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到口粮的男孩

我家住在从重庆通往湖北的一条交通要道上，门前是由青石板铺的官路。由于房子的大体走向与道路垂直，所以取名“横店子”。房子四周都是水田，是山区中罕见的宽阔地方，显得安全。于是往返重庆与湖北之间的行脚客官都喜欢在我们家落脚。同样因为交通方便，村里（当时叫大队）会议都是在我们家开。

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村里的人照例到我家开会，主要议题是年终决算，根据村民们的工分来分第二年的口粮。除了工分外，另外一个就是统计每家的实际人口。母亲怀着已经足月的我，大着肚子忙着添水加柴，热情地招待开会者。

会议进行中，一个村民领着卫生员来到会场，向村长报告他家那口子已经生了。村里的会计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一边哗啦哗啦打算盘，一边高声吆喝：屋头的大嫂，要生娃儿就前半夜生哈，散会之前还生不出来，明年你家娃儿就没得口粮吃了哈……

会议到深夜才结束，母亲开始疼痛了。破晓时分，我顺利出生。但母亲却发生了产后大出血，大哥去10多公里外的乡（当时称公社）卫生院请来医生才止住血。可能是由于失血过多，或者是由于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40岁，无论如何想办法，甚至服用了穿山甲之类的猛药，我也没有奶水可吃。更为糟糕的是，正如会计所说，尽管我们家里添了张嘴，但在我出生的第一年里，却没有宝贵的口粮！

所幸族中一位婶子也刚生小孩，于是时不时接济一些奶水给我。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吃“小灶”。小的时候，稀饭、米粉、面糊糊。再大些以后，“小灶”就变成一大锅土豆、红薯或玉米中间蒸的很小的一碗米饭。秋收之前大人们实在找不到米了，我也只好一百个不情愿地跟着吃杂粮。于是，现在只要有人在城内聚餐或去农家乐时点窝头、玉米团子、煮红薯，并高度赞扬这些食品如何健康并大力推荐的时候，我都不以为然。你说它们好吃，哼！让你一个季度甚至一年都吃这些，你就会知道还是大米饭和红烧肉好吃了！

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后来和母亲一起给村里放牛时她讲给我的。我自己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是被放在老家背小孩用的背篼里，在一处梯田上大哭。还有一件事就是与小伙伴玩水时掉进水坑里，呛了很多水，等小伙伴跑到几百米外把我父亲叫过来时，我已经自己爬了上来。还有一次，就是我和“分我奶吃”的那位堂兄一起在他们家刚建好的房子里玩火，结果堂兄不小心将堆在墙根的一堆木头烧了起来。幸亏我父亲在不远处干活，拎了几桶水将火扑灭，否则我堂兄非得被叔叔给生煎活剥了。

4岁半开始，我就和母亲一起为村里放耕牛。名义上是母亲放一头，我放另一头，其实是母亲看着两头牛和一个调皮的我。这份活儿可以让我每天挣工分4分，相当不错了。父亲和大哥那时是全劳力，每天也就挣10分而已。老家的耕牛都要被穿鼻子，也就是在两个鼻孔中间的鼻中隔上打一孔，穿上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打一个结，另一头就用来牵着牛走。牛怕疼就服从管教了，这就是所谓“牵着牛鼻子走”。

但我负责照看的耕牛属于“牛坚强型”，即使鼻子被人牵着，反抗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与牛进行的“拔河比赛”中，多数时候以我失败告终。据说最夸张的一次，牛的头一挥舞就将紧紧抓着牵牛绳的我抛进了冬水田里。

最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夏天，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已经回到了位于一大弯梯田最高处的叔叔家中。村民们都在那里避雨，母亲以为我在梯田的底端没有回来，怕我被山洪冲走，冒着大雨在田埂上一遍遍地呼喊我的小名。我听见了，但一个外族叔叔捂上我的嘴，不让我回应母亲的呼唤。我的反抗是坚决的，也是徒劳的。

直到大雨停了母亲也没有找到我。她哭着回来，我见到她放声大哭。母亲哭笑着骂那个叔叔。回家后母亲就发烧了，几天都没有缓过劲儿来。从那以后，我对那个叔叔恨之入骨，直到2009年回老家，也下意识不和他搭话，尽管他已满头白发。原来恨一个人，真的是可以入骨的。

更多的记忆就是不断地生病和看医生。我出生时，父亲50岁，母亲已经40岁。即使按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也属于高风险生育。女性年龄超过35岁以后，分娩各种畸形的几率成倍上升，尤其是先天愚型。这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又称“唐氏综合征”。现在很多医院有很完善的产前检筛查和诊断系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悲剧的发生。

所幸我没有这种类型的疾病，但由于缺乏乳制品尤其是没有母乳可吃，体质一直不好。我当妇产科医生以后，一直都尽心尽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尤其是产后的6个月或者1年以内。我总认为，几千年的自然法则一定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