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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主是一个和气的、不讲排场的年轻人，有一头鬈曲的黑发，喜欢抽烟斗，穿保罗·斯图尔亚牌服装，在电梯里总是和每个人都打招呼。如果说他同他杰出的父亲有生理上的相似之处的话，对新闻编辑部里的人来说也不是明显的：他似乎更像奥克斯，而不是苏兹贝格。他像他母亲一样有明亮的黑眼睛，有阿道夫·奥克斯那样的大耳朵，耳垂很长、上翘。他普通身高，宽肩膀，身材结实，但比较瘦，适合穿那件他已经穿了十多年的海军陆战队制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足以符合军队对士兵的要求。然而他没有军人的气质，哪怕是一点严格的痕迹也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不像他之前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是讲究礼节的样板，一个刻板的人物，习惯于保持距离，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很少当众降低警惕。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更稳健、更文雅，但他们总是感觉到他们通过婚姻而获得的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庞奇·苏兹贝格就不同了。他是生下来就注定要有这个头衔的，他是在《纽约时报》社里长大的，在孩提时就在时报大楼的走廊里蹦蹦跳跳。他从不敬畏他碰到的编辑，因为他们总是对他微笑，很高兴看到他，把他当作王宫里的王子来对待。在童年的生活中他养成了一种灿烂的令人愉悦的性格。

他1926年2月5日出生在纽约市。当时他的父母已经结婚九年了，有了三个女儿，可能没有打算再给67岁的奥克斯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很难说奥克斯是不是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恐惧。1918年奥克斯为他的第一个外孙女玛丽安（后来的德赖富斯夫人）的出生而陶醉。她到来时正值奥克斯患忧郁症时期，这种忧郁症由于《纽约时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入了争论而加剧（最糟糕的事情是在1918年9月发生的，那篇著名的亲奥地利社论的发表使得人们指责《纽约时报》不爱国），但玛丽安在1918年12月31日的出生，被奥克斯看作是一个黑暗时期结束的幸运标志。

苏兹贝格夫妇当时生活在奥克斯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巨大而阴暗的装饰华丽的住宅里。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来后，奥克斯总要溜进育婴室里，满手拿着新玩具。婴儿的声音使他非常兴奋，育婴室的装饰同整个住宅暗淡的装潢和雕像形成了鲜明对照。奥克斯本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有过两个孩子却死掉了，对于他的家族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不可能漠不关心。

三年后，第二个外孙女鲁思在奥克斯的生日3月12日那天出生了，这又是一次不平常的时机。奥克斯仍然保持着玩玩具的习惯，但苏兹贝格夫妇已经搬到附近的一个地方住了。随着第三个女儿朱迪思1923年12月出生，苏兹贝格夫妇又从中央公园搬进了第五大道附近东八十大街5号的一个五层的白石砌成的大楼里。但奥克斯仍然是一位常客，他的身影无所不在，他的影响是无穷的，他对他女儿伊菲吉妮的依恋是很自然的，以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有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不管奥克斯进的是谁的家，他都是这家的主人。尽管他慷慨大方，但这种慷慨经常也使接受者感觉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奥克斯恰恰不鼓励的反应。奥克斯在查塔努加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也有这种感觉，并且有点讨厌它。伊菲吉妮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对父亲太浪漫了，不过分注意自己对他的恩惠的敏感。但在她丈夫的事情上，她极力注意这种状况。当她的儿子在1926年出生后，奥克斯荣耀地宣布他将非常宠爱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不把儿子的中间名字叫奥克斯，给他取名叫小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然而，六个月后，他的丈夫说服她把儿子改名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这是奥克斯赞赏的高尚姿态。

苏兹贝格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多表兄表妹通常都要在纽约乔治湖边奥克斯的住宅里度过夏季的几个月。在奥克斯卖掉他纽约的住宅而买下了希兰代尔之后，整个家族经常聚集到那里，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宅第里。那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地方，有供嬉耍的巨大的房间，私人湖泊，网球场，开阔的草地，小动物，不时还有名人来访：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查尔斯·林白，理查德·伯德，赫伯特·莱曼，戴维·利连索尔，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马德琳·卡罗尔，她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最欣赏的电影女演员。顺便说一下，马德琳·卡罗尔的第四任丈夫安德鲁·海斯克尔，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管理者，在1965年娶了苏兹贝格的大女儿，即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在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家庭的朋友经常把玛丽安叫作“漂亮的”，把二女儿鲁思（在同本·戈尔登离婚后成了《查塔努加时报》的业主）叫作“聪明的”，把三姑娘朱迪思（成了一个医生）叫作“有趣的”，也是很有个性的。严厉的家庭法语女教师管不住朱迪思，朱迪思甚至在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坦率和敢于直言。一天晚上在苏兹贝格东八十街的家里入睡之前，她的父母告诉她说他们宴请的客人海军上将伯德之后会上楼对她道晚安。当伯德出现并被介绍给朱迪思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既迷惑又显然很失望，转过去对她父母说，“伯德！——我以为你们说的是林白呢！”伯德上将尴尬地笑了笑。

朱迪思和庞奇在孩提时形影不离，这种亲密关系持续了多年。由于朱迪思在家里被叫作“朱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就开始把他的儿子叫作“庞奇”，这个昵称在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业主后还跟着他。少年时代的他对报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有连环漫画他阅读得津津有味。由于不允许小孩子玩玩具兵或动枪弄刀——因为他的父亲是限枪立法的主要提倡者——他便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们的玩具。他非常擅长中国跳棋，偶尔可以打败到希兰代尔来访的温德尔·威尔基和其他想当总统的人。他也非常熟练于那些需要巧手的作业或比赛，曾得到一位住在希兰代尔附近的手艺教师的特殊训练。在希兰代尔的舞厅里，他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系统”，诱使那些来找他姐姐出去的年轻人当玩耍伙伴。他喜欢搭桌子，修理小玩意儿，拆卸机械装置。一天在和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小姑娘玩耍时，庞奇用简单的机械词汇向她解释生育的秘密：男性把他的器官插入到女性身体中，之后身体里面的宝宝抓住这个器官，被拉了出来。

