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道德的重量》记叙了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评述了他们在平常和非常时期最看重的事。这是一本关于道德经验的书，聚焦于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危险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生活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的力量侵入到原来大致可预期的世界中。我在本书中提出与此不同的看法：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事实上，就像我们将要从这些故事里看到的，危险和非常状况对故事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死攸关，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显现了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将从这本书中认识这些普通人，他们亲身经历了这类挑战，却仍然努力尝试有道德地生活。
“道德生活”（moral life）也许是个意思含糊的词组，因为道德可以被用作两种意思。在广义上，道德属于价值范畴。在此意义上，活着或生存无疑是道德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那么，人们仅仅维持生存，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各人自扫门前雪”，“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在某一地方环境中，像当地的其他人一样，热衷于这些相同的生存活动——所有这些，在此广义的道德定义下，都属于生存的道德经验。
但是，道德的这一含义不是伦理学中好或善的同义词。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每个人都有的道德经验与好或善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坏或恶的。我们想要的或正在追求的价值和利益有时可能是残酷的，违背人道的。不妨想一想那些把少数族裔当替罪羔羊并压迫他们的地方共同体，或者那些支持奴役他人，容忍儿童卖淫，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其他虐待行为的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在这一广义道德的定义下，人们的道德经验还可能包括某些对恐怖行为的协从，譬如，平民百姓也会参与灭族大屠杀或种族奴役那样的恶行。这种习以为常的，人人共有的道德经验确实是个浑浊、费神的议题。因为从道德经验者外部来看（或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是大错特错的事，从道德经验者内部看，即从同谋和作恶者方面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根据道德的第一层定义，所谓道德的行为必然是从我们地方立场（local）出发的行为；而我们必须明白，地方立场需要受到伦理的评判（包括来自外部的审视，以及来自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
从道德的更确切的含义来看，它属于我们判断是非好坏的概念。当我们说要过符合道德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要实践我们的道德承诺和责任。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生活，譬如，我们会感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并把这种感觉付诸于行动；我们会为解救灾难和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这样做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社会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根据道德的第二层定义，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也同意这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甚至，即使我们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同，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违背了这种自觉做正确和善良的事的内在良知，我们也会感到羞耻。
那些追求有道德地生活的人也许会意识到，他们所在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或许会站出来批评和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和正确的事，不管形势显然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顾他们的选择将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能动摇或改变整个地方环境。相反，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的包围下，他们发自内在良心的道德行为常常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里对不道德的政策有保留意见，在公众场合却会随大流附和不道德的政策。之后，当别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而终身蒙受阴影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自责自己错误效忠。当然，也有另一种人，他们似乎没有道德感，对其他人的感受无动于衷。我们应当看到，道德生活是与伦理观念紧密相连的，这里伦理观念的意思是，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
那么，那些处在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无常情况下，仍坚持有道德地生活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追求这种伦理观吗？尝试与我们周围的道德环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真的可行吗？当真的出现束手无策的意外状况时，当危险升级到足以危及某些我们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时，我们将做何决定？
