。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山西议长梁善济致函批评说，组织所谓“议长请愿团”仍是少数人的活动。他认为“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他主张“联络资政院互选议员，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此案（指请速开国会）如仍无效，互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88)。显然，梁善济的态度要比张謇积极得多。张謇的打算没有实现。
请愿代表团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高潮。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六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十七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半路上遇到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正在迎候代表团。赵、牛两青年当场分别割臂割股写血书，表示强烈要求国会的决心。但代表们到王府时，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六人准备日夜守候，必面交请愿书并转达东三省青年的热诚。王府的警卫劝令六人散归，六代表坚持不去。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随员亲到现场劝慰，说摄政王数日内不能回邸，他本人保证将代表们的上书当日呈交。这时代表们才将请愿书交与善耆后退去。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以后又遍访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
第三次请愿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各省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如直隶各界于10月5日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参加者二千数百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向朝廷代奏直隶人民的国会请愿书。陈夔龙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辩论多时才答应代奏。10月16日，河南开封各界绅民三千余人会集游梁祠，开请愿大会。会后游行到抚院，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答应代奏请愿书。然后队伍又游行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89)。民气高昂可见一斑。在前两次请愿中表现不甚突出的四川省，这时也出现了群众性请愿高潮。10月29日，在省城成都，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召集三千人的大会，通过请愿书后，也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等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一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谘议局得知消息，忙加劝阻，害怕规模过大，会发生意外。但表示一定说服总督代奏，如不得结果，再考虑齐集省城请愿。10月30日，福建省九府二州各界代表三四千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会后也举行了游行请愿，迫使总督松寿答应代奏请愿书。
群众性的请愿运动推动了立宪派的上层分子，各省谘议局频频致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其中许多省表示了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如果政府“始终坚持不开（国会）主义，资政院民选议员宜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可同时解散，以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但孙洪伊等人受了奕劻等王公大臣表面“同情”态度的迷惑，对统治集团心存幻想，以为这次请愿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回电劝慰各省“宜暂静候勿躁”(90)。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这次请愿运动中，资政院的活动也颇引人注意。开院之初，依照事先定好的议事日表，每次会议讨论的都是政府交议案。孙洪伊等的请愿书，谘议局联合会请速开国会的提案，于10月9日便递交资政院，却一直未予讨论，甚至也没有列入议事日表。对此，立宪派议员极为不满。10月17日，正当讨论理藩部交议的提案时，湖南议员易宗夔突然起立发言说：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但所讨论的都是些枝叶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91)。他要求议长改定议事日表，立即开始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他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副总裁沈家本，坚持按既定日表进行，结果一直延迟到10月22日，才把请速开国会案正式列入日表。那一天日表上共有四项议程，而国会问题列在最后。议员们对前三项议案毫无兴趣，发言者寥寥无几。当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时，会场立即活跃起来。立宪派议员争先发言，而且个个慷慨激昂。湖南议员罗杰发言说：“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1．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2．议长应从速上奏；3．摄政王应即允速开(92)。发言者全部赞成奏请朝廷速开国会。当此案付表决时，担任副议长的沈家本坚持用投票表决；而立宪派议员则坚决主张用起立表决法，意在对守旧的钦选议员施加压力，争取全院一致通过。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广西议员吴赐龄大声说道：议长不赞成起立表决法，是先存袒护反对者的意思，则议长本人是第一个反对速开国会者。逼得沈家本无法招架，只好同意起立表决。当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这一议案时，立宪派议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把议场上的胜利当成了事实上的胜利。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这是由立宪派议员和钦选议员联合起草的，主要执笔者是标榜积极赞助立宪而实际忠心为朝廷效劳的钦选议员汪荣宝。奏稿的词气相当温和，而且没有提出提前召开国会的具体期限。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三个附件（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提案，孙洪伊等所上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所上请愿书），一并上奏朝廷。当时曾有议员提议，如果奏案不得允准，资政院应停议或议员辞职。但江、浙议员雷奋等人不赞成这一激进的主张，仍遵信张謇的那一套“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
第三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赞助。这些地方官员一方面受了立宪派的游说和群众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指望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可使中央集权受到限制，从而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军、政、财权。10月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93)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94)。这一举动对最高统治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载沣等人对于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时，直隶总督陈夔龙揣摩朝廷意旨，上了一道奏折，主张先设内阁，缓开国会，酌量缩短期限。他的意见遭到参与联奏的一些督抚的批驳。但昏瞆的满清朝廷最后还是大体采纳了陈夔龙等人的意见。