然而，在学校里，庞奇·苏兹贝格的理论和特殊才能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不习惯严格的纪律，表现得并不好。他的姐姐鲁思轻松地回忆了她弟弟的问题，有一次在报社的《时报闲谈》上写道：

几乎纽约附近地区的每一所学校，都因庞奇的不时到来而增辉。他们都很高兴让他来，但想要他做的不是旁观者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承认，尽管他们发现他很可爱，却不知道要怎么教育他。曾有一个学校留住他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都长，因为校长的妻子是个雕塑家，认为庞奇有一个漂亮的脑袋，她让他来当模特。由于他不给别人判断他的脑袋里想些什么的机会，那么至少他脑袋外面值得赞美的东西也就令人满意了。

庞奇回想起他后来在布朗宁、劳伦斯·史密斯、卢米斯的学校生活，或在莫宁赛德的家庭教育生活，也是令人愉快的。在极少的场合，尽管他极力靠他的笑声和他快乐的举止来掩饰，但还是暗示出与他父亲发生的不愉快给他的严重伤害。“他们送我去实行英国教育体制的圣伯纳德学校，我造反了，”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左撇子，但他们要我用右手写字。结果我写得糟糕透了——我想写‘197’，却写成了‘179’……总之，我在圣伯纳德待了大约五六年，成了留级的‘老孩子’，至少有些信件是这样叫我的。”他又平静下来，冷酷无情地说：“我决不给他们一分钱。”

1943年，17岁时，庞奇离开了康涅狄格州温莎的卢米斯学校，申请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着应征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摄影部当了一颗“螺丝钉”，显示出他对修理工作的很大热情。1944年1月他正式进了海军陆战队，被训练成无线电技师。他在帕里斯岛的训练教师是一个严厉的下士，叫罗西兹。他在几周内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纽约时报》家族在12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庞奇·苏兹贝格学会了立即服从命令，赶上了班级其他成员，喜欢上了艰苦的生活。他还喜欢远离家庭，尽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爱的气氛，但也经常有父母和长辈的事后批评。在海军陆战队里，命令是大声而明确的，非常清楚谁是老板。庞奇的家庭关系对罗西兹没有任何分量，罗西兹也不会被苏兹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无聊的引诱所左右，尽管这些做法过去在私立学校有时是起作用的。几十年后，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业主后，他满怀感激之情提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罗西兹。

战争期间，庞奇被派到了菲律宾，参加了莱特湾和吕宋岛的战役，后来又换防到日本。他担任海军拦截艇的操作员，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车司机。他被提拔为下士，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获得及格成绩后——“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成绩很好，偶尔上上院长的表扬名单。当学生时，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芭芭拉·格兰特。格兰特住在希兰代尔附近，也曾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过。1948年7月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和一个女儿卡伦·奥尔登。

1951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加入《纽约时报》，成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年轻记者。在那里不久他就犯了一个被认为是可怕的错误：他被委派去参加一次讲演宴会，报道那里说些什么，不幸的是有段时间他离开了桌子，去了洗手间，正是此时会议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讲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讲演人宣讲，因为原定讲演人无法出席。苏兹贝格从洗手间出来听了讲演，并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讲演人没有到场，把讲演人的名字弄错了。《纽约时报》得知出错后，被迫做出了更正，纽约城市版主任罗伯特·加斯特给庞奇写信，以与罗西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厉无情的口气教训了他。

朝鲜战争期间，庞奇的部队也参战了。他得到了一项好差使，上了纽约的斯洛卡姆港的军队情报学校，毕业后在朝鲜当了第一陆战队的助理公共情报官，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指挥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军衔离开了军队，又开始了他的办报工作。

他当时26岁，更成熟、更老练了，非常喜欢在新闻编辑部到处转，渴望学习新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但他决不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因为他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是一名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别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会议的门外等着发表正式声明，不是一个报纸所有者家族后代的生活。记者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离一种良好的教养相去甚远。一个报纸老板的儿子可以一时有兴趣干干报道工作，把它当作他的管理训练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暂飞行，但他终归是要落地的。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做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

不仅在《纽约时报》，在其他报社，新闻部门大量聚集的也是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士——来自北方的自由的犹太人和不怎么自由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进的新教徒；可以预料，还有相对少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长时间才熟悉了英语及其文学，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很多报纸记者，除非属于待在警察的“棚屋”里不写作的“跑腿者”或街区记者那一类。黑人只是象征性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有代表，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或动机，鼓励或机会，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在《纽约时报》的记者中，经常只有一个黑人记者，很少有两个以上。相反，《纽约时报》的电梯操作工几乎都是黑人，是穿着制服微笑的种植园类型的黑人。这种雇用的做法始于奥克斯，在种族问题上他是一个遵守常规的南方人。

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许能通过买下一家报纸并控制舆论，或者通过进入政治生活和成为一个改革候选人或这些候选人的财力支持者，更充分满足他们社会良心的需要并鼓励改革。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一双批判的眼睛，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有着对自身技艺的责任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最优秀的记者，即使在不承担任务时，也总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间，他们是独立而超然的观察者、局外人。他们下意识地注意高声叫喊的话，能引用的话，奇怪的事实或可以做报道的事件。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庞奇·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生中曾短暂地当过《纽约时报》记者——却不会。

1955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后，回到了《纽约时报》，在巴黎分社当记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举行的汽车比赛。他没有采访任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没有这项任务——当时《纽约时报》还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欧洲许多体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赛过程中，突然间一辆赛车失去了控制，汽车在跑道上跳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冲进了观众中，83个人遇难了。庞奇看到了这一事故，并且觉得恐怖，但他竟然没有想到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当年稍后，庞奇回到了纽约总部，成了他父亲的助理。他现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开了，他相当多时间是和同样与妻子分手的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的，还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们要么是有婚姻上的困难，要么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里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萨迪餐厅或卡特利奇在三层的办公室后面的小“酒吧”尽情畅饮。在这些年里，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的小圈子包括：《纽约时报》的审计主任约瑟夫·阿尔杜伊诺和推销部的欧文·陶布金，这两个人都有婚姻问题；还有发行部经理纳特·戈德斯坦，他宽容的妻子从来不指望他会在家。卡特利奇还有几个演员陪伴，这是他在萨迪餐厅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罗伯特·普雷斯顿，戴维·韦恩和马丁·加贝尔。