日常生活常常把人们逼迫到困难和纷乱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微薄的把握生活的能力受到挑战，我们平素最看重的东西，诸如我们的自尊心、至爱亲朋、宗教观念等等，频临危机。离婚、亲人的亡故、遭遇不公、被歧视、事业上的穷途末路、失业、车祸工伤事故、老年病痛、艺术创作失败、被信仰团体抛弃等等，任何一种此类公认的不幸事件足以击破我们对那些视为珍贵的东西的把握，摧毁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事例。美国破产家庭的统计数字是惊人的——今年大约每7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破产，还有数目庞大的家庭仅仅幸免于破产，长期生活在经济危机的边缘。一位纽约的中年行政人员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工作，他的健康灾难对他的妻儿造成了突如其来的现实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他对自己原来的生活价值观的质疑。一个年轻的波士顿的软件工程师，失业了却找不到新的工作，她感到自己突然跌入低谷，于是变得消沉，甚至想自杀。一个在新奥尔良勉强度日的工人家庭，他们挚爱的儿子在伊拉克战死了，数月后，卡特里娜飓风又使他们的孙辈无家可归。这家男主人是一个正在戒酒的酗酒者，遭此连续打击后，他拒绝继续聘请代理，中断已参加了多年的戒酒计划，索性滥饮不辍。另一事例是一对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巴勒斯坦夫妇。他们为自己聪明的女儿，一个高中尖子班学生的恐怖行为震惊不已。她用人体炸弹在以色列公共汽车站自杀并炸死了其他人，她留下的录像说明她拒绝世俗的价值观念，决定献身于原教旨主义者讨伐异教徒的事业。以上只是我们周围一些随时会袭击我们的危险和意外状况的例证。读者无疑可以意识到他们周围其他的危险和非常状况。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晚间新闻不断地定时提醒我们，自然和人为造成的灾难可以在顷刻间颠覆我们的生活：海啸，地震和飓风可以毁坏整座城市，可以使数十万人丧命或使他们无家可归；那些瘫痪的或腐败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政府，饥荒或内战将悲惨的境遇加诸于无数其他各地的人们；恐怖主义分子对纽约、马德里、伦敦或耶路撒冷的袭击，在那些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里造成极大的惊恐；禽流感引起的死亡人数剧增，使我们的生活蒙上流行病的恐怖阴影，不能不意识到这种流行病可以殃及世界各个角落。
然而，对现存安宁生活的威胁还来自更接近自身的层面：我们的身体内部。比如，尽管最近50年来，人类医药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成功，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许多健康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多数人将遭受老年病痛，衰弱和无奈。下列一长串疾病更是让人不寒而栗，想想都害怕：糖尿病、心脏病、溃疡、各种癌症、气喘病、狼疮症、肝炎、肾衰竭、骨质疏松症、老年痴呆症。更不要说时间本身在不知不觉中榨取我们的精力，损坏我们的身体，使我们逐渐动作迟缓，思想糊涂。死神悄无声息地出没于我们的每一天，守候着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没有悲惨的飞来横祸，也没有至使失去工作能力的疾病，人们还必须毕生奋斗不懈，努力保持那些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诸如社会地位和身份、工作、金钱、家庭亲情关系、性爱、次序观念和自我控制意识、健康、生命，还有宗教社团、政治优越感，以及各种文化的和个人特别看重的事项，都牵动着人们为之竞争奋斗的神经。这种日常的奋斗常常可能是疯狂拼命的和令人绝望的，因为这种竞争必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对个人生活处境的调控，甚至对内在自我的把握都很有限，而这些限制会引发难以抗拒的折磨人的焦虑，这就是对生存状态的担忧。一旦我们那些视为至关重要的事物受到了威胁，内心的惶恐常常会使我们在凌晨3点醒来，穿着睡衣咬唇苦恼而无法入睡。
为了对付这种由驾驭生活的限制引起的深深无奈，和决非杞人忧天的对生存状态的担忧，我们各显神通，施展种种策略方法。这类方法包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假装冷眼对世俗；对那些承受得起时间和金钱消费的人来说，舒适的休闲也是躲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这叫做“把生活忘掉一段时间”；那些少数乐天派自有他们的方法，那就是打不垮压不住的幽默感；还有哈维·迪顿代表的宿命论，此人从2005年7月7日恐怖分子制造的伦敦爆炸案中逃生，他对《纽约时报》说的“如果你注定是幸运的，那你就是幸运的”，代表了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另外还有年轻人的宣泄激情的方法，就是去寻找身体的刺激，从高空弹跳到其他极限体育运动都是要追求瞬间的震颤，以此显示自己控制风险能力而获得心理快感，也以此逃避现实中那种更恐怖的、若即若离但自己无法控制的危机。
迷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生活本身问题的至高魔力，是另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对付现实生活问题的文化反应，当问题达到危机的程度时，人们只能诉诸于技术帮助。金融分析师、保险推销员、外科医生、心理医师、安全专家，和许多其他专业人员都过于热情地推销各自缓解危机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专业误导了必然性的概念，把某一领域的具体概念和技术当成能控制人类社会事务的手段。“风险管理”是每次灾难，从飓风到流行病，都能揭穿的另一个全社会的神话，其实这一专业所能做的只是指责我们没有作好对付灾难的准备，仅此而已。如此种种试图缓解或解除人的焦虑的专业技术和文化对策，都在迷惑我们，使我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唯有如此，它们才能运行。
回顾那些曾经震动过我们生活的历史，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行为，思想和作品无不以为我们是在操纵自己的命运，掌控外部世界。这反映出我们殷切地想要否定我们人类有关生存的弱点和限制，这种愿望在美国文化中特别明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还是建立在关于人类可以自我调控（杰斐逊的人类的完善性