以载沣为首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会请愿运动威胁着他们的统治权。所以就连原来赞助立宪、赢得立宪派赞誉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这时也公开表示否定的态度。孙洪伊等曾特访载泽，询问其对国会问题的意向，说：“泽公昔为立宪政体首倡者，今据外间传说，于国会问题颇有反对意见，岂非自相矛盾？”(95)载泽在为自己辩解之后，仍然声明，对于国会请愿，朝廷不能“遽然轻许”。他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满族权贵对于失去统治权的忧惧。但是载沣等人又不能无视立宪派和督抚们的动向，害怕他们因失望而离心。所以在经过了紧张的筹画之后，作出了先设内阁，和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决定，企图缓和一下形势。
10月28日，载沣决定将请愿折稿交王大臣阅看。11月3日，召见王大臣会商。次日即发上谕，决定“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但同时宣称：“此次缩定期限……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96)同日另发谕旨，要“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97)。这一谕旨表明了朝廷将不惜以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运动。
二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清朝统治者估计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很难靠一纸上谕平息下去。它一面确定对以后的请愿实行镇压，一面立即着手对立宪派实行分化瓦解。
当时在民政部任左参议的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是个既受朝臣信任又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98)。在上谕发表的前一天，资政院总裁溥伦即以朝廷意旨告诉他，要他在民选议员中做分化工作。汪当即找到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议员，如雷奋、罗杰、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谈，雷奋等答应与之合作。他们在资政院民选议员及常驻北京的请愿团中展开活动，动摇了他们继续请愿的决心，使资政院在得旨后，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请愿代表团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仍然存在。
统治者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强令北京商民悬灯“欢祝”国会缩期召开；乐于为清廷捧场的外国使馆也悬旗“致贺”。
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于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消息。第二天，江、浙两省谘议局便发电给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这一叛卖性的举动使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是立宪派中保守的一翼，与上层统治集团有较多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经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让步，请愿运动就算有了具体结果。如不顾谕旨，继续请愿，就可能弄到与朝廷决裂的地步。而这是他们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首先妥协了。
与张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宪派的绝大多数都对清廷上谕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的立宪派都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谕发表后，曾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稍后，湖北省谘议局等联合三十九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再请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会，也要求总督赵尔巽代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显示出相当悲壮的气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对于救亡图存格外具有紧迫感。他们历次所上的请愿书都以救亡为唯一的理由。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时，奉天的立宪派特别是青年学生异常忧愤，必欲拼死力争。谘议局连次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但未获具体结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袁、张略有难色，当即有两个学生割指刺股写血书，以表继续请愿的决心。12月4日，有三千余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12月6日，谘议局出面组织省城八个团体及四十六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列队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的大旗。当时报纸载称，请愿群众情绪异常悲愤，齐声痛哭，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这一天群众集会请愿的场面，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注意。第二天，锡良代奏折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请愿书的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说：“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99)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应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100)。
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罢课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调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托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强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101)。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罢课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鸡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饬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拏严办”(102)。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像罪犯一样强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谕：“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103)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104)。