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

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来浅析国有企业改革

——读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有感

巡视机构　吴　慧

记得刚步入大学校门，就得知北大“必修”的全校通选课有《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社会心理学》和《中国经济专题》。由于自己的经济学必修课已不少，因此早早地就把前两门课选修了，但一直没有修林毅夫老师讲授的这门每周五晚能让北大理教117“爆棚”的《中国经济专题》。后来，林毅夫老师由于要去华盛顿履职世界银行副行长，我觉得如果再不修这门课的话，也许以后就没机会了。晚上7点的课，我提前一个小时去，就只能在讲台和讲桌的交界处找到一个“容身之地”，400多人的教室估计最终挤进去了六七百人。虽已过去6年，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在林老师“脚下”仰着头听完《中国经济专题》首节课的情形。近日又读了林毅夫老师《解读中国经济》这本书，想结合自己在中央企业和国资委共4年的工作经历，大胆利用林毅夫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理论，来谈谈自己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书中开篇即提出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机构、技术和制度几个方面，这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我用生产函数来简单表示，就是

f（x）=Af（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制度），其中A代表技术。

然后林毅夫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干预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并通过与二战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创造的“东亚奇迹”做对比，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一、比较发展战略理论的提出

书中先提出“自生能力”概念，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一个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就无法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生存；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产业选择进行了干预，由于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政府需要对其提供相应的保护和扶持。

在简化的经济模型中（图1），假设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就是最优点。等成本线的斜率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即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于劳动更丰富，它的企业就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更加丰富，企业就应选择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采用劳动密集的技术，这样的选择都是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我国国有企业大都是在建国后、在“赶超战略”的背景下建立和选择行业的，如果硬要企业生产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品，选择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部门，采用不符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技术，那么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不想让企业倒闭，政府就必须给予相应的保护和补贴。

自生能力是从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来看，比较优势从一个产品或产业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看，二者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否则就背离了最优的产业结构。因此，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它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在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中，一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超从表面上看来技术确实会有所进步，生产的产品也变得资本比较密集，但结果却使得此国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不靠国家扶持就无法生存。如果国家要这些企业生存，企业就得承担所谓的“政策性负担”，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企业必然亏损。因为这些亏损是国家造成的，国家就要对企业负责，给予企业“政策性支持”。政策性支持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市场准入机制、价格垄断等显性的补贴，也可以是扭曲的各种投入要素价格，包括降低银行利率、高估汇率，甚至压低原材料价格这些隐性的补贴。

林毅夫认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果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发展，那么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不需要政府的补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就一定最高、最有效率，要素禀赋结构也就随之得到提升，从而拉升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自发进行的，在整个过程中产业和技术结构都始终与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符合，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又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这就是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思路。

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一）国有企业的现状和问题根源

前文提到，我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在建国后“赶超战略”的背景下建立和选择行业的，往往选择了符合国家政策的资本相对密集型行业，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这些企业往往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他们必须要依靠政策性补贴，如市场准入机制、价格垄断、较低的银行利率、高估汇率等，这些补贴在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中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里想特别谈一下政策性补贴中“人为压低的银行利率”。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能享受到比民营企业低的利息。我国1979年之后恢复建立的金融体系，一是当初建立时就是为了服务国有大企业，二是在金融结构上倾向于学习西方，发展大银行。殊不知，发达国家之所以以大银行为主，是由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而且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地区性小银行已非常发达，而我国几乎没有。因为国有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贷款平均发放成本比小额贷款低，并且国有企业还有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风险更小，大银行更愿意为国有大企业提供贷款。小企业只能以更高的利息贷款，资金成本就远高于竞争对手大型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在享受了诸如低利率等政策性补贴的同时，也承担着社会就业、冗员、退休职工、企业办社会等政策性负担，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涉及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的综合改革，而非仅仅是改革国有企业。

（二）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思考

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林毅夫认为，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将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通过私有化改革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但目前改革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代理”问题，显然私有化或者混合所有制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不会是企业的所有者，小股东即使有资金注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股东愿意独自管理这个企业，因为管理的效率提高后他只能获得利润增加的一小部分。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混合所有制问题，但我们先想为什么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因为国企“不好”，我们要引进民营资本来解决上述的代理人问题；还是国企“好”，让民营资本来分一杯羹，或者来分享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补贴？如果是前者，前文已分析，混合所有制很难解决大型国有企业的代理人问题；如果是后者，那岂不是为了平“国进民退”之民愤而让少数民营资本来侵犯全民的利益？这显然不是国家政策的出发点。