），能够征服环境（开垦和驯化边疆），我们的社会团体的恩惠和善行（山坡上的城市）可以完善生活等类似神话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我们人类抗拒包括死亡在内的局限性所做的种种努力的结果。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另一种掌握自己命运的神话基础之上的，那就是相信我们可以用购买商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政治和娱乐产业也同样承诺它们可以提供轻松减少风险和意外事故的途径。在美国，这种文化近视观念也许会发展到它的极端，然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美国沉溺于抗拒人类生活的限制性，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认为这种人类环境和可能性的观点太软弱，难以接受。甚至大多数主流宗教现在也不得不偏离早先关于人类环境的危机和无常的传统观念，开始从某些方面去迎合那个巨大的谎言。这就像现代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全球文化中心培育的这类神话和妄语基础之上的。
诚然，我们大多数人遭遇不测时，迫于四处碰壁，头破血流，不得不坦然面对危及我们生存的庞然大物，承认我们自身的脆弱。但是我们常常借幽默和讽刺故作轻松，掩盖真相，以为这样就可以与现实的黑暗保持距离。我们墨守常识过一天算一天，反正至少在具体的一天里，我们有可能保持家庭安全。当然，我们还必须自我关闭许多感官功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如果一个人必须把每一天看作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千百种身体要担受的皮痛肉痛”，那么他也许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床。在这一意义上，无视生活的混沌和不稳定应该是必要和有利健康的。然而，当这种否定和抗争变得太断然、太彻底，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不顾事实，不说实话的专制包围之中，那么这种拒绝承认世事无常的观念本身，变成了一种危险。这就是致使遭受灾难，失去亲人和失败等意外状况会如此可怕地扰乱人心的最近最深的根源。因为当我们幻想的泡沫被戳破时，我们就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地，就失去了方向。在我们的眼里，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陌生和恐惧。
承认危机和无常是生活固有的一面，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仅仅是一连串的失败，痛苦和不幸。我们每个人也都时常经历成功，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源的人。他们经济上和教育上的优势，社会关系资本，以及健康和情感上的良好状态能为他们提供更充分的保护，使他们免受意外事故和生活压力的威胁，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也就更容易实现。另外，当我们年轻时，生活会提供许多工作机会和事业前途。对家庭、工作、友谊、创业机会，以及发展前途等方面的丰厚投资，会使我们变得容易忘记生活中风险和失败的可怕负担。也正因为年轻，就难免资历浅薄，缺乏足够的对生离死别、忧虑焦躁和失败失意的体验，也难以使我们懂得现实的冷酷的一面。其实，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既不是英雄也不是能人。但在任何时代，我们大都数人都会切身尝到生活的困苦磨难，体会到生活是如此艰辛而需要认真对待的。我们经历的多数成功，诸如，晋级，挣钱发财，甚至一个具有开发性的工程项目的胜利完成也只是短暂的某种范围的过眼烟云。生活也可能是丰富多彩的，充满美好的事物和快乐，就像许多生活在环境良好的国度或者邻里中的人那样。然而，当人老了，如果没有被灰心丧气、壮志未酬、年迈力衰等人生经验弄得失去心理平衡，那么，虚荣的大富大贵也常常被看淡了。在短暂的激动人心的欢乐场合，和那种周期性的却仍然是神奇的热血沸腾的感觉之外，甚至在超出了长期的幸福，以及从日复一日的厌倦的事务中全然脱离出来之外，有一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的“真实的现实”。而正是那些生活的磨难——厄运，痛苦，甚至大祸临头等等教会了我们忍耐和接受真实的现实。
现如今，我们的这一真实的现实图景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专业人员所遮蔽。这些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常常把我们引导到某个既肤浅又无人情味的个体模式，在处理人的精神问题的专业化过程中否定人的道德意义。也许，对人的尊严最具有毁坏性的例子要数把人的精神问题统统归入医药专业化的过程：常人的不幸，忧愁和正常的生离死别悲伤被当作临床待诊的抑郁症；对生存的担忧变成了焦虑失调；政治动乱引起的社会问题被说成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这就是把人的痛苦重新定义为精神的或心理的疾病，由医药专业人员用医疗器械和药品来治疗。我相信，这种治疗是会减轻个人的痛苦，淡化各种各样的痛苦经历，把它们当作同一性质的状态来研究对待；同时，这种做法也把我们转移到某种完全陌生的境地：有人能够迎合我们所有的欲望开通商业渠道，像那些制药商那样提供商品供我们消费。这不能不使我们惶惶不安，因为这些人生活中的道德灵魂被摒弃了。通常，道德灵魂常常是感情和价值观高度矛盾的混合，正是它们组成人们五花八门的特性，显现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存在实质。当这一切发生后，我们的内心世界也不再与以前相同了，我们和我们的祖父辈不一样，而我们的子女也将与我们有代沟。本书的一些例子揭示了这一使人心神不宁的趋势。看来那种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了我们生活环境的真相，个人和社会都会崩溃的担心，是相当普遍而深入的。
可是，在精神病学和人类学领域里做了30年的研究工作后，我尚未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勇敢面对我们的状况会导致无能和病态。相反，就像本书的故事表明的，看到世界的危机和无常也许会引导我们平静释怀，为自己以新的方式生活在这世界上作准备，去创造有别于其他人的境界。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对抗最深的恐惧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干脆放弃它们，并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竟让自己在道德上和情感上受这等束缚。
在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中，不少是来自那些有勇气透过表象看到真实的黑暗而不退缩的人们。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学的悲剧风格已经从人类勇敢顽强地对付自己与世俗常规背后事物的冲突中取得了伟大的睿智。只需想想安提戈涅和利尔，就不难理解敌对的力量怎样使我们自己更丰富强大。我把伦勃朗的油画《浪子回头》选为这本书的封面。这是一幅绝妙的作品，尽管它的优美中渗透着生活实质上的痛苦和失败的感觉。伦勃朗的作品把美学传统和宗教结合起来，这也许是我们用以建立基于灾难和失败的痛苦之上的道德意义的最有力的方法。这更多的也是《圣经》和《福音书》的本质内容，同样也是佛教、印度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传统的经文，教义和仪式的内容。它们要揭示一种真理，即要告诉人们，我们的安逸和秩序是何等容易被动摇，而当我们面临深深的苦难时要维护我们的认同和文明世界的抗争又是何等不易。然而，就像安提戈涅，利尔和伦勃朗画中的人物那样尖锐而沉痛地展示的，我们还在为寻找我们人性的意义而奋斗。
