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

从新结构经济学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读林毅夫教授《繁荣的求索》后感

产权局　赵　双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的时期，GDP已达世界第二，贸易总额全球领先，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回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优势在哪里，经验在哪里，接下来又将往何处去，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中国经验，也成为全球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繁荣的求索》正是这样一部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归纳的著作。这为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发展道路，思考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和视角；书中提出的有关理论，更能成为一种分析的思路，有极高的方法论价值。

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是林毅夫教授的职业理想和学术追求，是他潜心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内在动力。正是本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经过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林教授在此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除《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之外，这部《繁荣的求索》集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崛起的问题。

《繁荣的求索》回顾了林教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四年中的经验、观察和所思所想，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思考。书中比较了世界历史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利用经济分析破解落后地区的经济难题，旨在帮助他们制定出充分考虑其比较优势、约束和目标的合适战略，并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走向繁荣之路的路线图。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林教授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并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国家需要识别并扶持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能够最有效地生产产品的产业），并且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需要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引领产业升级。通过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和理念，为我们展现了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以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几十年，通过一至两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贫困，并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这本书共分10章，从结构上看大体为：首先，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口，通过对产能过剩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及其解决方案的探讨，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及其主要理论范式的变迁，引出全书核心概念：新结构经济学；其次，在比较各国经济发展史，分析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其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增长方面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了，而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最后详细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价值、发展过程、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性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

接下来，我就书中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和体会做些介绍。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

林毅夫在书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做了梳理，他指出新结构主义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发展。第一波是指旧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国家主导，即由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发展现代产业。这一政策主张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代表词汇——进口替代。政策用意是好的，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普遍遭遇到经济停滞和甚至爆发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许多国家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由于结构主义在政策实践中的失败，理论界和政策界转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政府干预太多，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新自由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关注政府失灵，认为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就没有效率，国家的干预也会造成贪污腐败，典型的例子是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但结果如何呢？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年代到70年代还要低，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私有化造成还国有资产流失、经济主权削弱、失业问题凸显和全球范围的结构失衡及金融泡沫膨胀。显然，新自由主义同样没有达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愿望。而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快速增长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并没有完全遵循结构主义发展政策或“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转型政策的药方，反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大多都是推行渐进双轨制改革的经济体，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它们的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忽视市场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忽视政府的作用。基于此，林毅夫在总结历史与经验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必须考虑结构特征因素，同时也强调政府作为一个因势利导者，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结构转变为现代化结构。从经济学上讲，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不同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面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任何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贵。这样，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不一样了。而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比较贵的国家在这个产业上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的产业都是根据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

林毅夫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把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你就必须有比较好的硬件基础设施，才能将产品卖到广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资的规模和风险也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金融结构也必须改变，因此这些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制度结构也必须跟着变迁。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的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它所反映的却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

作为务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供了可以有效地将新结构理论转化为实际政策的操作手册——“两轨六步法”。所谓的“两轨”是两条轨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IFF（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增长甄别是因势利导的先决条件，他指出被甄别出来的产业必须在经济上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同时对于甄别出的禀赋优势，政府应当配套以政策的引导和提供消除生产力约束的基础设施，以引导和鼓励相关的投资和生产，即因势利导。现实的操作方法是“观察那些有着类似禀赋结构但具有更高国民收入并且在近几十年快速增长的国家中的那些日益成熟的贸易产业和服务业”。

六步是指首先，选择正确目标：为本国挑选一个参照国，参照国应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但人均实际收入为本国的两倍。然后，消除约束：政府应找出那些阻止产品升级和市场扩展的约束以及准入障碍并加以消除，常见的措施如加强基础设置建设、消除行业垄断、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完善适度的资金和土地支持等。第三，吸引直接投资（FDI）。中国的例子充分证明，FDI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培育和产业提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壮大自我发现的规模。找出国内企业已获得成功的行业，扶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改善基础设施或支持研发都是可能的选择。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环境较差的地方，集中发展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以点带面发展。第六，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特别是对行业的先行者或培育者，对其作为先驱者相较跟随者所需付出的超额代价予以补偿，如专利权的支持或前期的税费减免。