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105)。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罢课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天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106)。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107)。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怯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这种主动性最终还是被其软弱性所窒息了。他们本来知道“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所以才发动请愿运动。但多次请愿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敢去强迫政府，而最后终于在政府强迫的暴力面前退却了。这是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带有争民主的性质。立宪派对腐朽的清朝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攻击，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集团，使其更加陷于孤立。国会请愿运动是在御侮救亡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以开国会为救亡手段，诚然是幻想。但许多立宪派分子特别是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确是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参加运动的。正是这种爱国性，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
国会请愿运动也是立宪派上层分子用来抵制革命的手段。他们极力宣传，只要开国会就能救亡图强，散布对统治者的幻想，并且诋毁革命，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样，国会请愿运动吸引的群众越多，对革命活动所造成的困难也就越大。因此它本身不是革命的运动。但清朝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而且把一部分立宪派也逼上了赞助革命的道路。
三 立宪派对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的直接目的是要安抚和笼络立宪派，借以稳定国内的政治形势，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和防范革命党。所以立宪派的态度如何对清政府至关重要。而立宪派对清政府原本抱有很大的希望。当预备立宪诏书发布的时候，立宪派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说，这是“本朝二百余年未有之盛举”，甚至是“我国历史以来五千余年未有之盛举”(108)。他们好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突然看到绿洲的幻景一样，一下子振奋起来，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乐土就在眼前了。1906年这一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额达到二千二百九十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比1900年到1905年这六年的累计投资总和还多五十余万元，这是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士绅对立宪前途充满希望的最生动的表示。但是，好景不长。官制改革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真正实行立宪，于是立宪派的希望逐渐暗淡下来，以后再也不曾恢复起这种投资的热情。
可是，立宪派还没有绝望。他们以为，既然清政府被迫走出了第一步——做出准备实行立宪的表示，那么，只要继续施加压力，或许会迫使它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一步一步地终于走上立宪的轨道。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国会请愿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清政府对立宪派的力量并没有足够的估计。它以为可以像对付小孩子一样，哄一哄就会安静下来。结果并非如此。自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逐步形成为一个有一致的目标，有相当的组织，与政府相对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政治力量的主要意图是要削夺朝廷的大权。对此，清政府又恐惧，又嫉恨。专制统治者当然不肯把权力让给立宪派；但又怕立宪派叛离自己，使预备立宪无法进行，造成国内政治混乱。经过苦心筹谋，才弄出一套应付立宪派的策略。第一是拖延。即尽力推迟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时间。起初，清政府根本不提何时开国会、实行宪政；到1908年为了平息国会请愿运动，不得已预定下九年筹备的期限。但立宪派仍不满足。最后在出现了大规模群众请愿高潮的情况下，清廷又被迫将召开国会的期限提前三年。其实，这仍是应付手段，并非真的打算在宣统五年就把大权赋予国会。它只不过是拚命争取时间，以便采取步骤来确立和巩固皇室集权。第二是敷衍。为了欺骗舆论，清政府不能不多少做一点“预备立宪”的表示。成立谘议局，开设资政院，都是应付和安抚立宪派的手段。清政府想以这种手段，象征性地给立宪派一点“参政权”，使他们有所满足。然而，立宪派却利用谘议局、资政院同统治者展开了斗争。第三是限制，即限制立宪派的活动。1908年3月，清政府公布的“集会结社律”规定，“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例。按照这一笼统的条文，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一切自己所不喜欢的结社和集会，同时炮制的“报律”，更为专横。规定报纸出版前夕要将内容全部送审，企图把舆论完全控制起来。在整个“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和某些地方督抚，曾多次封禁报馆。1910年天津的《北方日报》创办伊始，只因其先期所发广告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字样，即被禁止出版(109)。此外，清廷还多次特发谕旨，禁止士庶学生干政。如1907年12月接连发布两次上谕，严禁绅商士庶借口立宪，干预朝政，严禁学生干预政事。立宪派对这些反动政策和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指责道：“言论、出版、集会，非立宪国所谓三自由乎！各国之立宪也，付三自由于民者也，今中国之立宪，乃先收此三自由于民！”(110)
通过实践，立宪派越来越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到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之后，清政府竟以赤裸裸的暴力来对付他们，从此立宪派中许多人开始产生绝望情绪。《时报》发表社论说：靠和平请愿的办法，再也得不到什么了；“苟犹有以为不足者，势非另易一办法不为功。然今日国民之实力，恐亦未易语此也”(111)。想要另外寻求一条道路，但又感到没有力量。北京的请愿代表团在奉命宣布解散时，曾向各省立宪派发出一份《通告书》，也表现了这种情绪。书中说：“朝命即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112)向全国的立宪派表明，请愿已毫无希望，以后如何行动，由大家自行抉择。谘议局联合会也发出了与这个意思相同的《宣告全国书》(113)。
在绝望和愤慨之下，一些较激进的立宪派骨干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114)。这种倾向无疑地加强了立宪派与清政府间在政治上的对抗，并影响到他们在武昌起义后所采取的政治态度。
