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叙述的内容，是北洋军阀皖系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止，前后正好四年。

这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

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失去了统驭和中心的人物，便到了梁启超所谓“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濂洞，演恶虎村”的时期，原来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各派军阀开始称雄割据。段祺瑞当政后一年，便因“府院之争”和“对德宣战案”，导致了张勋拥溥仪复辟，使共和政体再一次面临倾覆的威胁。张勋复辟比“洪宪帝制”更加鄙拙可笑，因而经历的时日更短，只有十三天即告结束。复辟失败后，原来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曾一度独立的南方各省，因护法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同北方分庭对抗，国会南迁，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支持、效忠或倾向于段祺瑞的一部分官僚政客，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即安福系），然后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违反《临时约法》，通过贿选和官宪干预，成立了安福国会。于是便形成一个国家，两个国会、两个政府的奇特局面。西南各派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号，乘势各霸一方，并互相火并，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而真正倡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却被排斥在一边。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南北议和，都无法消除分裂，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内部因原有的凝聚力融解消失，权势之争加上在对待南方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大派。直皖矛盾的演变激化，进而超过了南北之间的矛盾，直系转向同西南军阀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皖系，结果两派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在皖系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分裂，段祺瑞手下两名主将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的角逐日趋激烈。靳因不满徐的专横跋扈而同情直系，又成为直系争取反徐反皖的同盟者。

当南方各派军阀势力发展和直系吴佩孚崛起的时候，东北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势力也很快膨胀起来，摆脱了依附于皖系军阀的从属状态，成为一支影响政局的独立力量。新的直奉联盟，进一步削弱了皖系的力量，使直皖两派的均势失去平衡。曾经一度和段祺瑞合作、成为段内阁有力支柱的研究系，被段抛弃后，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因此，这一时期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种政治势力并峙发展，权力分散，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削弱，不仅南方军政府所属各省拒不听命，就是北洋所管辖的省区也多貌合神离。段派军阀统治比袁世凯的统治还要脆弱得多。从总体来说，北洋军阀势力已在走下坡路，开始了它的衰落过程。

段祺瑞为了恢复北洋军阀一统天下的霸业，坚持对南方进行讨伐，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但他力不从心，北洋派中除了徐树铮、倪嗣冲等极少数顽固主战派之外，支持赞成的人不多。段祺瑞在起初掌握北京政权时，因他曾反对袁世凯称帝，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后来又因举兵讨平张勋复辟和主张对德宣战，赢得了一些声誉，但他远没有袁世凯一度有过的那种威权。他出任内阁总理，三上三下，最终还是不得不下台，退居幕后操纵。皖系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掌握中央政府的全部权力。

皖系军阀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借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内扩编军队，炫耀武力，进行内战。安福系结党营私，毁法乱政，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完全失去了人心。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皖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不过三四天即被直军完全打败，导致了皖系军阀统治的倾覆。从根本上说，是民意和人心决定了这一结局。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进程来看，这个时期又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刻。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缔造的共和政体不断遭到破坏，反面人物一再出场，演出了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历史丑剧，时局愈来愈坏，人们的怀疑失望增长了，也在开始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对当时这种现实的反抗和反思的表现。人们虽然起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和出路，但毫无疑问是在重新探索，起步前进了。辛亥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力量有了新的变化，教育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旧的封建主义教育得到了某些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逐步确立，具有爱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进一步扩大，这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社会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以重大的影响，使人们从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造就了虽然当时为数不多但却是崭新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给腐败的社会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协约国战胜德、奥匈同盟国，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和政界以很大的影响。广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公理对强权，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和平人道主义对暴力武断主义的胜利，从而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对民主主义的空泛幻想。这些都影响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爆发的五四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其矛头实质上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卖国的皖系军阀官僚政客的。从“五四”到“六三”，爱国运动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各地城镇，继学生之后，工人、商界和市民也被卷了进来，形成巨大声势。军阀政府对此莫可如何，并且不得不让步，被迫遵从人民的意愿，将曹、章、陆免职，同意拒签和约。这固然是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抗争的结果，同时也和当时分裂型政治，统治阶级在内政外交方面不能协调一致行动，作出统一的决定有关。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大觉醒，第一次真正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威力。它给皖系军阀统治以很大的冲击，使其威信扫地，从而也给其政敌提供了进行反皖活动的大好时机。“五四”前后，研究系活跃一时，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对皖系旁敲侧击，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利用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加速了他的倒皖活动进程。

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前后有新旧之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此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研究中国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新方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也在进行新的探索。从此，同封建军阀对阵的，不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还产生了一批比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彻底更强劲有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分裂，权势的削弱和趋向衰落；另一方面是新思潮的勃兴，人民新的觉醒，进步民主力量的重新组合聚结。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时代在阔步向前，民意不可侮，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军阀势力虽然还可以横行一时，但历史注定他们末日的来临为期已不会很远了。

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但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本卷围绕皖系军阀的兴衰这个总题，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张勋复辟，西南军阀的纷起，护法运动，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以及这一时期内的中外关系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进行了探讨，阐明皖系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同时兼及其他重要问题。编写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评析历史事件和人物，避免主观随意性。如有舛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史学界的同行们和读者诸君多予批评指正。

本卷由彭明、周天度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前言 周天度

第一、第二章 潘荣（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周天度）

第三章 谢本书

第四章 方式光

第五章 章伯锋（第一节），周天度（第二节）

第六章 周天度

第七章 邓野（其中第七节彭明）

第八章 周天度

钟碧容提供了部分资料。彭明作了较多的组织工作。全书初稿由周天度、彭明进行整理修改，统一体例，核定史实，并最后定稿。邓野参加了第二、第四章部分史实的核对工作。李新、李宗一审阅了全书。

王述曾同志协助审阅了全稿，提了不少好的修改意见，并改正了某些地名、人名和引文方面的错漏，谨向他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