这种对生活的透视决非盲目，它表达了多年来我在学术研究和诊疗工作中遇见的许多人的心声。时年52岁，失业的纽约市行政人员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被诊断为严重的冠状动脉病，对我如是说：“如果你在美国社会长大，你多少会上当，相信我们是受保护的，一切都会好的，你可以轻松地生活。而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情况是多么危险。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已发生好几次了，所以，我得做好准备。而所谓的准备也不过是谨慎……时时小心翼翼。那就是你必须总是十分在意你工作上的事，注意邻里和家庭关系，甚至你的身体。我在这家公司里工作了20年却还是被解雇了；我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我也陷入过由毒品引起的自杀倾向的极度危险；现在我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这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也许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危险。”
另一个调查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他在北京，68岁。回忆和沉思着他那非常特殊的文化环境里的生活经历，他告诉我：“我爷爷向我父亲讲述军阀混战时期的危险经历，我父亲向我讲述同日本人打仗时的危险故事，我向我的儿女讲“文革”时期的危险和艰难。儿子能理解，但他能做什么呢？他被杀害了。甚至在当前的繁荣时期，我想我的女儿还会告诉我的孙女：小心！要非常小心！时代变了，历史变了，这世界不再是同一个世界，但社会生活永远是非常危险的。”
那些曾经有过某种类似故事主人公的危险经历的人，觉得生活已经变成一种陌生的世界，有些不可理解，或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从骨子里感到危险和变化无常。有个75岁的法国大学教师，他的生活经历了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存在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文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和极端政治，80—90年代的放纵消费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和文化反冲，以及这一时期的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全球化的人民党运动，还有最新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当我问他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后感悟到了点什么的时候，他悲伤感叹道：“这是一个陌生而奇怪的世界，阿瑟，你不能预言前面是什么。就像许多我周围的人那样，我觉得，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事变得陌生而不可理解，就像看着一个接一个的灾魔被释放出来。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即使你能提出高于一般人的观念，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方式，看到我们本质上是怎么回事，看到我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也不能诚实地对自己说……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因为这样……会使你感到自己是异类，或者宁愿这世界本身会感觉到那种真实情形，感知那种存在的方式并感到惊恐。”
“嗨，得啦！如果你看到事物的内部深处，那总不是好事。”他的50岁的妻子插话说，她是个画家，一个二战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只好像奥登的诗《美术馆》里的农夫那样，把头扭开，把眼光从这些不幸的事上转移开。如果你要探究文明地毯下面的黑暗和丑恶，我们不发疯，也会被吓坏的。你应该去面对创造更美好的东西的可能性。”她低语道。
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的各不相同的个人坚持认为，现代文化包含着天大的谎话。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普遍存在的危机，是因为这样才能维持自己虚假的自我形象；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塑造了自我形象，那我们又怎么可能预见前景是什么，又如何为将来做准备呢？我认为，就如以上三个谈话片段的主角所表明的，如果我们可以学习面对真实的现实，那我们就可以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和意图。
我并不是说，直面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仅仅看到最坏的经验。欢乐，富有和成功与那些不美好的事物一样是真实的，同时也更应该是我们居安思危的时刻。爱和希望不会因为直面现实而被恨和失望所否定；甚至我们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更好地拥有它们。只有那些多愁善感的好莱坞（和宝莱坞）影片才会常常用一眼就能看穿的、皆大欢喜的结尾来粉饰真实的现实。我先前讲到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揭示了悲剧的深邃，让我们看到胜利是何等宝贵和来之不易。我们不妨再看看伦勃朗的油画《浪子回头》：父亲和儿子的团圆被一种逼真的喜悦氛围所笼罩，这使整幅画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因为多年的痛苦清晰地刻在老人的脸上。我们在生活中接受正面和负面的境况，其实是构成两者相辅相成的故事。直面真实的现实的启迪不仅不会使我们堕入，相反只会使我们生活中的小小成功和日常欢愉更有意义。
