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苦难的军队生活

应征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8年冬天，聂耳进入师范学校已经过了三个学期。他依然对无法改变的社会状况感到苦闷烦恼。这时他听说一个消息，隔着贵州省的东邻湖南省郴州驻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正在招募学生兵。第十六军母体原为云南新军，军长范石生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他与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联系，朱德是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同样出身于讲武堂。因此学生们自然认为第十六军是革命派。

聂耳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想利用参军的机会来改变未来的人生道路。学科考试和体检都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一想到家人知道他去参军必然会加以阻拦，所以聂耳瞒着家人，偷偷地参军上路了。

聂耳家人发现家中小儿子几天都没回家，担心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从距离昆明大约200公里的开远县（现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寄来了一封信，一家人才知道参军的前因后果。聂耳在信中说，师范学校的学习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内心，为了追求新发展，他决意离开云南，请家人不要担忧。但这封信并没有消解家人的不安。

聂耳加入第十六军离开云南的日期是1928年11月30日。当时从云南出发到湖南——其实也不仅仅是湖南，到任何外省去——必须经过滇越铁路（现在的昆河线）先到越南，从越南的海防坐轮船经过香港到广州，再从广州从陆路北上。

聂耳在这次旅程中遭遇了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离开昆明的第二天，一行人在开远县（家书就从此地发出）住了一晚上，等待第二天清晨发往河口的火车。聂耳等学生兵们在站台上谈天，这时对面站台开往昆明的火车发动了，但突然间喧哗鼎沸，人们吵嚷着说刚发动的火车撞倒了一个女孩。聂耳他们跑过去，发现铁轨转弯改道的附近，一个大概十岁的女孩躺倒在地。她的膝盖以下血肉模糊，双脚不见踪影，手里却还挽着一个竹篮，看上去双足被火车碾压，但性命还在。

女孩子疼痛难忍，尖声哭喊，叫唤着母亲的名字。她喊着：“谁有刀，谁有枪啊，杀了我吧！疼死我了！”围观中有人叫列车员快送女孩子到医院去，也有人冷冷地说：“这丫头总是无票乘车，死了也白搭。”这样冷漠的言辞引起周围人的反感。

发往河口的火车缓缓进站，第十六军一行人怕耽误行程，慌忙返回站台，上了火车。火车发动启程，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聂耳惦记着受伤的女孩，心中不安，同行者有人了解这个女孩的身世，给他讲起了女孩的故事。女孩的双亲是开远县贫苦农民，为了帮补家计，她每天坐火车到小龙潭捡煤渣换钱。一篮子煤渣只能换不到一元钱，还够不上火车票钱。所以她每次都扒在车厢连接处无票乘车。今天她也像平时一样待在老地方，没想到被越南乘务员发现。她被扔下火车时，不幸地被另一列刚发动的火车撞倒。

这个悲惨的事件成为无法忘却的记忆，深深刻入聂耳敏感的内心。他同情那个为贫穷家庭吃苦卖力的年幼生命，他痛恨对贫民视若无睹的政治。看着这个对穷人苛刻残酷的社会，不断涌出的反叛之念塑造了聂耳“人民音乐家”的立场。

绝望的军队生活，从军队退伍

第十六军经过香港、广州，于1928年12月9日清晨乘火车到达韶州（现在的韶关）。此后军队开始了徒步行进。经过桂头、乐昌、廊田等地， 12月15日终于到达湖南省郴州驻地。这时离开昆明已经有半个月了。学生兵们立即被当作新兵分配到郴州驻军，制服、军帽、雨衣、皮带、绑腿等用品纷纷被发放给个人。聂耳最终在军队只待了三个月，然而这短短的三个月对他来说却是残酷的体验。严格的操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军服和寝具单薄得不足以抵御严寒，夜里冻得无法入睡，食物也经常不够吃。

操练时聂耳动作迟缓，经常惹怒教官。革命派第十六军的实际情况和军队生活与想象中革命派的差距悬殊。军队毕竟只是军队，学生兵们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军规混乱，腐败横行。

聂耳很快就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他积极疏通同乡的下级士官，希望改变现状。努力奏效了，十几天后，聂耳由一名新兵升级为连队的文书上士（负责文书的士官）。此后，他最不擅长的军事操练虽然被免除，但许多杂事加于一身，每日仍然疲乏不堪。

聂耳这段时期的日记里充满着苦涩。“我已知道我的事业，我的希望，都同冬日的积雪遇到阳光消溶了；夏日的游丝，遇到罡风飘逝了。”“以前的一切希望，现在只是投入失望的海底。”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在统一全国的舆论支持下打击各地军阀，虽然讨伐一度遇到停滞，但最终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前述张作霖被曝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继承父业领导了奉系军阀，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第二次北伐宣告结束，由此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此后，以蒋介石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延续至1932年。第十六军被编遣的某些军官将调往至广州的第八路军总司令部所管辖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聂耳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加入这个调遣团体，脱离目前状况。于是他直接找到范石生提出诉求，对方最初根本不理睬他，但禁不住聂耳的软磨硬泡，最后同意了。聂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执着和韧性令人惊诧。

1929年3月28日，聂耳跟随第十六军赴广州。但到了广州，他却没有被黄埔军校分校录用。他原本既不是军官，也没有任何文凭，因此军校没有聘用他的理由。起初动了软心肠的范石生如今也不再照顾他。聂耳拿着军队发给他的75元退伍补贴，独自漂荡在广州城中。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被军队除名也算是意外的幸运，但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无依无靠，不如归去，不如返乡吧。正想到这里，街上张贴的广告忽然映入聂耳眼帘：广东戏剧研究所附属戏剧学校音乐班招募特长生！聂耳立刻参加了应试，天生的音乐和戏剧优势使他非常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发起人正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奠基人欧阳予倩，他曾经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著名的剧作家。聂耳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但是希望又逐渐变为失望。聂耳入学后很快发现学校只教授广东当地的地方戏粤剧的乐器演奏课程，只有粤剧所使用的铜锣、大鼓、月琴和古筝的演奏，单调无聊得很，既没有高级的音乐理论，也没有远大的教育理想。他后悔自己的轻率，没仔细调查就申请入学，既然学非所想，继续待下去也是枉然，因此他决定退学。梦想化为泡沫，眼前只剩下返回故里一条路了，难题是旅费怎么办。无可奈何中，聂耳给母亲写了家信。

等待家里寄钱时，聂耳偶然在广州的街上遇到了同乡的教员，借到了回乡的旅费。1929年5月6日，离家大约半年后聂耳又重新踏上了昆明的故土。后来聂耳经常和周围的朋友说：“理想是直线，现实是曲线。”他在军队、广东戏剧学校的经历看上去似乎是一条直线的理想，但事实上道路曲折，与理想差距很远。他说的这句话大概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警句吧。

聂耳的音乐之志和革命之梦暂时破灭，但这半年体验到的经验和教训绝不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