GIFF框架从操作层面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途径，且政府在这一实践中具有主导性作用，虽然有些企业会率先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产业的集群效应和国际竞争力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需要政府的基础设置改善和资金鼓励。当然，林毅夫也反复强调了要特别注意甄别禀赋优势，即切不可因勃勃雄心而盲目扶持非优势行业，否则只会造成产业发展畸形，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负担和产能过剩，重蹈结构经济学的覆辙。

三、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1）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　虽然，GIFF框架下，落后国家可以复制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的模式获得成功，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是成功的案例，也是具有多样性的。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素禀赋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存在变动。同时，某些看似存在差异的禀赋，在技术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等高速发展的今天，差异反而变小，具备了复制的可能。因此，在复制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关注模式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关系及技术进步，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2）改革将是长期性持续性的　一方面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的；另一方面要素禀赋的价值是相对的。书中指出“繁荣目标的实现，是国家基于要素禀赋的变化，逐步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循序渐进提升自身产业基础。”即在新结构经济框架中，一是政府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要始终保持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敏感认知，并基于此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即要持续推进改革；二是这种结构变化和改革是螺旋上升的，是不断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

（3）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展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一方面，产业层级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而要素禀赋结构往往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改革的渐进也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转型期间，改革以及支持性基础设施一般在有限的区域内初步建立，并用于支持特定的产业，典型的例子如经济特区、保税区等，这种改革往往需要一个以点带面的过程。

（4）政府扮演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并伴随着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和调整。政府在甄别要素禀赋结构和因势利导方面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责任。从经验来看，成功国家的政府总是把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政策定位在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因此，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出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消除这些产业发展的束缚，从而促进各类资本的进入和运行。

四、新结构经济学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再发现的重要过程。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判断是如此重要，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经济政策的成败。文中也提到了一个简单而易用的办法即对标禀赋结构类似的先进国家。这种方法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极为有效的。然而，对于当今中国，似乎这种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局限。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均排世界前二的经济体，其能复制的对象越来越少，那么如果没有参照系，如何发现要素禀赋结构？好在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定价工具——市场。书中提到，除了找参照系，市场机制来完成结构发现也是极为靠谱的。很多国家的第一次要素禀赋结构发现可以说是来自于FDI，即外部资本直接投资，我们叫中外合资。与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资本不同，FDI相对而言是一种更有利的外资来源，他的投机性很小，因为他需要经历资本—产品—资本的过程，所以通常面向符合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有比较优势才有利润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充沛的初级人力资源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要素禀赋。

研究表明，FDI有助于东道国生产率的提升和收入的增长，往往超过了国内投资通常所能达到的水平。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已经产生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外溢效应，国内资本、技术、管理实力空前强大。因此，对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该成为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占有中国经济规模近一半的国有经济，有必要通过对内投资自由化，实现新一轮的要素禀赋发现，其关键的目标在于明确发展的更高阶段的产业和部门，以制定相应政策去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发展。

若能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激活国有经济，我们就能更精准地确定新的要素禀赋结构，更准确地制定动态结构转型战略和实施方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还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是市场机制，提供公平的、充分的、高效的价值发现和交易平台。理论和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生产要素定价以及为资源有效配置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适宜的激励体制所必不可少的。二是基于法制的制度建设，包括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通过保护产权而保障依附于其上的收益权和参与经营权，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三是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遏制投机。必须在制度设计中，引导价值投资和积极参与经营的理念，鼓励积极的投资者，控制财务投资比例和规模。因为积极的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部门，也有助于经营能力和活力的提升。唯有保证此三点，才能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要素禀赋结构再发现功能。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从现实角度看，似乎更像是对中国30余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有正面也有反面，当然，即使有亟待改进之处，但中国的成绩还是有资格作为正面典型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无论战略有多完美，你应该偶尔看看结果”，在这点上，估计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许是会赞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著名的“猫论”让人不由发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林教授在书中提到的“繁荣目标的实现是国家基于要素禀赋的变化，逐步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循序渐进提升自身产业基础”同样蕴含着：实事求是、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繁荣本身也意味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