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军队溃散，地盘沦丧，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国内笼罩着一片搜捕国民党人的恐怖气氛。国民党籍议员经此惨重打击，内部的分化尤为激烈。国民党内各色人物原形毕露，各种思想暴露无遗。
支持举兵讨袁的激烈派议员，被袁氏视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稳健派议员力主以法律限制袁氏，希望借政治竞争，图谋挽救，但这点微弱的抵抗，也遭到袁氏无情的打击。失望之余，他们纷纷出逃，各奔东西。其余的议员则各自为谋，有的登报申明脱离党籍，但图苟全；有的避祸离京，销声匿迹；有的临时转舵，改入他党；有的卖身投靠，堕落为袁氏的爪牙。鱼龙混杂、精神涣散的国民党，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年8月中旬，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一、实行部；二、继续部；三、暗杀部”(1)，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继续部择党内表面平和稍有政治能力者，阳与袁党联络，实则布置民党实力，万一此次失败，这些人尚可留在中国作后起之备；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阳与袁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2)，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红帮，并运动军队，谋二次独立。
9月初，陈其美、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3)，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4)。同时，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生泰客栈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赴浙江起事”(5)。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因浙督朱瑞态度有变而受阻。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清运入千余枚炸弹至董家渡，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所运炸弹连同秘密机关一同被破获，雷铁生不幸被捕入狱。陈其美图浙未成，便改变方针，再次计划“以一半经长崎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英杰与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6)。这次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辍。此后王金发继续在上海筹备武器弹药及军服，冒充长江水师，招募军队，于静安寺路“设立机关”(7)，准备再举。
戴季陶、刘艺舟从上海出发，8月27日抵大连，寓辽东旅店(8)。他们联络日本浪人及东三省绿林及阿城、伊通、双城、长春一带黄天教，“预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举事”(9)，图谋奉天独立。此外，吉林省纪东流、林文美等人，也在暗中组织机关，并密派人至天津购买快枪，运往公主岭，筹组东北讨袁军，“而备大举”(10)。还有一部分党人，或潜伏于朝鲜北境，或隐蔽于南满沿线各站，暗组机关，伺机进行。
除民党较集中的江浙与东三省外，还有不少流散党人自动聚集在一起，暗中发展组织，图谋再起，在各地孤军奋战。
广东讨袁事败后，避居港澳的党人问邓铿“将来以何法从事？”邓铿坚定地回答：“仍以炸弹从事。”(11)11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到港后，朱执信、邓铿召集党人，继续筹划广东独立，派任鹤年在澳门设立机关；刘龙标、葛宝成，运动高州军队；黄世棕、周玉堂，运动阳春、阳江军队；尹俊卿运动各赋闲军官；朱执信、邓铿计划“由外间运动军队，由高州来收省城”(12)。湖北党人潜匿汉口租界，组织“救国社”(13)，拟从武汉着手，暗杀黎元洪，拔除障碍，再图举事。同时，南漳县国民党分部长张正楷秘密招集党员，在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时，准备约期发动。但因走漏消息，县知事有所察觉，张迫不得已，率众数百人仓猝举事。起义队伍大呼“斩民贼，杀卫队”(14)，持械围攻县署。但力量过于悬殊，不久即被镇压。
同时，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暗杀组织和机关。天津暗杀机关，企图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15)。上海、浙江等地有人组织了新同盟会，其宗旨是“实行暗杀手段，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组织完全共和”(16)。该会在组织上实行等级制，按参加革命先后，将会员分为大字辈、议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等，并明确规定了各等的权限与义务。在行动上分：一、暗杀，二、游说，三、交际，四、刺探，五、运动，六、制造，七、秘录，共七个部(17)，并以上海为总部，另在浙江、广东、湖北、大连、奉天等地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多活跃于沿海地区。上海新同盟会机关，秘密设于民国政法大学，由校长龚荫槐主持。龚借学校名义，“发行股票，散布简章，网罗金钱，暗收死士为诸先烈复仇”(18)。另有一部分会员，密赴内地发展组织。但新同盟会组织屡遭破坏，首领多被捕。上海还有侠义铁血团、大同民党、社会改进团等秘密组织，坚持斗争。革命志士的活动，使得袁政府惶惶不安，曾严令各省都督“通饬所属，严行侦缉，如有乱党私立新同盟会名目，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19)。
国内各地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虽给袁政府以打击，但从全局来看，难成大业。他们的努力，只是二次革命的余波，无力重卷巨澜。
除上述部分党员在国内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王有兰、石瑛、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何子奇、彭程万、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则逃往南洋群岛。
孙中山、胡汉民一行，1913年8月4日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神户。孙中山于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说：“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20)请其在日代为疏通，协助入境。经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与日本山本首相交涉后，日本当局勉强同意孙中山等人上岸，但考虑到孙中山等此际来日本居住，鉴于内外种种关系，“于帝国不利”(21)，不愿他们在日本久居，决定“促其另赴他国，并不许其在日本设立机关”(22)。孙中山9日到达神户，8月18日转抵东京，寓赤坂区灵南坂二十七号海妻猪勇彦宅(23)。黄兴继孙中山之后，8月4日由香港出发，乘云海丸经日本门司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寓芝区高轮南町。先后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遹、程潜、耿毅、章梓、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覃振、杨庶堪、周震鳞、何成濬、陈强、程子楷、王统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在国内坚持斗争失败后，也相继到了日本。
国民党人的出逃，得到了一批意在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的日本军人的协助。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曾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24)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帮助国民党人潜往上海或香港，然后转赴日本。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25)，拒绝了倪嗣冲的要求。
