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变梵为夏”：佛教建筑艺术的本土化

佛教传入乃中华文化一大因缘，佛教建筑的传入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因缘。关于佛教传入汉地的年代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是汉地出现佛教建筑不晚于东汉。通常认为东汉明帝（57～75年在位）于洛阳建造白马寺乃汉地建寺之肇端，但经学者考证这可能只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汉明帝时洛阳并无白马寺。[21] 1986年四川什邡县采集到一块东汉晚期画像砖（图1-2-1），砖面上刻出一佛塔，为已知最早的汉地佛教建筑图像资料。这是一座楼阁式佛塔，塔身三层，塔刹有三重相轮，塔两侧各有一支莲花。这座佛塔的形制与印度或中亚佛塔迥然有别，可见早期汉地佛教建筑就已开始了汉化进程。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通观整部中国佛教文化史则可以发现，源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华夏文化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碰撞与冲突，也有妥协和融合，最终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并渗透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再以这种视野审视佛教建筑，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地佛教建筑，无论是佛塔、佛寺还是石窟寺，都在与华夏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发展出鲜明的汉化特色，在拓展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同时，也丰富了佛教建筑的内涵。下面我们简略讨论汉地佛教建筑的“变梵为夏”过程。

一、佛塔

中国佛塔起源甚早，前文所述的四川画像砖便是明证，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皆始建于三国孙吴时期。汉地佛塔形式颇多，其中汉化程度最高的是木构架楼阁式塔，北魏熙平元年（516）所建洛阳永宁寺九层塔是历史上最知名的楼阁式塔。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载：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并皆朱漆。

按北魏尺折合，“合去地一千尺”已超过255米，《洛阳伽蓝记》未免夸张。但根据《水经注》及《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核算，此塔高约134米，或许比较接近实际情况。[22] 现存木构楼阁式塔以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简称“应县木塔”）最为典型（图1-2-2）。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呈八边形，外观五层，底层重檐，共六檐五层，塔身内部另有四暗层，实为九层，塔顶系八角攒尖，上置塔刹，全塔通高67.31米。应县木塔的斗栱结构极为复杂，共有54种斗栱形式，这种复杂的结构系统使得应县木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历经九百余载仍巍然耸立。[23] 以应县木塔为代表的木构架楼阁式塔，从外观形式特征，到内部结构方式，以至建造材料，都与印度和中亚佛塔迥然不同。此外楼阁式塔还具有登塔游观功能，这也是汉地佛塔功能的新拓展。

密檐塔是另一种常见的汉地佛塔形式。密檐塔通常由砖砌造而成，在塔身外表用砖依照木构架形式做出梁、柱、檐、门窗等建筑元素，塔身底层较高，二层以上塔檐紧密相连，因此以“密檐”命名。通常认为密檐塔是由楼阁式塔发展而来的，但多数密檐塔不提供登临远眺。现存最早的密檐塔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图1-2-3）。该塔始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塔身平面外呈十二边形，内为八边形，外部密檐十五层，塔高约40米。塔身外廓线形成和缓韧健的抛物线收分，密檐之间均砌有门窗。塔顶覆莲上安置塔刹，以仰莲承受相轮及宝珠。除嵩岳寺塔外，知名的密檐塔还有陕西西安小雁塔（707年）、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824～839年）等。辽、金时期，密檐塔在北方大盛，至今尚存者颇多。

汉地佛塔在形式汉化的同时，置塔方式、装饰和功能等也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从置塔方式来看，除去传统的孤立式塔外，还出现了两两相望的对立式塔（陕西西安大雁塔与小雁塔）或双塔（江苏苏州罗汉院双塔），排列式三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方立式四塔（辽宁沈阳四门四塔）等，甚至还出现了“塔林”。最知名的塔林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内，少林寺塔林汇集了唐代至清代高僧墓塔二百余座，有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中小型佛塔，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塔景观”（图1-2-4）。其次，佛塔装饰也出现了多种样式。以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为例，[24]飞虹塔俗称琉璃塔，始建于东汉，重建于明代正德十年（1515）至嘉靖六年（1527）。该塔为八角十三层，高47.3米，塔身砖砌，外表用黄、绿、蓝、白、赭五彩琉璃装饰，雕饰极为绮丽，并饰以佛、菩萨、金刚、盘龙、神兽、鸟禽、花卉、流云、莲瓣、斗栱、角柱等琉璃构件，异常华美，琉璃至今色泽如新（图1-2-5）。此外，汉地佛塔功能的扩展也不可忽视。诸如料敌塔（河北定州料敌塔）、灯塔（浙江杭州六和塔），以及遍及乡村的风水塔等，这些承载着新用途的汉化塔式，已经超出了佛教建筑的范畴。