在镇压了国会请愿运动之后，清廷于1911年5月建立起皇族内阁。这几乎使所有的立宪派都愤怒了。宪政编查馆与会议政务处在会奏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的奏折中，强调“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朝廷”；“议院有弹劾之权，而不得干黜陟之柄”(115)。立宪派在请愿国会时，明确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必须接受议院的监督，对议院负责任。而清廷所任命的内阁，只对君主负责任，则议院便无从监督内阁，所谓“弹劾之权”，便同旧日御史的弹劾权没有多大区别了。尤其使立宪派愤慨的是朝廷所任命的内阁名单。总理大臣是曾经一再被弹劾的、除招权纳贿之外一无本事的庆亲王奕劻，以下有两个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其余各部大臣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皇族），度支部载泽（皇族），学部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满），海军部载洵（皇族），法部绍昌（满），农工商部溥伦（皇族），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宗室）。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有四人，满族大臣则有九人，占绝对优势。而且这九人之中皇族竟占了五个，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叫它“皇族内阁”。立宪派舌敝唇焦，奔走呼号，要求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到头来，国会被拒绝，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来。这对立宪派的宪政理想简直是极大的污辱。当时在北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的各省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连续两次上折，抨击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国的通例，宣称“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116)。并指出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朝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117)。所以强烈要求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但是，皇族集权是载沣等人的既定政策，在这个涉及统治大权的问题上，一小撮满洲贵族是绝不肯让步的。7月5日发布的谕旨，严厉训斥各省谘议局议员，声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伸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118)载沣等人已不顾朝廷体面，与议员互相指责。议员们指责朝廷违背立宪公例，朝廷则指责议员们违背钦定宪法大纲；议员们指责朝廷有根本取消立宪之意，朝廷指责议员们“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这表明，朝廷与立宪派已经离心离德，清廷笼络立宪派的政策已经破产，预备立宪的骗局已经揭穿了。这时，连思想一贯保守的张謇也批评朝廷，“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119)。
张謇对皇族内阁既已不抱希望，所以他在那年赴京(120)，特地绕道从武汉北上，到彰德下车去拜访谪居中的袁世凯于洹上村。他与袁谈话之后，认为袁的意度“远在录录（碌碌）诸公之上”(121)。在日本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已到了“阳九否极之运”(122)。所以他暗中加紧活动，联络个别亲贵，联络军人(123)，准备伺机发动政变。而在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常会的各省立宪派头头，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这时则积极着手组织全国性的政党，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立宪派组党的意向是早就存在的，而且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都多少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只是规模相当小，受到地域的限制。国会请愿运动为立宪派造成了全国性的联合，给组建全国性的政党准备了客观条件。当清政府下令驱散请愿代表，接着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时，立宪派看到，他们已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适当的组织形式，组党的需要就显得更迫切了。于是从1911年春起，立宪派便加紧进行组党活动。3月间，孙洪伊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各省谘议局负责人进京会议。公开说的是筹商国是，实际则以组党为最主要的动机。他们预定会议的目标为：“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124)明显地透露出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企图。各省谘议局的议长或副议长大部分应邀到京参加了会议，使会议显出很大的重要性。组党会议是紧接着谘议局联合会会议之后进行的。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确定党名为宪友会，于6月4日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支会，并推定了各省支会发起人。宪友会的基本政纲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2．督促联责内阁；3．厘理行省政务；4．开发社会经济；5．讲求国民外交；6．提倡尚武教育(125)。这个政纲只不过更为明确地表明了立宪派的主张，其中列入“国民外交”，“尚武教育”，则与外交形势有关，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当时报刊披露，在组党过程中，立宪派对于谘议局、资政院的议案并不注意，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126)。《时报》并且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127)这种隐晦的说法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立宪派过去是立足于要求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朝廷的依赖和眷恋；组织宪友会时的立宪派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朝廷已没有多少倚赖和眷恋之意。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遇有机会就要叛离清廷。武昌起义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这固然表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也正是他们对清廷改变态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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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9页。
(2)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563页。
(3) 《预备立宪公会报》所刊《会员题名录》。
(4) 《郑孝胥日记》，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十月十日。
(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乙巳年八月条。
(6) 实际数字要比统计所表明的大。因当时的社会风气，仍以当官为贵，所以绝大部分亦官亦商的人或先官后商的人都只登记当官的身份，而不登记经商的身份。统计中自然要漏掉一部分。
(7)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宪政》创刊号，1944年1月出版。