然而，日本当局对接踵而至的大批国民党人，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既顾虑收留国民党人会引起袁政府的不满，也担心国民党人影响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此次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26)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看到，国民党虽已失败，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因此也不愿轻易舍弃国民党人。再加上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从中斡旋，日本当局表示，党人既已前来，“强行驱逐亦非上策”(27)，于是采取了既不舍弃国民党，又不致激怒袁世凯的折衷办法：一面对国民党人“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一面对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虽然袁世凯派陆军少将刘茂曾率探缉队前往日本，专事“侦察亡命民党之行动”(28)，但却不能得逞。孙中山等人仍可“自由来往，并无危险”(29)。同时，日本当局派出警探严密监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将他们每日每时的行动及来往人员的活动详细记录后，密呈外务省备案。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一面活动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
国民党新败，多数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尚不成熟”(30)。其他财、军界人士，更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轻率提供援助。日财界巨头涩泽荣对孙中山说：“贵国目前虽不完备，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所以目前举兵不合时宜，我不表赞成。”(31)为筹集起事经费，孙中山打算与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他一面与国内实业界联系，一面与日企业界人士洽谈，欲成立中日实业协会。但此事为袁政府探知，立即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32)日企业界因此改变态度，此事也跟着搁浅。此外，孙中山为购军械与日本军部的交涉，也遭挫折。孙中山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商谈，并通过与军界关系密切的坂野吉三郎运动军界。为此，孙中山还特意与坂野主持的精神团立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他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33)但日本军界仍不愿提供援助，声言目下发动三次革命“不合时宜”。坂野吉三郎也劝孙中山“暂时忍耐，静待时机”(34)。孙中山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收效很小，想再举革命，面临着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亡命海外的国民党人，在生活上也陷入困境。多数人在失败之后，仓促出逃，身无分文，连食宿衣被的费用都成问题。时逢冬季，饥寒交加。有的人只得向所熟识的官费学生乞贷，“买点熟红薯充饥”(35)。有的为生活所迫，“流为苦工，其苦乃不堪言状”(36)。他们过着困苦颠连的流亡生活，又感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滋长，思想极度混乱。于是“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37)。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38)因而不复过问政治。也有少部分激烈分子认为：“异地不宜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唯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39)更多的人则感到，失败之余应及时总结教训，确定下一步进行的方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因看法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40)，革命进入了最艰难困窘的时期。
二 孙黄分歧
“辛亥言功，癸丑言过。”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黄重逢于东京，即因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
孙中山认为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41)，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42)。他指出，许多同志把以前同盟会时候的纪律完全抛弃，首领的命令既不服从，旧日的主张也不遵照，人人在那里自由行动，使革命主义无从贯彻，因而失势力，误时机不少。战事已起，国民党籍各省都督不听号令，以致坐失良机。其次，在于党内不能统一。在组织上，国民党改组以来，“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43)。自精神上言之，投机分子涌入党内，“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44)。这样的党，敌人不攻也会自破。因此，这次失败是“自败也，非袁败之也”(45)。
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他认为“此不得已之战争，实袁氏迫成之耳”，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在各方面缺乏足够的准备。战争前，袁世凯早有布置，当袁氏公开挑战时，民党已进退维谷。战争之初，南京已非完全革命党的势力；在广东又有江孔殷、梁士诒等走狗用金钱收买，军队不尽可靠。加之迫不得已，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亦难于坚守。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次失败只是“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46)。
革命党内部，对战争失败的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客观地总结失败的教训，痛定思痛，团结协力，共谋恢复，认识是不难统一的。但如果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陷入互相推诿的争执之中，则会适得其反。
孙中山强调宋案发生后，他即力主开战，但黄兴想以法律解决，以致贻误战机。战争发生，黄兴又以“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观兵建康”，使其正确策略得不到实行，结果“措置稍乖，遗祸匪浅”。孙中山还责备黄兴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47)。
黄兴身为三军主帅，对战争的失败，理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这点，黄兴本人也不否认。他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48)但对孙中山一些过分的指责，黄兴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战争胜负未知，自己决定去南京代替孙中山指挥战斗，“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49)。
