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热爱音乐,思想觉醒
聂耳向他的邻居老邱——一位家具工匠学会了吹笛子。老家四川的老邱年纪约莫30岁,是位老练的工匠师傅,空闲时经常吹笛子。聂耳被那悠扬笛声所吸引,每天必到老邱家里听他吹笛子,他观察老邱的指法动作,回家就借同学的笛子,凭记忆自己练习。不久他就会吹出几个音来了,但是离演奏还差得远。于是聂耳恳求老邱教他吹笛子,老邱一口答应,耐心地开始指导他。
经过老邱的启蒙,聂耳很快就对吹笛子驾轻就熟,但他不满足于借别人的笛子,他想要一支属于自己的。这一年的旧历新年,聂耳用亲戚长辈给的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二胡。有了乐器,他更加热心练习,技术也更为娴熟,他甚至教兄长们学习乐器,在家里举办欢乐的家庭演奏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聂耳将来不祥的命运。1921年的夏季,正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暑热难当,同学邀请聂耳一起到水渠里游泳。聂耳不会游泳,而且他不愿意在回家路上磨蹭被妈妈骂,但是经不住小伙伴的怂恿,只好跟着一起去了。出了街道来到水田地带,同学脱了衣服跳进水渠,聂耳在岸上看着。同学先是在水里走了一阵,然后狗刨游了几米就停住了,水已经没到脖子,他正想站立起来,脚丫子在渠底淤泥上一滑,这下不好,他喊道:“快来人啊,快拉我上来!”
聂耳不会游泳,只能大声呼救。但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再这样下去好朋友就溺水了,聂耳想从岸边把同学拉上来,他蹲在水渠边上尽量靠近落水者,眼看伸手就要够得着了,突然脚一滑,他也落入水渠中去了。
两人在水里大喊“救命啊”,有个路过的农夫听到了,跑过来伸出锄头把他们从水里拉了出来,两个少年在千钧一发之际获救了。
落水事件之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必要性。他决心学习正确的泳姿,克服对水的恐惧,于是他从浅水处开始反复练习,不久就会游泳了,据说游泳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序章提到的这桩往事是基于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但实际上这事情含有夸张成分,关于这些,后文会详细谈到。
担任求实学校乐团指挥
求实学校高小部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经常举办艺术会演。除了乐器演奏、歌咏演唱,甚至还有腹语才艺节目。这些项目需要专业音乐素养的训练,所以学校成立了乐团。多才多艺的聂耳能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自然被选为乐团指挥。学校乐团演奏的曲目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木兰从军》等当时的流行歌曲。
学校为了让当地民众了解教育业绩和校方经营的实际情况,在期末考试结束后组织交流活动,邀请家长和热心教育的士绅参加,公布学生们的成绩,展示绘画手工作品,最后举办音乐演奏会。
1924年,求实学校学生音乐团与教师的合影(弹三弦者为聂耳)
这种交流活动能够获得家长及相关人士的情感支持,还有可能获得资金援助。1923年寒假前的学期交流会上,有位来自边境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光临,聂耳指挥的乐团演奏出动听的旋律,令他大为陶醉;学生会主席聂耳的汇报演讲更令他感动。交流会结束后,他称赞求实学校的教育成果,当场慷慨捐赠400元。这意料之外的捐助解决了学校的财政困难,此后校方在经营上一帆风顺。
聂耳不仅对乐器感兴趣,还热衷于戏剧表演。在中华文化圈中,旧历正月十五是各地都庆祝的元宵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亲人团聚,吃一种叫作汤圆的糯米丸子。昆明更热闹,当地有载歌载舞赛歌闹花灯的传统。人们把民间故事编成朗朗上口的诗句来歌唱。在没有其他娱乐手段的年代,这种走街串巷的表演最为老百姓所喜爱。聂耳最喜欢听歌会,只要一听到锣鼓响动,他就从家里冲到街上,挤到最前列,加入看热闹的人潮。看完回到家,他就能边唱边记录下刚才听到歌曲的谱子。
聂耳还喜欢云南地区流行的传统滇剧。当时昆明有两个滇剧剧场,有时候亲戚会带聂耳去看戏,他屏气凝神地看戏听音乐,回家后就能在家里从头到尾演给家人看。
1925年7月,13岁的聂耳从求实学校高小部毕业。成绩优秀的聂耳当然盼望能继续升学读书,但迫于经济原因,他唯有放弃这个想法。然而就在最后关头,他的恩人出现了。一位教师爱惜聂耳的才华,主动借钱给他补足学费,并劝他去考学费便宜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向来以难考著称,聂耳发愤图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当时读中学一般都住校,聂耳家没有这样的财力,学校允许他每日走读上学。
自从父亲聂鸿仪去世后,聂家因为经济原因被迫两次搬迁,因此来看病的患者和药铺的熟客都流失不少,家里的生计依然艰难。为了凑足三兄弟的学费,家里不得不把父亲唯一的纪念品——一个会奏乐的八音座钟拿去卖掉。孩子们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尽可能地打零工赚钱。临近春节,聂耳和两个哥哥一起给露天小摊贩们帮忙,或者给邻居们写春联,赚来的辛苦钱大部分给妈妈,剩下一些自己留着做衣服和日用品的开销。
与英语柏老师的因缘际会
聂耳升至中学,特别花工夫在英语学习上,他课余参加了英语夜校补习班,老师叫柏希文。柏老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除了母语法语,柏老师还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柏希文终身未婚,当时他已年过五十,除了一个提供睡眠安歇的房间再无任何财产。他过着清贫安详的生活,唯有教育是他生命的所有。这所夜校靠阔绰的慈善家捐款经营,收取尽可能低廉的学费。与柏希文老师的相遇,是培育及提升聂耳性格修养的重要人生际遇。柏老师非常赞赏聂耳的才能,他不仅是聂耳的英文补习老师,而且热心指导聂耳去关心和思考各种学问,可称之为聂耳的精神导师。
尽管英语夜校教务工作繁忙,但柏老师知道聂耳喜欢音乐,就抽空教授他音乐理论和练习钢琴。这些课程和知识是聂耳后来进行音乐创作的基石,换言之,柏希文是革命音乐家聂耳的启蒙者。
聂耳此时写作了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在柏老师的引导下,聂耳热爱学问的志向可见一斑。
我的人生观,非是宗教家的、哲学家的以及科学家的。不过,世界实是一个幻想,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我觉得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那时我们又将如何呢?不消说,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如此,岂不是就终了我的身了吗?