在人们对付危机和无常的同时，他们本身和外部世界也会被重新塑造，尽管改变有限，但它们是有价值的。这一事实，使立志改革，追求更新变得特别重要。体验人生有限，经历受制于日常生活的无奈，不管是在伦理学，宗教，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都不意味着被击败，或丧失信心。伦理学，宗教和美学作品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再现，同时又重新锻造了价值和情感之间的协同作用。这样，关于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意义，追求出类拔萃的意识，基本秩序及其控制观念等等，赋予我们成为自己的本质。毫无疑问，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共同体遭遇灾难威胁时，会求助于宗教，希望得到解释，要求知道真相；他们会为保住自身的最低价值寻求营救；会因丧失生存条件的恐惧和希望恢复生活环境而寻求救济和资助。而宗教的仪式，教徒与宗教领袖的关系就是提供这种援助的。他们帮助人们振作精神，恢复那些至关重要的生活条件。人类生活中的失败和灾难造就了宗教，而宗教也使人类面对灾难时能克服自我怀疑和对失败的恐惧心理，从而积极对待世界。这就不难解释，何以9·11以后，在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会出现现阶段的基督教复兴和传布福音热情高涨的现象。但是，宗教对灾难带给人类的生存威胁的反应也有负面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执行自杀性爆炸的人中有许多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声称由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的受到了威胁，才引起他们的破坏性的行为。危险的宗教热情还在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混合原教旨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犹太教徒中煽起仇恨和屠杀。
文化常常表达这样的理念：我们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本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后，在欧洲和美洲的战争废墟上曾发展起大规模的文化进程，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美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运动，通过现代派、存在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大屠杀文学和其他的文学艺术创作重新构建人的意义。在那个旧的文化模式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受到极大怀疑的年代，人们用这些新创造的方法来理解这个混乱和被毁坏的世界，发现了存在于人们个人生活中的价值。虽然这些作品的调子冷峻，文笔辛辣，以孤独的个人面对失绝人性的空虚的道德姿态出现，但它们精心处理的创造性艺术美和超越痛苦烦恼的风格，重新赋予这个世界以人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艺术和伦理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重新构建了世界。甚至在我们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当文化的活力在非宗教的范围里强调通过人体和他们的愿望来拯救这个世界时，那么，这就是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本质，我们向何处去，也就是要又一次复兴人的存在价值的实质。你也许会在福音传布者的帐篷下找到投身另一世界的途径；我也许会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乘着机动船在海上翱翔；我们俩也许都欣赏抽象派绘画，通过世界可能是什么的想像引起共鸣。而在存在主义的术语里，这些都只是有目的地创造新秩序以脱离混乱，创造美好以脱离危难的不同方法，是用新的意义的实现来支撑我们的生活，也鼓起我们新的希望。
对许多人来说，意识到我们时代是极度动荡不定的，会是一种莫明的威胁。当我们考虑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生命的质量时，我们会为我们的生活意义，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地方共同体担忧。我们会问自己：此时此刻我们活在这里，这真的重要吗？我们死后，会有人记得我们吗？我们担心在这个世界会失去自己。宗教，伦理和审美行为再一次表现和确认关于我们每个人是特殊的观念，它们把我们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我们内在的理性世界里，我们感受到有活力的生活，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是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拥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或艺术，同样也为了我们本身，实现自己特殊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何以能防止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源泉，它们只会瓦解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能动性；这也是我们何以在纷乱和挫折后仍能培育幽默感，乐观主义，以及常识的源泉；这还是我们何以能对生活保持一贯的品味的源泉。这种对生活的文化反应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更新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觉。这种文化反应使我们世俗平凡的生活有了风味。当我们被灾难从太平世界的迷梦中震醒，冷静地思考人类的结局和命运，去发现我们到底可以承受多少苦难时，不至于只有灰暗的恐怖感弥漫在我们的心头。相反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术和音乐的审美刺激，享受个人的兴趣爱好和风雅情趣的魅力，也享受轻松愉快的人际接触的格调，以及适当地迷恋于爱情的神秘。