对年轻的苏兹贝格来说，卡特利奇有一种父亲般的形象，却又不屈尊俯就。他乐意提出建议，让苏兹贝格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温暖的关系持续了几年，但当他们碰上了会成为他们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他们喝酒的方式改变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碰见了阿比·雷·伊泽德夫人，一个寡妇；庞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会上碰见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浅黑肤色的离异女子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

这次聚会是在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兄弟休·德赖富斯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举行的。休·德赖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尔曼女士是在纽约郊区的海滩俱乐部。她坐在沙滩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儿在一起。德赖富斯，一个友好的不胆怯的人，走近她，介绍了自己，和她谈了起来。德赖富斯的金发妻子琼·德赖富斯当时在沙滩上睡觉，但她很快醒来，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绍给了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子。

后来在纽约，在庞奇·苏兹贝格说他会在没有舞伴的情况下参加德赖富斯的晚餐聚会后，琼·德赖富斯决定邀请卡罗尔·富尔曼。苏兹贝格和富尔曼女士很谈得来，当天夜里他开车送她回家。几周后，苏兹贝格邀请德赖富斯去一个餐馆，他们惊奇而高兴地看到他领来了卡罗尔·富尔曼。琼·德赖富斯还注意到，卡罗尔戴着一个象征友谊的金戒指。琼就这戒指做了一番评论，卡罗尔害羞地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戒指不错——非常不同于庞奇·苏兹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这个戒指时的反应。芭芭拉·苏兹贝格并不反对她丈夫与其他女人约会，因为她自己也和别的男人约会，而且他们也要离婚了，但是她的确对收到这枚戒指的账单而感到反感。账单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宝商寄给她的，上面写着“金质结婚戒指”。这件事后来被证实为商店的错误，而不是苏兹贝格的幽默例证。当最初的反应和尴尬过后，再没有其他的麻烦——离婚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1956年12月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和庞奇·苏兹贝格举行了婚礼。

苏兹贝格的新夫人不爱叫他的昵称“庞奇”，宁愿叫他阿瑟，因为“庞奇”会使人想起作为过去一部分的他总是惹麻烦的童年，她希望他永远是现在她看到的样子——一个敏感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具有值得称赞的品质，但这些品质被他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轻松的举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苏兹贝格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奥维尔在管理着报纸，并且有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来协助。这两个人都对苏兹贝格印象不深，都认为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学一下报纸业务。作为一个低级管理者，苏兹贝格在14层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有时出席4点钟的新闻会议，人们也经常看见他在三层转悠，一个干净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轻人抽着烟斗，微笑着，望着新闻编辑部的墙壁查看油漆，或者检查空调的管道，像是非常着迷于大楼的机械系统和机器。他对在《纽约时报》西海岸版和欧洲版使用的自动化的新装备知道得很多。然而，人们很少征求他对新闻采访的意见，而且他也很少表达这样的意见。他经常被《纽约时报》的一些高层人士所忽视，甚至詹姆斯·赖斯顿从华盛顿飞回到纽约后，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个招呼，就丢开苏兹贝格溜进了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办公室。德赖富斯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还不到50岁，有望再领导报社20年。苏兹贝格才30岁，看起来更年轻。在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层的会议时，苏兹贝格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似的听讲。苏兹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当这位副总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报出除他之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事实和数字时，他感到慌乱和目眩。在他们频频向布拉德福德点头时，苏兹贝格极力以他的无动于衷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在内心里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为业主后，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样感到慌乱。

德赖富斯的去世和苏兹贝格的接任，给《纽约时报》带来了突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辞职。布拉德福德以传统的文件上的礼节签署了他的公开辞职书。他的辞呈在董事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的一个声明中得到了回答，是这样写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曾是我们组织中的有价值的力量和领导的源泉。我们对他决定辞职感到抱歉。我们将怀念他。”

当年稍后，布拉德福德被任命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商务总经理助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干了一年半，但并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辞职，去了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办公桌时，发现了A.H.拉斯金的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罢工报道。布拉德福德从未完整地读过这篇报道，现在坐在他腾空的抽屉敞开的桌子前，他捡起了两年前的这篇报纸文章，开始阅读起来。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间谈判的苦恼岁月，挫折和愤怒，还有电视报道的升温，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命运。印刷工的领袖伯特伦·鲍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纽约一些报纸的财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一蹶不振。这次罢工可能加速了德赖富斯的死亡，且肯定无助于布拉德福德本人的报纸生涯。他承认它还影响了他的婚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寡妇，是一个艺术家和环境保护者。他将去当商业部的顾问，主持奥克兰的一项试验方案，旨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

布拉德福德读完了A.H.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1962年至1963年罢工的文章后，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谈判期间他受到很多压力，要他与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尽管受到了这篇文章的批评，布拉德福德还是认为拉斯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布拉德福德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罗夫特所取代。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极其得体的、说话温和并且很英俊的人，53岁，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后代。班克罗夫特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纽约从事了五年律师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克罗夫特当了海军军官。1945年他在国务院工作，结识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并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罗夫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美国副代表，1953年开始在日内瓦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任务，担任国际劳工署的法律顾问。1956年班克罗夫特成为《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和助理秘书，1957年成为秘书。布拉德福德离去后，哈丁·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副总裁，搬进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层的办公室。