应当说孙中山对黄兴过分地指责是不正确的，这不但不能消除在癸丑之役中产生的不同意见，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这次争执之后，“孙黄裂痕显然”(50)。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在1913年9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他俩对立”(51)。但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两大领袖的矛盾，对党内的团结不能不产生直接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人认为，宋案发生，黄兴欲待法律解决，“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52)。战斗中，黄兴指挥的南京军队未战先溃，轻弃其地，并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谋，因此，“赣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53)。支持黄兴的人，以孙中山词锋所指，“大抵责难黄克强招致失败”(54)，而深表不满。他们认为，黄兴赴南京代孙中山亲征，其爱护领袖的苦心，真是可白天日。南京失利，不但黄兴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一样，因此苛责黄兴是不恰当的。由于上述原因，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由于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发生的争执，没有能正确处理，因此，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也出现严重分歧。
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认为袁世凯表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北有蒙古兵逼长城，西有回民揭旗关外，而宗社党亦蠢焉思动，徒党辈复各争权，时局若此，乌能久哉！”(55)与此相反，革命党遭此失败，“自表面观之，己党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创造革命党”(56)。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运动决非极难”，如果从现在准备，“一两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57)。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当此四方不靖之时，惟有聚精会神，一致猛进，持积极主义，共图三次革命。
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世凯依恃重兵，进步党又拥护他，正值盛时；更何况袁氏野心还未暴露，普通国民被袁氏政府之伪共和招牌所惑，过于信任袁氏。在此形势下，如若再举，多数人不肯赞同，不免再败。再则，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可据之地不止一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这时和袁硬拼，只能徒然白送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又无所补。因此，当前革命时机还未成熟，应从长远计议。他强调，今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58)。等待袁氏野心暴露，国民回头思念我们，拥护我们，我们再举义讨袁，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所谓“蓄之久而发之暴也”。
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朱执信认为袁世凯之施政“酷虐数倍前清，民积怨于政府，而无一之德泽可以讴歌也。其助寡于前时，而毒深于万姓”(59)，这样的政府难以长久。再从当前形势来看，革命党人“固难免于虎口矣”(60)，莫如再举反抗，“将来犹有望也”。陈其美四处奔走，力劝革命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说：“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决不能由等候而来，我们若能努力创造机会，则虽然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进社会的进步。”(61)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则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李根源说：“三次革命谈何容易，恐非十年后不能见诸实行。有主张急进者，以余观之，实无急进之余地。”(62)陈炯明更激烈地批驳激进派是“以冒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目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63)。其他人也觉得再举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要过五年、十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革命党内部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界线，日见分明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缓进派”。
“主张既歧，着手各异。”双方策略方针不同，在具体问题上的做法，自然相去甚远。
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当前应该做些什么？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更应该鼓起从前的勇气，勇往直前。为此，目前当务之急应立即纠合同志，组织机关，再图进行，“务以武力削彼暴政”(64)。
黄兴主张不能盲动，必须“从根本上做去”。因此目前所应做的事情是：一、宣传党义，“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65)，把前期所为的是非，披露于国民面前，以求恢复国民党的信用；二、广泛团结，“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66)，以结成更广泛的讨袁战线；三、组织干部，计划久远。黄兴准备设军官研习所，培养一批军事人才。他还强调，将来共和世界是以法治国，“今乘此修养时代，宜培植法律人才，亦为今时不容或缓之事”(67)。他鼓励同志，“趁这亡命期间，大家偷闲去研究学问，多造就一些人材”(68)。
其次，孙黄在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上，意见也截然相反。孙中山痛感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69)。失败后的国民党，“袁氏即不迫令解散，亦已名存实亡”(70)。流亡海外的党员，又因“意见不齐，缺乏统一”。显然，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再继续领导革命了。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党。
黄兴则坚持要继续保全国民党。他说：“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71)，并劝孙中山“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72)，而应从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之”(73)。黄兴同时还指出，今则袁氏独断专行，政党失其效力，且排斥而消灭之，若吾党不与他党联络，则势力既嫌单薄，且将多己之敌。在此形势下更应“广通声气，团结感情，庶同舟共济，奋力与专制魔王搏斗”(74)。
因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事关重大，李根源、程潜、熊克武特邀在长崎的柏文蔚等人到东京面商此事。柏文蔚提出，国民党内部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但是“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75)。谭人凤对此意见表示赞成。程潜、熊克武、冷遹等则主张仍旧“保全国民党”。李烈钧亦深表赞同地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政府从未干涉”，如孙中山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之国民党而取消之，是以绝不赞成”(76)。
孙黄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甚至互相攻讦，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不愿加入，其中一些人随后成立了欧事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