二、石窟

中古之际，汉地开凿了很多石窟，这些石窟寺也经历了全面的汉化过程。中国石窟寺略可分为四大区域：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25] 其中的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石窟是中国石窟遗迹的主要部分，最知名者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南京栖霞山石窟及重庆大足石刻等，这些石窟的汉化程度也最高。

石窟汉化首先体现在洞窟形制上。前文已述中心柱窟（塔庙窟）是印度石窟主要形制之一，中国北朝时期，敦煌、云冈、巩县、响堂山等石窟也都流行中心柱窟。以敦煌莫高窟为例，中心柱窟在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最为常见，第251、254、257、431窟是北朝中心柱窟的典型实例。敦煌中心柱窟通常呈长方形，中间偏后部凿出方形塔柱，直通窟顶。窟顶前部为人字披，后部用平棋顶。中心柱四周开龛，石窟左右壁上也常凿出一排佛龛。佛龛的样式最初是印度传来的“圆拱龛”，后来发展出了中国式的“阙形龛”。至北朝晚期莫高窟出现了殿堂窟，隋唐以后殿堂窟遂成大宗。在殿堂窟流行之际，传统的中心柱窟逐渐消失。殿堂窟又称“覆斗顶窟”，主室呈方形，顶为倒斗形，正壁开龛造像，或者三壁开三龛（图1-2-6）。此类形制被认为是由中国传统的帐演变而来，同时还与汉晋时期的墓室形制十分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殿堂窟主要仿自汉晋以来的宫殿形式，它是在北魏晚期由洛阳一带传至敦煌的。不论如何，殿堂窟在印度和西域地区不见，而是典型的中国化洞窟形制。随着殿堂窟的流行，壁画题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变画开始流行，盛唐以后大多数经变画中都具有盛大的乐舞场面，供养人形象也明显增大。此外隋唐之际敦煌石窟内流行一铺多身的群塑形式，上述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新发展与洞窟形制变化互为表里。总之在敦煌莫高窟中，中心柱窟内部的变化，以及殿堂窟取代中心柱窟都体现了佛教艺术的“变梵为夏”。

中国石窟的汉化还表现在窟前建筑上。中国石窟的窟前建筑有两种主要处理方式，[26]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在洞窟外部雕凿出仿木建筑结构，模拟地面寺院中的佛殿或佛塔外观。这种处理方式约始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盛行于北朝晚期，约止于唐代。窟前模拟佛殿的做法最早见于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27]此时正处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7～499），或与汉化政策有关。云冈第二期之后，龙门、麦积山、响堂山以及天龙山等石窟也相继出现了模拟佛殿形貌的窟前建筑。以太原天龙山北齐第16窟为例（图1-2-7），该窟窟前雕出两根八边形石柱，形成三开间仿木建筑前廊。双柱收分显著，柱础雕出莲瓣，柱上栌斗、阑额以及额上斗栱的比例和卷杀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惜的是窟前建筑屋顶部分已残，推测当初为庑殿顶形式。[28]此外北齐石窟还出现了模仿佛塔的窟前建筑，据杨泓先生的研究，这种模拟佛塔形貌的窟前建筑“流行时间仅限于北齐一代，且仅分布在今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的鼓山一带”，故此种窟前建筑是北齐石窟的特色。窟前建筑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在因崖开凿的窟龛前直接建造木构架殿堂或重阁建筑，这种做法始于公元5、6世纪之际，南北朝时期的实例见于敦煌莫高窟与南京栖霞山石窟等，唐宋时期这种做法日趋流行。以敦煌莫高窟为例，目前已清理出22个五代至元窟前殿堂遗址，其中属五代、宋营建者12个，西夏遗址4个，元代遗址4个。[29]此外宋辽金之际，云冈石窟第1至20窟以及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像龛都建造过规模宏大的木结构窟前殿堂，近年来考古工作在窟前发掘清理出的柱础遗迹以及石窟崖面上的凿孔都是明证。奉先寺大像龛在唐代时是露天的摩崖造像群，可能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依龛增建了木结构窟前建筑，[30]中龛五间，两侧龛各两间，所以奉先寺又有“九间房”之称。