庞奇·苏兹贝格接管《纽约时报》后，班克罗夫特手下的指挥系统包括了公司的许多行政人员。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们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论版的顶端，然而在时报大楼外面实际上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这些管理者在大楼里也是不为《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和下属编辑所知道。广告部主任门罗·格林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二层，离出纳员的窗口不远，那些每周到出纳员窗口报账的雇员经常能在那里见到他。但《纽约时报》的财务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虽然自1951年以来就在报社工作，却很少为《纽约时报》的雇员所认识。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纽约时报》来来往往，这位平静的前注册会计师有和善愉快又无特色的面容，在《纽约时报》的5000多名雇员中也许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是谁。安德鲁·费希尔，苏兹贝格新任命的负责生产的商务经理，在某些机械领域为人所知，但在时报大楼里不是广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为《纽约时报》西部版的负责人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项任务使他同一些编辑有了接触，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上了。

新业主管理队伍中的另一个关键的行政人员是一个个头较小、打蝶形领结、黑头发的有能力的人，叫伊凡·维特。维特负责《纽约时报》的推销、人事和产业关系，以及WQXR广播电台。他1928年在20岁生日时加入《纽约时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获得了ΦBK协会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的腰间总是叮当作响。维特出生在纽约州霍内尔的边远小村庄，像阿道夫·奥克斯的一个亲密朋友、《纽约时报》的前商务经理路易斯·威利一样。正是通过认识回乡探亲的威利，伊凡·维特才受到鼓励向《纽约时报》求职。维特1928年在报社的第一项任务是拉分类广告，一周18美元，但他在报社里上升得很快。他迅速升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威利的兄弟很合得来。威利的兄弟是一个大块头的、在比赛中被毁容的摔跤运动员，叫马克斯·威利。路易斯·威利对他魁梧的兄弟的形象感到有点难堪。他的兄弟在县里的集市上当摔跤教练，每当来纽约时就到《纽约时报》看看。当马克斯·威利出现时，路易斯·威利就让他年轻的门生伊凡·维特快点把马克斯领出办公室——领马克斯去看电影，去上布朗克斯动物园，去科尼岛或者任何地方，只要远离《纽约时报》就行。维特总能机智而迅速地做好这件事。路易斯·威利很感激，维特的早期生涯便有了一个好开局。1934年他成了《纽约时报》的推销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的部门增长到80人，一年预算有100多万美元。这支队伍包括文字编辑、艺术家、研究人员、统计员、生产人员。他们从事报纸和杂志广告、广播和电视的插播广告、橱窗展示、书市和地铁的招牌设计等工作。有一次成功的地铁广告活动，强调了《纽约时报》上分类广告的影响，描绘了人们微笑着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这次活动遭到了右翼政治集团的嘲笑，他们经常在游行中挥舞着牌子，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微笑的大胡子面孔下引用这句口号。

尽管庞奇·苏兹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报社宣布，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安德鲁·费希尔之外，没有进行管理层变动的计划——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奥凯斯仍然是社论版主任——但还是短暂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更剧烈。庞奇·苏兹贝格以前很少显示他内在的特点，几乎没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开始发布一项令人震惊的首创性的决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闭《纽约时报》西部版。这个版仅仅开办了16个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广告，亏损严重，总部很难负担。114天的罢工已经深深挫伤了《纽约时报》的经济实力，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仍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财富》杂志在1968年声称她的财产价值在1.5亿到2亿美元之间——但庞奇·苏兹贝格不想靠每周损失几千美元来支持加利福尼亚90人的队伍和成本昂贵的电器设备——用这些设备把新闻从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时报大楼发送到洛杉矶的地方总部。虽然出版前的调查显示，太平洋沿岸的读者想要《纽约时报》的一个地方版，一张他们每天能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和其他几十个西部城市的报摊上买到的报纸，但苏兹贝格觉得，发行数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况会变得好起来。该版1962年10月开办时，它的发行量是12万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万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万份。同样令人泄气的是，这个发行量分散在西部13个州——对于洛杉矶的广告商来说读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纽约时报》的读者稀疏地散布在从墨西哥边界上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到西雅图，再到落基山脉和拉斯韦加斯荒漠的广大地区，贝弗利山庄的一个专用品商店的老板就看不出在《纽约时报》西部版上做广告有什么优势了。另一个问题是，西部版不是为西部人特制的。德赖富斯和他的纽约顾问差不多假定：《纽约时报》在东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样会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实际上西部版是纽约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写的是外国的和全国的日常新闻、远方的丛林和首都的风情，但缺乏女人喜欢阅读的时尚广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区的“感觉”和新闻。它是一个被远方控制的报纸——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詹姆斯·赖斯顿在1943年去莫斯科参观《真理报》社后模仿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真理报》的印刷机构在社里，但新闻却通过电报来自别的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记者是技术人员”，赖斯顿在他20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回忆道，“他们处理其他地方官员对什么新闻应该进入报纸的决定”。这恰恰就是《纽约时报》在1962年极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技术人员”：电器专家、广告人员、发行人员，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编辑和编辑，没有专门的西部记者队伍。结果，《纽约时报》在广告或地方报道上无法同突然兴起的《洛杉矶时报》竞争。如果《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在帮助《洛杉矶时报》成为更好的报纸。后者不仅和《华盛顿邮报》结伴搞起了它的新闻服务，而且还在全国和海外特别是本地加强了它的报道。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骚乱时，《洛杉矶时报》派出了几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去采访这些事件及其后果，这次表现获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综合地方报道奖。

苏兹贝格决定关闭西部版，使《纽约时报》一些与这一方案有密切关系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16个月还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妥当地检验这个版并做出关闭的判决。《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大声质问这次失败会如何影响《纽约时报》的形象。“你不能关闭这个版，庞奇”，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挽回面子。”

“我们一点都不缺面子，”苏兹贝格迅速回答，“它是一个糟糕的报纸，扔掉它吧！”