(8) 《预备立宪公会报》第5期。
(9) 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民报》第13号转载。
(10)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2—213页。
(11)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号。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3页。
(13)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8—279页。
(17)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60页。
(1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
(19)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0页。
(20) 《汤觉顿致梁启超信》（原件），国家图书馆藏。
(21)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日。
(22)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23) 帝国主义为便利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西江地区竟自行武装捕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粤商自治会于1907年特发起争回西江捕盗权的运动。
(24) 《宪政杂志》第1卷第1期。
(25) 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3页《清季结社表》。
(26) 铁良（1863—1938），字宝臣，隶镶白旗，监生出身，其排汉思想极为强烈，时人以刚毅相比。从练兵处任职开始，他便与袁世凯互不相容。
(27) 《改革官制愤言》，《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2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4页。
(29) 熊范舆：《新官制评论》，《中国新报》第1号。
(30) 《鄂督张议复外官改制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31) 转引自白衣：《驳鄂督论司法独立之害》，《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32) 《中国新报》第4号，《致〈新民丛报〉记者》。
(33) 侯延爽：《留别山东同乡会词》，《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4) 杨度：《中国新报叙》，《中国新报》第1号。
(35) 《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36) 杨度的信不曾见。但从1907年5月梁启超的回信中可看出杨信的内容。梁在信中说：“至专提倡国会一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34—235页。
(37) 《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10页。
(38) 据郑孝胥日记，宪政讲习会会员方表于1907年11月便在上海联络发动国会请愿。
(39) 《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
(4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67页。
(41)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42)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派专使赴德“谢罪”，并在北京修建克林德纪念碑。
(43)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44) 薛大可：《财政改革与国会》，载《中国新报》第8号。这个估计数字反映着1907年前的情况。以后军费不断增加，据沈鉴：《辛亥革命前我国之陆军及其经费》一文说，宣统三年的预算，各项军费开支计达一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库平两。占当年预算支出的36％。
(45) 《宪志日刊》，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46) 《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初六、初七，初八日。
(47) 《直督陈夔龙奏复并案详议赵、王各条陈折》，《时报》，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
(48) 《国风报》第1年，第20号。
(49) 《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十七日。
(50) 《时报》，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
(51) 《时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
(52) 《各督抚为盐务致盐政处电》，《国风报》第1年，第11号。
(5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8—52页，《从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所借外债表》。
(54) 《岑制军奏陈预备立宪阶级折》，《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55) 湖北谘议局议长最初是吴庆焘，是个绅士。第一届会议刚开过即辞职，由汤化龙（原为副议长）接任议长。
(56) 《各省谘议局章程》，《东方杂志》1908年，第7期。
(57) 《各省之谘议局议案预备会》，《宪政新志》第1号，第155页。
(58)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七日。
(59) 《与客谈江苏谘议局》，《时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60) 资政院开院时，新疆谘议局仍未成立，所以民选议员有两个缺额。为保持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对等，钦选议员也暂留两个缺额，所以实际上钦选、民选议员各为九十八人。
(6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57、258页。
(62) 关于国会请愿案的辩论见下节。
(63)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4) 陶峻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5)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6)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7)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69) 吴赐龄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0) 易宗夔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72) 梁启超：《评资政院》，《国风报》第1年，第35号。
(73) 1907年任命的资政院两总裁之一孙家鼐于1909年11月死，1910年9月，任命沈家本为副总裁。
(7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75)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6)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8。
(78)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简章》，《时报》，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
(79) 《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九日。
(80) 这十份请愿书及其领衔人分别为：