我的观点是，承认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矛盾，即承认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带去的方向和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之间的永远不相等，决不意味着接受一个使人忧虑的前景。相反，这有助于我们发展起更深刻而缜密的鉴赏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共同体的道德经验，什么是个人有道德的生活，并懂得为什么两者都如此重要。在这更博大的道德环境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有道德地生活。为此，对灰色的行为区域的研究是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的。所谓灰色的行为区域是指介于坚持道德标准行为和破坏性的非人道的行为之间的行为状态；这是一个难以守住的行为区域，因为在这一范围中的最浑浊而烦恼的道德经历表明，生活在这一区域是极不容易的。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进程中，道德和情感的经历往往极大地改变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生活用它的永恒的变化重新塑造着人的实质。那么，什么是实质？我们是谁？我们应该从人性是不变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抵制着我们周围无数种种的变化，就像钢铁的桥柱在汹涌的大浪里支撑着大桥。这是大桥的永久形象，但不应是人类的。这个支撑制衡的形象是我和全家在新英格兰海岸的梅因海峡过暑假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的，那座大桥架在一条两英里宽的潮汐河流上。这条源于大西洋的河流有时是宁静的，有时却大浪滚滚。那里的海岸线乍一看很坚固，到处是岩石的壁架，岩石散布的海滩；如果你是个认真严谨的行船者，你必然会小心，尽管防范危险的知识和措施已经写在你的航海日志上，也输入了全球定位导航系统里。由于潮汐涨落和偶而发生的大风暴，那些外表永恒的物体——岩石，水下障碍物，航道浮标，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即使你是个有20多年行船经验的当地捕龙虾的渔夫，这种变化有时也足以对你构成威胁。如果你定时观看海岸，你就会看到，它几乎是处在持续变化中，当然这些变化是在地方地质学家和水文学家设定的限度之内。人的自我本质和心灵变化的限度也是这样，是由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原理和实验性的事实来设定的。对人的心灵的研究贴上了出自神经生物学器械的生硬观点，也成了运用遗传学试验台架的粗糙的性格研究。然而，这里也应有道德和情感倾向研究的一席之地，因为它们永远在人的本性变化中起作用。神经传送素只制造粗线条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而那些极度的后悔，自责和其他复杂的感情和价值观，受到人际关系和意义的巨大影响，这些人际关系和意义直接制约人的微妙复杂的情感的形成，而情感又影响构成我们是谁的独特本质。同时，文化、政治、经济改变着我们每个人，这种变化如果不是日常的，也是常年的。随着我们的工作和事业的变化浮沉，家庭和婚姻的兴衰起落，以及巨大历史事件改变国家的命运或改朝换代，迫使全体民众改变生活跟上时代等等，人的本性受到碾压、磨损、更换，甚至断裂，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旧的，改换新的，继续向前。
所谓危机，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事物处于严重威胁中时，他们本身会变得更危险。他们往往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去保护和捍卫他们眼中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在这种紧张压力下，个人的本质可能会改变：最沉稳、最温和的人，也可能变得极端暴戾，他或她可能会参加非人道的压迫和犯罪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犹太人的灭族性大屠杀，以及从中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对俄国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迫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移民美国，而没有因此而采取那种极端行为，这倒是很难得的。对社会的混乱和主要政治力量的变迁的恐惧，常常与谣言和寻找可以被责难为“异类”，并加以被摧毁的人群的社会行为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上，一种致命的流行病，一些公众的灾难，加上政治纠纷对一地方的居民和主要政权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犹太人成了便利的牺牲品。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德国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有计划的大屠杀：德国的老百姓为了要纳粹驱赶苏维埃的威胁，以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像瑟毕斯（Serbs）和克罗茨（Croats）这样的平民百姓会愿意参加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也可追溯到同样的社会动因：一个现实的危机威胁着当时的道德秩序和现状——在这一实例中，是要把一个民族国家分散到互相敌对的种族宗教组织中去——这意味着这一国家的人要么直接地合并到其他的组织里去，要么间接地受到责难。这会引起往往是更厉害的、来自受威胁一方的第二轮危险，因为受威胁的一方，或者会积极地参与，或者会消极地默许摧毁被认定为威胁来源的人群或集团。这时，生存的主旨冷峻而清楚：我们将做任何需要的事去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意识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就会诉诸于先发制人的暴力行动，或者，参加某种先行一步的报复。
从我们美国人对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反应——以牙还牙的反恐怖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社会信奉的逻辑。摧毁在阿富汗的塔里班和基地组织训练营，以及在全世界追捕恐怖分子，搜寻他们的经济来源，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必要的正义反击。但是入侵，占领伊拉克，以及由此引起那里的动乱和内战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制造了过激的暴力反应，这就是我已经指出的第二轮更严重的危险。我们不知何时有了新发现的信条，认为复仇是当然的正义行为，不管有多少人必然会为报国家之仇而牺牲，会为确证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使世界更安全的爱国神话而丧命。我们也已变得如此担心国土安全和隐藏的敌人，以至于为这一担忧所左右，不惜做出最大的牺牲，同意限制或者实际上取消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为保证国土安全所做的努力，我们不惜放弃正义的复仇，我们致力于全球社会的控制等等，看来是比我们对正义和法律程序的责任更重要，甚至，比正在被强力推行的全球民主的承诺更重要。这越看越像是一件难以蔽体的衣服，无法伪装凶暴狂热的报复行径。