年仅13岁的少年豪情中飘荡着向往无政府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憧憬。批改作文的是联合中学的老师,他大概不喜欢这篇早熟的文章里有“政府的支配”这样的字眼,所以给了一个略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这个批语对聂耳来说是个打击,两年后他升学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次写了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
人生观是各人不同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积极的,还有所谓浪漫的。我的人生观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积极的,更不是浪漫的。现在我就来说我的人生观了。
“因环境的变迁而使人生观改变”这话对的吗?对的,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中学时候我曾经作过一篇《我之人生观》,在那时的人生观可以说是消极的——因为受了社会和朋友的影响——但是自中学毕业后,考入省师后我的人生观又是一种,现在不妨写在下面。
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既然人人都是在社会里过生活,当然要获得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觉晓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他们喜欢怎样完全是听便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工业。假使我有升学的机会,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从我个性去发展,所以我也要研究艺术。还有我也希望做一个游历家(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游历世界一周,由实地观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动荡中的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高涨
在聂耳诞生同一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但中央政权迅速被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窃取。国民党激进派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江西、江苏、广东等南方七省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很快被镇压了。袁世凯发动御用学者、御用报刊掀起一场帝政运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位置。这一逆时代潮流的行动震动全国,连袁世凯部下的将军和高官们都纷纷反对。
南方军阀中的云南派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省独立,率先发动讨袁战争。云南之战中袁世凯军队战败,贵州、江西、广东等其他省份的独立运动亦星火燎原。云南虽处西南边陲,在中国护国战争中却起到打响第一枪的重要作用。其中担任领导的就是前文提到的以蔡锷为首、在1911年武昌起义中也曾经大显身手的日本留学人员。
1916年蔡锷病故后,唐继尧很快坐稳了云南派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他在参加孙文的中国同盟会时就已经放弃了革命思想。根据石岛纪之的研究,唐继尧政权庞大的军事支出使云南省财政枯竭,最终将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名目繁多的重税令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征税官员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政府根本无法管制,所以税收并没有使财政好转,最后政府只好以默认解禁鸦片贸易来渡过难关。唐继尧统治时代频繁征兵,农村因此失去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唐继尧完全不顾及省内发展相关的事业,唯一称得上业绩的是创立了云南省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东陆大学(后改名为云南大学),之所以叫“东陆大学”,是由唐继尧的号“东大陆主人”而来的。唐继尧将民众困苦抛诸脑后,自己在豪华府邸里享受奢华生活。
根据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有一年唐继尧过生日,所有政府机关、军队、学校一起放假。装饰华丽的唐公馆大摆筵席,举办盛大的祝寿活动,邀请各机关负责人、军队将领、教师等参加。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其中有两天唐公馆对公众开放,免费参观。聂耳兄弟们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个豪宅。聂叙伦追忆当时的见闻后谈道:“亲眼看到‘唐公馆’那样的豪华,同一般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相比,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唐继尧的剥削罪恶已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人民面前!”
1924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期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早熟的少年聂耳阅读了许多当时的进步刊物、书籍,例如杂志的列宁专号、鲁迅著作、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翻译本等,他强烈意识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他刚刚就读的第一联合中学里的学生运动非常兴盛,聂耳立即投身其中,积极参加为“五卅惨案”牺牲者遗族筹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卅惨案”即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遭到租界巡捕枪杀,造成死13人、伤40余人的惨案事件。事件的背景在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混乱,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导民众将诉求进一步上升为群众反帝运动。5月中旬,属于日资在华纺织业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工厂内部发生工人罢工,厂方武力镇压,造成一人死亡,十几人重伤或轻伤。为了抗议这一暴行,国民党上海支部于30日发动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最后有数千名工人和学生参加,日本和欧美列强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出现死伤及多人被捕的结果。以“五卅惨案”为契机,上海全市都进入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聂耳此时写了一篇题为《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文章:“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可见聂耳与劳动阶级站在一条战线。
反帝运动、劳工运动的高潮时期,聂耳与普通群众一样,喜欢唱各种中外革命歌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黄埔军官学校校歌》《工农兵联合歌》等。在学校或在家,他喜欢与朋友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等当时的流行歌曲。聂耳的求学热情并无减退,夜晚仍然到柏老师的英语学校或基督教青年会(晚上有英语课程)去上学,脚踏实地地在求学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