所以，1964年1月底，苏兹贝格宣布，解散加利福尼亚分遣队。有些人继续留在《纽约时报》的组织内，其他人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报社里没有人比安德鲁·费希尔更沮丧了。虽然西部方案曾是德赖富斯的“婴儿”，但德赖富斯已经走了，布拉德福德也走了，和这个地方版有最密切关系的管理者是费希尔。费希尔回到纽约后，他考虑他现在是不是逐渐也被打发掉了。他知道，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他代表着早就激起他们怀疑和猜疑的新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失败了。科学调查错误地判断了读者，《纽约时报》由于智力有缺陷而在一场大的战斗中失败了。如果要找一个替罪羊的话，很可能就是安德鲁·费希尔。他重新在14层安下身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装饰着一个双面钟，同时报出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时间。他走过大楼的走廊，乘上现在已经自动化的电梯，感觉到有些管理者很难直视他的眼睛。他想，他们是在故意保持距离。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解雇我呢？为什么他们还让我在这里呢？

然而，和庞奇·苏兹贝格在一起，费希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发现使他吃惊并受到鼓励。苏兹贝格看起来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比起七个月前苏兹贝格成为业主而费希尔被提拔起来负责生产部时，没有什么不友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德赖富斯还活着时，费希尔和苏兹贝格一直相处得很好。费希尔是14层上唯一一位与苏兹贝格年龄相接近的管理者，他们很快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不拘礼节的和坦率的，又都具有军人的服从命令的习性，尊重航图，训练助手，系统化，安排细节简练。他们都喜爱科学的精巧装置和工具，并共同认为，当某些工具证明对完成一项任务是不充分的时候，就应该用更新更好的工具取代它们。正是这种明确而实际的理由使得费希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失败之后怀疑自己的事业在《纽约时报》也许结束了。如果不是在被解雇的意义上结束了，那么就他的未来生涯而言也是结束了。作为机构的一个工具，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然而，这显然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对西海岸的冒险所做的价值判断。

诚然，出现了重大的错误，但不是哪一个人或集团要负责任，苏兹贝格的举止也没有表现出他因这次失败非常沮丧或泄气。失败对庞奇·苏兹贝格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虽然他现在不能轻易地宽恕它，因为这个错误确实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但他也不想对其做出过度反应。西海岸的撤退对他来说是一次大的向前挺进中的一个挫折。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开始突然转向防御，或者停止在未来会更有效更经济地帮助管理《纽约时报》的现代技术试验。恰恰相反，苏兹贝格现在比以前更想用现代体制进行试验，更多地了解它们。他的报纸不能仅仅遵循他父亲或外祖父的公式。《纽约时报》应该继承它传统中不可违背的东西，然而要适应变化着的潮流和新的工具。苏兹贝格认为，《纽约时报》必须比往常赚更多的钱：有关报纸所有权的经济状况现在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最近的报纸罢工已经证明纽约的一些报纸面对劳工的冲击是多么脆弱，旧的机构是多么快地衰竭和破碎了。尽管《纽约时报》手头有现金来抵抗罢工，但争取更多的收入是根本性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上升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薪水，而且也是为了使报纸在未来的罢工威胁中不惊慌失措。赚更多钱的一个方式就是卖更多的报纸，收取更高的广告费，多种经营，并投资于像西部版这样的扩张主义风险事业，如果失败了就试试别的新东西；另一种方式是更经济地经营《纽约时报》——不是要在新闻采访或雇用高级人才上克俭，而是要使工厂现代化，让年迈的老兵退休（上帝不能再是《纽约时报》的人事经理），少雇用簿记员和职员处理装裱的文书工作。《纽约时报》要接受计算机。计算机在《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在苏兹贝格当社长的第一年，他开始准备让这个机构适应计算机的引入。《纽约时报》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反感和对报纸事业的浪漫观念：尽管《纽约时报》的确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但它不能松懈，因为在纽约之外还有其他报纸在迅速前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现在办得比以往都好，有时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报道中能赶上或超过《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尽管还主要是一个地方报纸，在全国的影响有限，但它每天的发行量超过了80万份。它准备接管《芝加哥论坛报》，居它之上的仅有纽约通俗小报《每日新闻》，其200万份的平日版发行量是全国其他大都市报纸的一倍多。《华尔街日报》占据着专家的市场，经常不和一般报纸分在一类，但它的四个地区版每天使它的全国总发行量达到了80多万份。在其他大城市的日报中，《纽约时报》1964年排名第七，平日版平均每天销售大约65万份，但这个数字由于纽约其他报纸在劳工罢工后走向破产而突然增加了，几年内《纽约时报》将超过80万份，超过《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Bulletin）、《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洛杉矶先驱考察者》（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但它仍将在第二名的《洛杉矶时报》之后。尽管发行量不一定是一家报纸经济实力的标志（比如说《纽约镜报》，1963年在日发行量超过90万份的情况下倒闭了），但《洛杉矶时报》的财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将近十年，《洛杉矶时报》在广告额方面领导着全国的日报，如果它在落基山以东有更大的野心的话，它现在能够赌上一把，它的背后是由钱德勒家族的泰晤士报——镜报公司撑腰，该公司已经经营多样化了，最近几年随着购买了几家新公司，出版从电话簿和《圣经》到领航员用的航空图各种东西，赢利丰厚。《洛杉矶时报》的印厂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样板。作为唯一没有工会的大报，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上是强烈反劳工的，《洛杉矶时报》已经随心所欲地去搞自动化了——用计算机来制定工资表、排版、分析发行趋势，准确定位那些欠款的广告商。《纽约时报》身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密集的城市里，扎根在不同的传统中，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在电子化方面也是无法同《洛杉矶时报》竞争的，但苏兹贝格想尽可能谨慎地进行现代化，他开始安排用一个月8000美元租用一台霍尼韦尔H.200计算机来做25个雇员的计算工作。在这些雇员得到再培训做其他工作后，这台计算机进入了时报大楼七层的一个墙壁洁白、无窗干燥的无尘房间。这个房间25英尺宽，32英尺长，除了那些用这台计算机工作或对它进行保养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这台计算机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新任命的系统经理监管之下。他以前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佐治亚人，叫卡尔·奥斯廷。而奥斯廷和计算机都由安德鲁·费希尔来负责。

