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革中寻找力量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有感

法规局　刘　宇

从本书的书名来看，很多读者的第一印象是，这只是一部记录中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史书”。但该书的作者，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和其助手王宁，并不满足于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而是以严谨而通俗的笔调，旁征博引，在整合分析大量历史资料、经济数据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新中国在市场经济道路上的起点、困境。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总有试图突围的力量，作者抓住了这些力量的源泉和发展壮大的关键，以此论述了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故事。张五常曾言，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通过读这本书，最直接的收获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新认识，也着实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未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刚刚走过30余年的时间，但改革仍在继续，实践已经为我们奠定好再出发的基石，以此为坚实基础，下一步改革的步伐才会更平稳有力。

一、中国经济变革之路中的“边缘革命”

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变革之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坚持计划经济的阶段；第二阶段则是1978年至今，中国在实践的摸索中不断完善经济制度，探索市场经济。

科斯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变革之路，并非如吴敬琏等教授在中国经济改革教科书中所称“改革均由政府精心计划”，而是呈现出二元化结构，由两个链条的交织渐进引导了改革的成功。一条是由政府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条则是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不受政府重视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也有被政府小心翼翼监控着的经济特区，这些市场力量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处在政府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也就是科斯所称的“边缘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中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把重心集中在了国有企业上，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把“放权让利”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当时的国有企业一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包括产品内容、生产投入、用人用工、薪酬奖励等方面都没有话语权，市场价格机制的缺失也使国有企业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支离破碎，地方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困难重重。正当国家主导的改革步履维艰时，来自民间的改革力量却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边缘涌动。真正改革的先锋不是国家一力扶持的国有企业，而是脚踏黄土问天要饭的最广大的农民、私营业主等一直以来饱受歧视的边缘群体。农民饱腹不能，集体化弊端逐渐显现，于是有了四川蓬溪县九龙坡村、安徽小岗村开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顶着政治风险实施包产到户，却意外突围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最终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同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原来的社队企业蜕变发展，一开始被认为是和国有企业竞争原材料的威胁，并被“量身打造”了一系列遏制发展的政策，如断绝乡镇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原材料的途径，并禁止进入消费市场，但乡镇企业所具有的灵活性、敏锐性和自主权是其最大的优势，可以说，乡镇企业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引领了中国农村工业化革命。个体经济是上山下乡大量返城知青待业的产物，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府采取折中政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允许个体工商户的存在，终结了集体经济在城镇中的垄断地位。经济特区虽然传统意义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正是深圳的内部需求加速了政府对外开放的步伐。

通过读书、查证、思考，从客观角度出发，我认为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边缘力量自身需求的探索。相较于农业和私营企业，政府更重视工业和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边缘力量也有发展的迫切需求，被压抑的需求导致了改革力量的破土而出。二是部分试点的成功范例。改革力量之所以始于“边缘”，是因为若试点不成功，也只当作是社会需求寻求满足的有益尝试；若试点成功，也不会对主流改革如农业和国有企业造成过大冲击，这种允许试错的环境成就了试点的成功。三是政府的容忍和实用主义。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改革多是由底层人民充当先锋，当试点成功具有普适价值后，政府“接管”并主动推进改革进程。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是强势的，但又是包容并蓄的，在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可能遭遇的冲击，国家领导人秉承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把一切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改革举措吸收整合推广，才有了边缘革命最终的成功。