以上所述洞窟形制和窟前建筑的变化，更多体现了石窟对中国传统木构殿堂的模仿。除此之外，汉地石窟还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形式——摩崖。摩崖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南方石窟摩崖龛像的数量多于洞窟，③尤其多见于巴蜀地区。四川广元、巴中、安岳以及重庆大足地区保存大量唐宋之间开凿的摩崖窟龛，另外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存有南诏与大理国摩崖。在西南石窟中，大足宝顶山石窟最具特色，该石窟是由当地僧人赵智凤主持开凿，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至淳祐九年（1249）历经70年而成。宝顶山是一座以大、小佛湾为主体、造像近万尊的佛教密宗道场，大佛湾和小佛湾两区均为摩崖造像，有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释迦涅槃、九龙灌顶、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观无量寿佛经变、地狱变、柳本尊行化事迹、十大明王以及牧牛图等主题摩崖窟龛，加之出于统一规划的缘故，以上窟龛构成了高逾10米、长约500米的大型连续性摩崖造像群（图1-2-8），场面极为恢宏，是摩崖造像的佳例，拓展了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佛寺

佛寺是汉地佛教建筑之大宗，数量和普及范围都远远超过石窟寺。

汉地佛寺建筑至少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汉地佛寺数量极多，由此产生了佛寺之间的等级之别。在印度地区，佛塔和石窟所占比重更大，汉地的情况则与其不同，不仅石窟寺形式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明显受到地面佛寺影响，而且在宋代以后石窟逐渐被佛寺所取代。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空前盛况：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又《魏书·释老志》亦云：

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有唐一代，佛寺数量也是多得令人瞠目，而且唐代佛寺已分为官、庶两个系统。《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条载：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这里的“寺”指的是官方规定数额的大型寺院，建于两京及各州，经济上有官方保障；与此相对，“兰若”是僧人或民众私造的小型道场，兰若主要由社会下层供养而维系。[32] 上引文献所记载的佛寺数量虽尚有讨论余地，但由此可见中古之际佛教寺院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兰若”遍及全国值得注意，因为这种数量庞大的佛教道场，不可能照搬印度梵宫布局，必然导致佛教建筑向着本土化、民间化趋势发展。还有一点须要格外注意，汉地佛寺的官、庶之别导致佛教建筑至少在唐代就已经被纳入中国传统宫室体制的尊卑等级中了。[33] 以现存三座唐代木构佛殿为例（图1-2-9、图1-2-10、图1-2-11），其寺院规模和建筑形制具有很大差异。五台县佛光寺属于官府赐额的正式寺院，主殿东大殿（875年）面阔七间，采用单檐庑殿顶形式，并用鸱尾，俨然宫殿体制。而五台县南禅寺和平顺县天台庵则属于非正式的“兰若”。南禅寺大殿（782年）和天台庵大殿皆为三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整个寺院规模更是无法与佛光寺相比，佛寺等级差异的明显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汉地佛教寺院中佛塔的位置与印度和中亚也有明显区别。汉魏西晋时期，汉地寺院具有“立塔为寺”的特征，而且存在对“浮屠”（塔）和“寺”在称呼上不加分别的现象。东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分汉地佛寺仍旧延续了以佛塔为礼拜中心的传统寺院布局方式，但寺院建制开始扩大，出现了殿堂、讲堂和禅房。如洛阳永宁寺以佛塔为中心，佛塔前为山门，后为殿堂，继承了早期佛寺的布局特征。与此同时，由于南北朝流行“舍宅为寺”之风，另一部分佛寺则向着宫殿化、宅第化的方向演变。据《洛阳伽蓝记》卷一“建中寺”条记载，北魏建明元年（530），尔朱世隆得阉官刘腾宅第，后将其舍为“建中寺”，是书略云：