因此还得回到解决代理人问题上来，林毅夫认为，从理论上讲，要解决激励不相容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可以根据企业实际利润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来激励管理层，将其收入和企业利润挂钩。所以让企业能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生存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前提。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往往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如果没有政策性补贴，就不能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因此，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也就可以停止给予其政策性补贴，然后靠市场竞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过去，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战略需要而建立起来，资本过度密集，处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林毅夫称之为“战略性负担”，因为这是由国家发展战略造成的企业负担。还有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和投资都集中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但是政府对城镇人口的就业有责任，当年就会要求国有企业吸纳大量员工，形成冗员，我在巡视调研中发现有些中央企业的下属企业利润都被各种“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消耗了。如今这些冗员负担、养老金负担、社会职能负担就逐步转移到企业身上，形成“社会性负担”，这需要国家完善社保体系，就不仅仅是国企改革或者混合所有制能解决的了；对于战略性负担，就要根据国有企业行业和产品的特性，分类处理。关系到国防安全等必须自主生产的，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国家直接监管；对于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企业，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实行转产，生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资本非常密集，民用市场也庞大，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缺少资本的，可以引进民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在生产、人力、市场等各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企业，就只能破产。所以引进民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是一拥而上，一定要分类处理。

而且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一定是要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否则由于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并不完全清楚政策性负担给企业带来的政策性亏损的具体数额，国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无法辨别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只能承担起所有的亏损，从而出现“预算软约束”。企业显然向国家索要补贴比辛苦经营更容易且成本更低，就会出现对国有企业补贴不断增加的情形。而且在没有消除政策性负担时，引进民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对国家而言不会更好反而更糟。因为民营资本进入后，再以政策性负担名义向国家索要的补贴，会一部分甚至全部“合法地”进入民营资本的口袋。并且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执行者是现有的管理层，当实行管理层收购或者参股时，企业的管理层会把国有资产的价格人为压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即使不是管理层持股，民营资本的持有者无疑也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全民仍然无法享受到国有资本收益。由于有补贴等超额收益的引诱，民营资本引进选择机制是否透明、是否涉及利益输送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例如，前段时间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中信国安改制事件”——5家“名不见经传”的民企合起来共耗资约56.6亿元现金，就获得净资产155亿元的国安集团近80％的股权——就饱受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要把剥离政策性负担的前提做好，否则很有可能造成企业虽然效率提高了，但国有资产并没有增值，甚至流失的现象。

现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试点工作已经展开，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进行“利润留成”、“承包制”等微观经营层面的改革时，在试点的时候有效但推广后就无效的教训。国家不参与企业直接经营，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作为所有者很难监督企业的行为。试点的时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试点时国家有关各部门以及舆论等都关注，企业很难做出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到了推广以后，注意力就被分散了。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侵占国家利益的风险就加大了，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关于成立资本运营公司的思考

首先思考的问题还是成立资本运营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以我的理解，应该是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资本运营公司旗下的企业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选择投资机会，从事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这样企业才会有自生能力。“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国资委向资本运营公司的转变，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解决国资委“管得多”的问题，根本上是管理思路和理念的转变。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考核目标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政企分开”，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就不会是纯粹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企业利润，就一定会有政策性目标的考核。再加一层资本运营公司，行政指令还是会一级一级传导给企业。

而明确企业考核目标，就又涉及国有企业企业的分类，不可能对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同样的标准考核。第一类，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和上文所述一样，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国家直接监管。第二类，从事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就要完全采用经济目标考核。这样就不能有政策性负担，如剥离冗员、国家提供离退休职工保障等，同时也就不再给这些企业政策性补贴。此外，要取消这类企业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这些负责人只要还保有行政级别，就不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就会为自己的“仕途”考虑，为国家“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

还有一类企业的考核要提，就是科研院所改制类企业。由于自己有机会参与了对一家科研改制类企业的巡视，通过谈话和调研，对错位的考核体系使企业无法找到自身定位的问题有所体会。如果国家希望科研企业在研发上有所作为，就不能简单把每年的利润作为企业考核的指标。对企业年度利润的和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的经济指标考核，无疑会让企业将更多精力放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等经营活动，以及扩张到其他能带来当期收入和利润的行业上。企业不但不能集中精力研发技术，更易因盲目扩张和投资造成损失。可见国家希望企业作为独立的科研机构发挥自主创新的作用，政策性补贴就不可避免，也就不能简单把利润等经济指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把它们并入相关企业作为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让企业来决策自己研发部门的研发目标，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又能为研发提供资金。国家既不给企业设定政策性目标，也不给企业政策性补贴，和上文第二类企业一样考核。对于是自己研发还是购买引进，由企业自己决策。如书中所述一样，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并无孰优孰劣，比较优势战略的目的就是追求高效率，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改变国家禀赋结构。引进技术比自主创新成本低、利润高时，就选择引进技术；当已经没有现成的技术可引进或者成本太高，就自主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自主研发，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的技术更好，而是因为世界上已没有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领域进行研发以供它们采用和借鉴。

成立资本运营公司一定要明确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正确的考核机制才能带来高效率的经营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否则，资本运营公司就只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一个政策传递通道。

以上是我在读了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后，利用书中的理论试图解释和分析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改革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由于字数限制，自己对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盲目投资问题的思考就不能详述。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太广，而书中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和自己的所学所经历又必然有其局限性，因此上述的读书感想和理解分析难免有偏颇和谬误之处，希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吴慧，男，中共党员，1985年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2004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取得管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期间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多家咨询公司工作。2010年至2013年就职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从事有色金属贸易。2013年起在国资委巡视办工作，现任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