二、国企改革在路上

正如行军打仗，每一次作战，将军必然会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冲锋陷阵，同样，国家也很自然地选择了资源最丰富的国营企业来实施经济改革。国营企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杠杆，但正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没有自主权，中国的产业结构呈现非链条式，企业之间完全隔离，甚至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都由政府部门经手。所以，改革的首要措施是削弱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过度控制，将一部分权力交还给企业，试图通过经营自主权的扩大让企业更有动力提高产量改进效率，双轨制由此被引入改革。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独有的产物，完全是被现实倒逼走出来的一条适合当时国情的道路。简单来说，就是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后，可以自行决定生产计划，接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实现计划外增长。双轨制的正面意义在于让国营企业先行试水市场经济，可以将试水的代价降到最低，并为1990年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好充足准备。但双轨制也暴露出彼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由于企业可以保留一部分利润以扩大生产和提高职工薪酬，政府税收瞬间缩水并陷入财政赤字，通胀压力不堪重负。这一时代的经济改革印证了国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无可争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用现在的眼光看，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国营企业受政府干预过多。虽然改革的初衷是给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允许留存一部分收益进行自由支配，但国营企业留存利润往往会受到政治、人事等因素影响，最终压倒经济规律，归根结底企业仍然不能摆脱政府干预。从系统上说，国营企业受到两条指挥棒控制，纵向的条条关系和横向的块块关系，纵向是指中央部委到省市县对应的主管部门，横向是指地方行政部门。可以说，国营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网状的监管结构，监管层次不同也可能导致受到更高层级监管的国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更为复杂的是，监管职能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营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改善自身条件，也会先把力气放在外部的条条块块上，而不是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更何况，即使国营企业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也不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创新的压力依旧太少。

除了政府干预的客观因素外，国营企业改革的深层次困难在于其自身，其所在的位置在认知上往往囿于现有制度，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和重构，能做出微调已是最好的表现，在国营企业这个位置上，更多思考的是如何维护现有制度而不是如何改变。国营企业所处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自身的改革发展，一方面要接受政府方针政策的正确引领，另一方面也要接受其他经济形式的竞争。所以，直到中国政府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进入市场，国营企业转变为独立、自主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才打开了快速增长的大门。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路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与20世纪80、90年代国企改革一脉相承的是强调市场的力量。即使时代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国有企业改革也不再面临体制难题，但过去30年国企改革走过的弯路和成功的案例或许能够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提供绝佳的经验借鉴。

三、改革开放下的“实用主义”

改革的成功总是离不开睿智的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初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政府警惕一切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地位的动作。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集体化面前是被明令禁止的，从星星之火到形成燎原之势，地方向中央政府积极争取了三个年头；因为担心私营经济可能对国营经济构成资源的竞争，所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遏制其发展。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秉承“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原则，陈云同志也有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国政府全面推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方针。在实用主义的思潮面前，经济体制改革往往呈现出“先上车后买票”的现象，这种实践先于制度的尝试看起来似乎是政府的失职，但若没有实践做尝试，政府又怎能了解实践的价值，又如何引导实践走向正确的方向呢？当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去扼杀新鲜事物，却选择了保持思想的开放和足够的耐心，并学会迅速的采取行动——或建立利于实践发展的规章制度或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已经体现出领导人超凡的领导艺术。

实用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过去30年经济变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力量源泉。对于迫切寻求正确的改革方向的中国政府来说，所能允许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试验，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切实有效的答案。同时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试错的概率随试验次数增多呈正相关增长，通俗的说，就是试验次数越多，错误也必然会越多。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背后的逻辑。中国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即使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和理论框架仍有待完善，但仍勇于直面现实，基于现实改造理论，创造出适合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

中国改革进程中领导集体所秉承的实用主义理论与西方的狭隘实用主义不尽相同，对于过去30年，实用主义应该理解为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都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实用主义并不排斥其他评价标准。实用主义是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未来的改革之路可以借鉴和运用的重要法宝。

正如科斯所论述的，中国这艘巨轮的转向不可能是一种力量的结果，而是各股力量彼此呼应、激荡的合力所致。在上层，离不开邓小平、陈云同志等国家领导人在实用主义指引下力排众议的着着妙棋；在民间，则归功于社会底层的边缘力量。回过头看，改革之路可谓步步惊心，需要有空手走钢丝的平衡技巧，又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但是中国已经用它独有的智慧，向世界展现了30年改革的中国奇迹。我们收获了改革成功的果实，但改革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正面对待，需要我们满怀着一颗包容并蓄的心，积极探索解决之道。面向未来，改革之路可能依旧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身处改革浪潮之中，可以参与和见证下一个十年、再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成长，何其有幸。

刘宇，女，1986年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2014年考入国资委，现为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