当我们持续追求这种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合乎道德的正义政治时，我们被数百万穆斯林谴责正在发动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被数百万的欧洲人和亚洲人谴责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危险。然而，伊斯兰教社会向那些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他们称之为勇士和殉教者的穆斯林年轻男女提供道德上的支持，使执行自杀性爆炸的人以及他们的同党组织，也认为他们的恐怖行动是道德的正义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对什么是合乎道德的正当理由有绝然相反的理解。
如果我们走出敌对双方各自信奉的政治目标和宗教信仰，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道德的政治视野与包括自杀性爆炸在内的恐怖主义信仰都是完全不道德的、非人道的。同样清楚的是，当如上所述的两种互为敌对的价值观，表现为个人如何在这一世界里行动的主张时，也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一种道德立场是可以接受的，两者都有风险。而要超越它们，我们必须探索一种既高于地方共同体利益和立场，又能为地方共同体所接受的道德取向。我要说明的是，通过这样的伦理方法，如果在集体层面上是有效的和可行的道德立场，那也一定能作用于个人建立各自的生活。这也是我要在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之一。
以下各章将讲述一些男人和女人为有道德地活着而奋斗的故事，这些人是我在作为人类学家、精神病医师、中国学学者的专业工作中遇到的，也有通过私人朋友认识的。像大家一样，这些人陷入特定的环境，在一种社会文化形势下，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由于其他人或者社会而处于危机之中。比如，一个曾经受过勋的士兵，现在是个有几十年成功经验的法律专业人士，当他回忆起太平洋战争中他犯下的暴行时，认为那不仅是自己道德堕落的明证，而且也证明了这个社会是伪善的，因为它不愿承认战争把普通老百姓转变成凶手的事实。当这一转变过程完成了，暴乱发泄了，社会就再也不管那些行凶者的道德生活问题了。对这个愤怒的中年人来说，这种个人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的道德现实之间的主要冲突，还延续到他与精神病医师关于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看法的分歧上：求助于医药来控制抑郁情绪是可悲的吗？那种终身挥之不去的曾经参加残暴行为的愧疚秘密是医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抑郁症及其治疗中有道德紊乱和道德治疗吗？极度的后悔，自责和悔改欲望，难道是症状的减轻？甚至还是有效的治疗导致能够勇敢地面对道德堕落的结果？
又比如，一个勉强能控制自己的性冲动的开明的新教牧师，深切地体验到媒体和街头卖淫是对他自己的道德责任的威胁，也是对他教区的青少年的实存的诱惑和威胁。对他来说，个人的宗教理想和性现实（社会的和他自己的）之间的主要冲突，表现为两种经验过程：首先是犯罪感转变成身体的极度痛苦的经验，然后是把生理痛苦升华为神圣的精神体验。他的故事将让我们看到介于宗教和医学之间的生活，在这个没有任何航标的领域中的探索。还有一个例子是职业为内科医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危险，这种政治危险直接威胁到他的理想、家庭、事业以及生命。在与“文化大革命”大不相同的经济改革时期，他认识到，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以妥协的态度，以默许和容忍的社会风气对待欺骗和利用，那么想要开辟一个得以合乎道德地生活的环境，是非常困难和极具风险的。
虽然下面各章所述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处于不同的情况和环境，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被卷入同一种道德经验，显现他们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不仅逼他们面对自己的本质问题，也驱使他们重新思考和接受我们人类的本质，我们共同的人性问题——这种道德压力是那么强烈，在面谈现场，他们的故事叙述不得不停顿。我写下这些案例，是要说明，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来说，道德生活是可塑易变的，同时也揭示，主要危险和威胁恰恰是来自这个世界本身和我们自己。
因为许多我所评述的危机是我们无法控制和把握的，那么研讨这些个人的经历能够使我们面对危机时的反应变得合乎道德吗？在生活和生存危急之际，什么是启示我们该做什么的道德原则？
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从克服自己对危机和无常的否认，确认我们的生存环境做起。从彻底战胜的意义上说，生存的威胁和生活的种种制约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伦理，宗教和美学的意义上理解它们，把它们看作是对伦理，宗教和美学的挑战。妥善理解和把握那些我们着实看重的事，要求我们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因为在情感和价值观念里，我们企图避开（或者，其实已经逃避在外）自以为是理当如此的现实环境和自我意识。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绝不是件不可能的事。基于这种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问自己那个难题了：那些我们看来真正重要的事，会影响我们认为满意的，或者美好的生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显然我们是处在改变自己义务和责任的为难时刻，正在重新调整自己与在同一地方环境内的周围其他人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还需要去找出，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哪些（如果有的话）是能够被克服的。即使答案是，我们面临的生存限制阻碍了我们去实现满意的生活，那么，创造性地合乎道德地生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甚至，假如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受到了威胁，我们也可以首先做到不伤害我们自己和他人。