另一个使《纽约时报》现代化的动作，就是集中它的管理权威，清除最后的古代“公国”。为此，庞奇·苏兹贝格决定，自1964年9月起，任命特纳·卡特利奇为一个新设立的职位“总编辑”。这个头衔使得卡特利奇有了高于莱斯特·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高于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高于新闻编辑部和全国及海外分社所有人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卡特利奇已经梦想这一安排近20年了，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它。如果奥维尔·德赖富斯还活着，如果其他事件没有仓促地发生，或者如果庞奇·苏兹贝格不曾是卡特利奇办公室小“酒吧”的一员，他是不会有这种权威的，但在这一时刻这种辩证论没有多大意义。特纳·卡特利奇63岁了，稍微过胖，有痛风的痛苦，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但软弱无力的人，有圆而红润的脸盘，松弛的下巴，急速转动的不会放过任何事情的黑眼睛，一种温和的高贵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人们一直无法把握的，好像是为了防止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一个公司天才还是一个幸运的笨蛋。卡特利奇现在成了《纽约时报》新闻部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致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夸张的口气说：“我都不敢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卡特利奇给年轻的苏兹贝格当了摄政王。对于新闻部，苏兹贝格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想在他身旁有一个知道这一切的人。卡特利奇丰富的经验使他成了显而易见的人选，尽管卡特利奇对在他以下发生的事情只能做出非常有教养的猜测，因为这个部门太大，太散，并且太流动，甚至用计算机检査也很不容易。新闻部由《纽约时报》5000多名雇员中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组成——大约1000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写作编辑平日版和星期天版的《纽约时报》。不算纽约的高级编辑或驻外记者，或办公室的秘书，或特约记者，或汽车司机；不算在全国各地的、在华盛顿的国内记者；不算时报大楼九层的女性新闻人员，或其他层的职能人员，而只算三层的新闻人员，在纽约城市版主任手下有大约200人，在金融版主任手下有59人，在体育版主任手下有52人，在文化新闻版主任手下有40人，在照片版主任手下有25人。

国内和海外的整个新闻部——包括送稿生、办事员、文字编辑、驻外记者、助理编辑、高级编辑——每年的运营开支大约要使苏兹贝格家族拿出1100万美元。总之，每年出版《纽约时报》的成本——纸张、油墨、机器、运输卡车、火车、飞机、人员的薪水和在别的地方的开支、税金——有1.34亿美元。如果预计的收入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罢工或预料不到的负债或衰退，《纽约时报》能从它的广告收入、它的发行销售和较小的杂项方面获得1.36亿到1.37亿美元。因此，拥有这家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报纸带来的利润不是很大，只有260多万美元。

苏兹贝格不想为了增加利润而损害《纽约时报》的传统或独特的采访。《纽约时报》的编辑决不应该犹豫为一篇重要但迟到了的报道留版面而撤下广告。《纽约时报》应该继续刊登很少有人读的长讲演稿，以及像沃伦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告》那样的历史文献，这个报告在1964年9月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占了48版。所以，苏兹贝格认为，广告率应该增加，安德鲁·费希尔和伊凡·维特同意，但广告部经理门罗·格林感到困难。广告率的上升会引起广告行数的下降，广告行数是格林自豪的特别来源，是他的打击率，他不愿意改变这些规则，按这些规则他的部门已经在广告行方面领先纽约其他报纸多年了。1964年，格林的部门达到了6.77亿行的纪录，给《纽约时报》的金库带来了1亿美元的收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处在较低的比率，只印了1.85亿行。格林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更改这一成功的做法。格林对年轻的苏兹贝格也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任业主时，格林的判断力很少受到怀疑，但现在格林觉得风向变了，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费希尔同新业主亲密关系的威胁。有一些传闻说，庞奇·苏兹贝格希望有一天把格林的广告部、维特的促销—发行部和费希尔的生产部都置于一个人领导下，就像新闻各部门准备统一在特纳·卡特利奇手下一样。据说，苏兹贝格喜欢海军陆战队的指挥系统的风格，从上到下的一条线权威。这能不能在《纽约时报》里起作用还有待观望，但格林几乎肯定苏兹贝格会尝试一下。苏兹贝格已经决定把平日版和星期天版人员统一在一个领导手下，就显示出了这种倾向。苏兹贝格的正式声明，最终是在1964年9月1日宣布的，也许能够使人看出他管理《纽约时报》的一般方式。在任命卡特利奇监管全部新闻运作包括平日版和星期天版各部门时，苏兹贝格说：“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运营及其未来的进程中要认清当前的潮流。”

1964年9月2日，特纳·卡特利奇的晋升在《纽约时报》第二部分的头版得到了报道。这篇文章还附有卡特利奇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受这次调整影响的主编——马克尔、丹尼尔、赖斯顿、汤姆·威克和丹尼尔·施瓦茨——的照片。但文章却是用一种模糊用语表达出来的，所以缺乏那种对《纽约时报》的现代报道来说是根本性的解释，以致一个局外人是否能理解这篇报道的全部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电视产业或国务院进行了管理层重组的话，如果在罗马尼亚进行了官僚体制改组的话，那么《纽约时报》就会开放它的栏目进行清楚的报道，有解释性的分析和编辑部文章，严峻的事实点缀着说明（“据消息人士说……”）。但任何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不会为它自己的管理层变动提供很多消息。所以，在苏兹贝格公开决定结束“公国”并把新闻活动集中在卡特利奇手下之前的几周里，《纽约时报》组织内部发生的幕后的花招、出现的紧张和绝望状况，根本未得到暗示。《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似乎是表明，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平静地、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机构里的更大的挑战。这篇文章和照片上的四栏标题写道：“卡特利奇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总编辑，”小标题放在其下：“马克尔、赖斯顿升任副主编，施瓦茨任星期天版部主任，丹尼尔任主编，威克将负责华盛顿分社。”这篇文章开头大致是说：“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社长昨天宣布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任命上的六大变化。”