一里之间，廊庑充溢。……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满其中。

这座建中寺以宅第为基础，寺院中心是由前厅改成的佛殿，形成了与永宁寺截然不同的布局方式。傅熹年曾指出：“佛寺中国化的特点就是由以佛塔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佛殿为中心，向着中国传统宫殿、贵邸的形式发展”，[34]建中寺就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典型实例。在由佛塔中心过渡到佛殿中心的过程中，寺院布局出现过佛塔与殿堂并重的现象，如登封嵩岳寺现唯存十五层密檐砖塔，据李邕《嵩岳寺碑》载，塔东“亦曩时之凤阳殿也”，可知嵩岳寺曾一度采用佛塔与佛殿东西并置的布局方式，只可惜实物早已不存。[35] 一些现存日本早期佛寺仍保存了佛塔与金堂（佛殿）并重的布局方式（详下），体现了由以佛塔为中心过渡到以佛殿为中心的布局演变，可以补充汉地早期佛寺材料相对阙如的情况。[36] 唐代之后，以殿堂或重阁为中心的布局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佛塔往往被安置在佛殿两侧，或置于寺院独立的别院中，如北宋汴梁大相国寺中轴线上分别布置两道山门、弥勒殿和资圣阁，而佛塔被设在山门两侧的东、西塔院中。这一时期佛塔居中的布局模式已很少见，仅见于辽代统治区的部分佛寺中，[37] 最典型之例当属山西应县佛宫寺（1056年）。唐宋之际，随着禅宗的兴盛，禅寺形成了“七堂伽蓝”制。七堂伽蓝，即一座寺院应具有的七种不同用途建筑，一般认为禅宗的七堂伽蓝包括山门、佛殿、法堂（讲堂）、方丈、食堂、浴室和东司（厕所），[38]其中山门、佛殿和法堂处于寺院中轴线位置上，其余四堂分居两侧。不难发现，在禅宗伽蓝制中，早期佛教礼拜中心的佛塔已蜕变为锦上之花。

佛寺汉化还表现在形式风格的自然化趋势上。佛寺的自然化转向约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佛寺与园林结合。从文献看，佛寺中的叠山理水之风约始于魏晋南北朝，如北魏时期洛阳城南的景明寺：

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寺有三池，苇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浮沈于绿水。（《洛阳伽蓝记》卷三）

七层浮屠与山、池、“竹松兰芷”以及“青凫白雁”同处一寺，这种情况在印度和中亚佛寺中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汉地却非孤例。又《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了河间寺的景象：

入其（河间寺）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啧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最初佛寺中的园林与“舍宅为寺”密切相关，但后来寺中造园渐成常见做法，现存苏州狮子林（历史上曾为狮林寺）和西园寺就是典型实例（图1-2-12）。其二，佛寺与胜景的结合。东晋时期，净土宗初祖慧远（334～416年）入隐庐山，住东林寺结社弘法，是胜景建寺较早之例。禅宗更延续了这种做法，南宗禅强调心灵的透脱自在，具有鲜明的庄、玄倾向，故禅寺多选风景清幽之地，一时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南宋江南禅宗的“五山十刹”就是胜地建寺的典型实例。[39]（图1-2-13）需要格外指出，汉地佛教（尤其是南宗禅）的这种徜徉乎山水、安顿于林泉的做法，与印度沙门远离尘世、勤修苦行具有显著的差别，虽同样归于山林，旨趣与意义却不尽相同。其三，自然化趋向还体现在灵活自由的佛寺布局上。那些地处风景胜境的山林寺院受地形条件限制，需要因地制宜自不待言，即便是处于坊里内的城郭寺院，也不时表现出灵活自由、不蹈规矩的形态变化。[40]另外一些汉化佛寺同样是依形就势、巧妙借助自然环境，比如恒山悬空寺依峭壁而建，极为险峻，创造出与西土迥然不同的佛寺建筑形象（图1-2-14）。这样的建筑与其说是出于环境限制的无奈，毋宁说是主动创造的结果，在最大限度发挥木构架优势的同时，也拓展了佛教建筑的形式可能性。总而言之，佛教建筑在汉地历经了全面的革新：佛塔和石窟形式发生改观，石窟寺逐渐被地面佛寺所取代，佛塔的地位以及在佛寺中的位置产生变化，佛寺向着宅第化、园林化方向演变。凡此种种，都是佛教建筑汉化趋势的具体体现。

从宗教史角度看，中国的北传佛教除去上述介绍过的汉化佛教外，还包括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建筑与汉化佛教建筑区别甚大，从建筑结构体系上，前者属于碉房体系（砌块结构），后者属于木构架体系（梁柱结构）。[41]今天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内蒙古等地保留了很多藏传佛寺，有待研究的课题还很多。[42]元代以降，藏传佛教与汉化佛教交流密切，尤其是清代时建造了一批汉藏混合形式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