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轮危险，即外部力量威胁到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是怎样又会引起来自我们自己的第二轮危险，即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利益，我们自己也会违反人性，威胁他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用一种改变我们自己乃至改变这个世界的有效的方式，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譬如，结束冤冤相报，或者控制导致自我伤害的愤怒情绪。开辟对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本身必要的自我反思空间，可以防止我们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人，在生活环境受到威胁的压力下变成更坏的人。在我们的家里，工作单位和社区里，我们可以反对和抵制危险的社会道德风气。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地改变我们的地方环境，因为这常常不大可能，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道德实践限制在我们自己认为正当的、合适的范围内。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事，同时，我们的努力也一定会对周遭其他人产生有益的道德影响。
从本书的一些故事里，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教益：勇敢地直面生活中的失败和失意对我们维护自己的自尊固然很重要，对我们的环境和周围其他人也同样有重要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让其他人认识到，在这个世界日常产生的不正当和不公平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改变社会的不正当和不公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在这本书所记载的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艾滋病是怎样把一个当了母亲的艺术家从“索取者”变成“给予者”。我们可以由此见识，疾病灾难引起的生存危机是如何有可能成为创建新的道德生活的转机。在本书的另一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先前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走出图书馆，融入正在遭受痛苦煎熬的人们中，帮助他们减轻道德重负。他因此而出名，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实践中认识到，道德重负是政治灾难，以及与其有关的疾病灾难的文化基础。这不是一种标准的英雄主义教育课——因为这里没有战胜者，而是有点消极的英雄主义，或勿宁说是反英雄主义。这一类英雄行为也许不改变外部世界，却有助于使人们懂得，如果要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较少不公正，较多希望，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同时，这种反英雄主义证明了非主流方式生活的正当合理性，以非主流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给什么是满意的生活问题交上新的与众不同的答案。轰轰烈烈地改变社会的英雄行为总是罕见的，常常不比浮华俗气的小说里写的更多。反之，反对和抵制，以至干扰和阻止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才是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可以做到的。
本书的这些章节指出了构建伦理学的新的方式。伦理学，作为一整套定位于全人类适用的道德原则，必须要在永远变化，大抵是无常的道德经验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对应它们的冲突和变化，提供更充分的视野和洞察力。更何况，像善和正义这样的伦理学原理可能无法对我们地方环境发生作用，这就像诸如歧视和压迫这样的地方道德经验，因当地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依然执行；也就像美国南部的某些与世隔绝的地区，那里的伦理观常常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完全邪恶的，并且致使那里的人们无法批评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调查研究那些个人的故事过程中，我力图把道德的第一层意义上的道德经验和伦理学联系起来。在特定的道德经验环境里，个人为了能够合乎道德地生活，必须作出努力。他们的努力会导致他们对所处环境的伦理批判，并从伦理观上激发他们超越地方的现实价值观，寻求全人类的伦理支持。这一研究实际生活的新框架，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形象面对危及自己认为至关重要的事，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这些危机作出反应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书讲述的故事也包括我本人的自传，这一章记述了我自己也面对如其他各章中突出反映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责任问题时的生活经历。这一自我认识的意义在于，表明作者本身也不能置身于地方社会变化和道德抗争的现实之外。和你们每个人一样，我本人也有关于道德经验，以及力图有道德地生活的故事。
我相信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哲学家式的精深的道德沉思，这几乎已经太多了。我们将看到的是作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时常作的描述：我们对道德生活的无保障感；我们往常对改变现状所作的努力实在太少；或者说，对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社会正在把我们带向何方，所作的探索实在太缺乏，而我们就是在所有这一切中生活的。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怎么处理与身在其中的社会的关系，使自己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尽管故事中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故事主人公性格各异，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每一章故事后面的关于存在的实质，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也是本书要说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