当莱斯特·马克尔起初知道苏兹贝格的计划后，勃然大怒。马克尔70岁了，他已经把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建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一包五磅重的报纸，有广告，发行量缓慢地但稳定地上升到150万份。现在马克尔看到他一生的事业正在被他认为是对报纸不利的倾向所破坏——不仅仅有正由苏兹贝格来实现的集体主义野心，不仅仅有三层的像西奥多·伯恩斯坦那样的编辑（他们引入了“新闻当事人”的特写栏目）和其他多少干扰马克尔以前特权的日常背景专题的理论和发明。莱斯特·马克尔现在同样关心他感觉到的一种趋势，即把《纽约时报》从一个“灰衣女士”变成一个开着循环列车的不断招摇的机构，吹嘘着：“没有它，你就落伍了。”马克尔认为，《纽约时报》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因为使它有一种超现代的肤浅的意义，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不去把握潮流——事实上，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伟大的科学发现、战争的前兆、每一个年代重大的问题和争论方面是领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被流行时尚和无关的小事所统治，它保持着距离，有点枯燥和僵化，这是奥克斯喜欢的方式。甚至在《纽约时报》停止报道20世纪20或30年代的大谋杀案和丑闻时，它也是以维多利亚式的克制这样做的。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有一次陪她参观了时报大楼。梦露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和杰出的。还有一些人在马克尔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觉到了慈爱和脆弱。当马克尔未被邀请参加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萨迪餐厅的纪念晚会时，他绝对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场面，百老汇的名流和《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审查客人名单时，把马克尔勾掉了，这很快成了时报大楼的一个话题。当奥维尔·德赖富斯到达萨迪餐厅时，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马克尔在吗？”当得知他不在后，德赖富斯摇摇头，叹息说：“我明天要挨骂了。”

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个明智而审慎的讨人喜欢的人，自1939年以来一直给马克尔当助手。施瓦茨现在要向卡特利奇汇报工作了。马克尔要搬到14层当“副主编”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论版报头，他将在新成立的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涉及“使公众消息更为灵通”。马克尔会继续在他的教育电视新闻节目当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汤姆·威克和马克斯·费兰克尔加入进来。他还大量地处理《纽约时报》在成人教育、广播和书籍方面不断扩张的业务。当然，所有这些散文废话和委婉说法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马克尔要被踢上楼了，这个事件在八层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议。然而，在他一生的这个不光彩的时刻，马克尔多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称赞的个性力量。马克尔不是淹没在自怜中，或者气得摔门而出，或者被耻辱所压垮，而是——在起初爆发一阵愤怒后——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搬进了他在14层的新办公室。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终他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超额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几年之内，他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如担任《纽约时报》的“未来委员会”主席。马克尔根据太空文明时代的行话，将其叫作“未委会”（COMFUT）。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员，任务是确定未来几十年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会对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什么影响。这个委员会要努力去把握什么样的人类习惯将流行起来，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将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纽约时报》将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个新形势的挑战。马克尔的委员会的一些研究是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做的，同时大部分内容都传播到了科学研究组织。

所以，马克尔的精力会继续向前推进，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会表现出来，如在苏兹贝格把他从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后，他很少再到那里去。即使马克尔有时间随意观看一下他在八层的老地盘，也是匆匆而过，从他以前的办公室穿过大厅。他以前的办公室被装饰成西班牙风格的房间，有一个长餐桌，几把木头椅子，一个铁柱形吊灯。墙上挂着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张肖像，他在肖像中没有笑。这个房间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经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静，有时它被叫作马克尔的“小教堂”。

当苏兹贝格重组计划的风声最早传到华盛顿分社时，记者和其他职员都感到震惊，但并不奇怪。他们表现出一种冷静，来自纽约的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反常，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两年来，或者说自索尔兹伯里1962年被提拔为国内新闻部主任以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卡特利奇手下晋升为主编助理以来，华盛顿分社就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纽约总部的事后轰炸性批评。如果不是丹尼尔声称《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的事情，那么就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电话上传达他的报道观念、怀疑和问题：林登·约翰逊的交易背后有没有默奇森的钱？亚伯·福塔斯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国务院会最终承认蒙古国的独立主权？让蒙古国得到承认，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喜欢的一项运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蒙古国会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理想的“监听哨”——或许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就喜欢蒙古人。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一本书里支持承认蒙古国独立，他定期听到华盛顿关于承认蒙古的“传闻”。华盛顿分社的人声称，他们经常就这件事询问国务院，不久，不管是出于厌烦还是麻烦，国务院将会承认蒙古国。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管理层的重心从华盛顿转向了纽约，这种转折的最初结果之一是赖斯顿的第二号人物华莱士·卡罗尔辞职。1963年夏天，在苏兹贝格被任命为业主后不久，卡罗尔声称“看到了不祥预兆”，所以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担任温斯顿—塞勒姆的《杂志》（Journal）和《哨兵》（Sentinel）的主编兼社长。卡罗尔自1955年起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赖斯顿手下有效率地和镇静地管理分社。在德赖富斯还活着时，他可能想过让卡罗尔当马克尔的接班人。但卡罗尔很快看出，除了来自纽约的压力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没人能劝阻他辞职。卡特利奇喜欢卡罗尔，为他提供了罗马分社的职位，或者已经开张的其他任何分社的职位，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话。赖斯顿愿意把华盛顿分社交给卡罗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他的专栏上。卡罗尔表示感激，但他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他意识到了在主编丹尼尔手下（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的副手）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接受了温斯顿—塞勒姆的职位，他一度曾在那里工作，现在他很高兴再回到那里去。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知道赖斯顿正在考虑辞职。使他大为失望的是，在德赖富斯去世后和庞奇·苏兹贝格就任业主之前的几周里，苏兹贝格家族没有一个人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赖斯顿同这个家族的关系如此密切，这确实奇怪。但回想一下，它也是发人深省的。至少对目前来说，赖斯顿在内部圈子之外。在葬礼上赖斯顿为奥维尔·德赖富斯致了悼词，然后他回到了华盛顿，而苏兹贝格夫妇和董事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断任人选，但没有人接近赖斯顿，这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疑惑不解。如果为他提供主编的职位，他也许会予以回绝，然而他对于考虑这个职位的机会很感激。现在他根本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他被卡特利奇超越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德赖富斯还活着的时候，赖斯顿虽然官职上在卡特利奇之下，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赖斯顿是非常自傲的，他不能接受现在所处的状况，他认真地考虑了接受他亲密的朋友、《华盛顿邮报》公司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给他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位。在《华盛顿邮报》的位置上，赖斯顿不仅能继续当报纸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而且还能插手指导她的报纸和公司的另一个出版物《新闻周刊》。赖斯顿将会得到足够的钱和股票收益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相当富裕。他一点也不怀疑《华盛顿邮报》对《纽约时报》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有诱惑力。所以在这个夏天，他严肃地考虑辞职，并且和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亲密朋友讨论过。然而，最终赖斯顿决定留下来。