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等；
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等；
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等；
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等；
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等；
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
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等；
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柟等；
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陆乃翔；
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见《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1) 《直省谘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82) 《国会请愿代表上摄政王书》，《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五日。
(83)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3。
(85)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86) 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年，第17号。
(87) 《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88)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89)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
(90)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91)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7号。
(92)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
(93) 这些督抚将军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以下有：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
(94) 《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国风报》第1年第26号。
(95)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96)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8) 汪是江苏元和人，曾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即在民政部任职，屡得迁升。民政部尚书善耆、资政院总裁溥伦对他都很倚重，许多重要文件都请他起草。
(99)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48—649页。
(100)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2)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3)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4)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5)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106) 《直督拿办温世霖原电》，《时报》，宣统三年正月初四日。
(107) 《论降旨发谴温世霖事》，《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08) 《七月十三日上谕与日本明治元年、明治十四年两次诏敕之比较》，《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09) 《东方杂志》1910年，第5期。
(110)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11) 《读初三日上谕感言》，《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七日。
(112) 《国会请愿代表团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
(113) 见《国风报》第2年，第14号。
(114) 当时参加请愿代表团并在京主办《国民公报》的徐佛苏曾回忆说，在清廷发布解散请愿代表的上谕时，“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见《梁任公逸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14—315页）。徐氏当时写给梁启超的信可以证明他的回忆，是大体不错的（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3—334页）。另外参加第三次请愿的美洲华侨代表伍宪子，后来在他所著《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中也说到这种情况。他说：“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
(11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9页。
(116) 《谘议局联合会呈都察院代奏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折》，《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117) 《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时报》，宣统三年六月三日。
(11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6。
(119)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120) 1911年6月，张謇为组织商界赴美访问团而到京请训。实际上张謇去京目的是为了窥测动静。但为了避嫌疑，他故意不参加在京举行的谘议局联合会，而以赴美报聘为名，入京活动。
(121) 《张謇日记》，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12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45页。
(123) 联络亲贵主要指载涛。载涛掌握相当一部分军权，特别是直接掌握禁卫军。梁启超拉拢他，一是为开党禁，二是为发动宫廷政变。武昌起义后，梁启超致徐勤一封信曾追述到这方面的筹画：其中说“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涛问计于安仁，安仁劝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联络军人，主要是指吴禄贞。武昌起义前，8月17日梁启超致信吴禄贞，极力与他联结，其中说“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玮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梁将此书交给在国内政界特别有活动能力的潘若海去面递吴禄贞，并委潘与吴面详一切（以上引文分别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9—340页，第345—346页）。
(124) 《申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25) 《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
(126) 《中国政党小史》，《时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
(127) 《与宪友会论进行之方法》，《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