没有哪一家媒体像《纽约时报》一样每一天都能触及赖斯顿想以他的语言和思想去触及的那些人。没有《纽约时报》赖斯顿也能过得去，反之亦然，但却没有多大重要性了。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在一起，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专栏，比起他为三倍的金钱而辞职，更能影响美国的决策者、全国的权力经纪人和海外的领导人。赖斯顿相信，单是《纽约时报》拥有的读者就能驱动美国。美国的总统每天早晨都读它，国会议员也读它，在华盛顿的70个大使也读它，包括苏联大使们。美国半数以上的大学校长阅读《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每天在哈佛大学就销售2000多份，在耶鲁大学销售1000多份，在芝加哥大学销售700多份，在伯克利大学销售350份。这些是赖斯顿想影响的那些人——今天和明天的权势集团。他是权势集团的专栏作家，只有在《纽约时报》他才能做这种专栏作家。

赖斯顿也喜爱这份报纸。有一次他告诉卡罗尔，他宁可与妻子离婚也不会退出《纽约时报》。当然，这显然不是事实——1953年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之前，赖斯顿曾考虑过退出《纽约时报》；但毫无疑问，赖斯顿是过去意义上的《纽约时报》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情感上把这个机构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宗教、一种崇拜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像卡罗尔那样退出的。赖斯顿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和它一起成长，利用它，也被它利用——它们是一种奇妙的结合。赖斯顿，54岁，仍然有相当一段路要走。所以，他决定留在《纽约时报》，看看他和它面前的是什么。年轻的苏兹贝格现在兴高采烈，报纸处在一种陌生的过渡期。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病重不能影响它了，被拴在了轮椅上，受心脏病煎熬，以致现在成了一个瘦弱的憔悴的人，大不同于他英俊的照片和时报大楼里巨幅画像里的样子了。伊菲吉妮有财力，但她有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他现在是业主，未来的希望。在这一时刻，她不能也不会进行干预。庞奇·苏兹贝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受到那些更清楚或被认为他们更清楚的人的预言，但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人大多数也已经不在了。赖斯顿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从未认识的苏兹贝格，也许要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一种温暖的友谊。所以，赖斯顿飞往纽约，在1964年夏天和苏兹贝格度过了令人愉快的几小时，随后关于卡特利奇的通知最终定了下来。赖斯顿做了最后的尝试，要苏兹贝格重新考虑，以关心的、热心公益的方式同苏兹贝格谈话，赖斯顿同总统和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谈的。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业主明智地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他那一代活泼的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汤姆·威克、马克斯·弗兰克尔或安东尼·刘易斯。苏兹贝格听了，但他现在没有回应这种改变他的计划的想法。卡特利奇应该是新闻部门的老板，无可争辩地负责整个新闻部门——社论版之外的一切。社论版仍然由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领导。赖斯顿在这些情况之下，不能够继续担任分社社长。赖斯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自主挑选他的接班人。赖斯顿会像马克尔一样成为一个“副主编”，会继续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会继续写他的专栏。苏兹贝格不想失去赖斯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的是，赖斯顿会留下来，他同意赖斯顿自己挑选接班人。赖斯顿选择了汤姆·威克。苏兹贝格不了解威克，但他赞成他的选择。赖斯顿非常了解威克，不仅是作为记者，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赖斯顿相信，威克这种人能在竞选运动中在乡村公路上飞跑，能跳过篱笆，知道农民在真正想些什么，然后能回到城里，穿上小礼服，在大使馆晚会上同样能轻松自如。当然，赖斯顿本人不是这样。

1964年夏天，苏兹贝格批准威克担任华盛顿分社的下一任社长，但没有充分预料到它会在纽约编辑中引起的影响。纽约的编辑们现在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去挑选一个人去解决他们认为是华盛顿报道的问题，即任人唯亲、缺乏想象力和干劲。华盛顿分社还有两个人会因威克的提拔而不高兴，其中一个是马克斯·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同威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弗兰克尔曾经是《纽约时报》的神童。他现在觉得以前发展的快速度已经停了下来——在34岁时他未能成为分社社长，他的焦急心情丝毫没有减轻。他1951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处在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时期，才21岁的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他1949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通讯员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作，正值艾森豪威尔时代。这对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弗兰克尔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是一个机灵的年轻人，有政治倾向而且好奇，他有点粗壮，戴眼镜，圆脸，走路很快。对他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情不是从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身感觉到的。

马克斯·弗兰克尔出生在德国的格拉，出生时已被划入东德，在莱比锡生活了近八年，直到他的家庭因为有遥远的波兰犹太人血统而被驱逐出境。弗兰克尔一家被盖世太保驱赶到德波边界，最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个临时住所居住下来。1939年他和他的母亲回到德国，争取向美国移民。他的父亲留在了波兰，不久逃离了纳粹军队，后来被苏联当局拘押，并被当作德国间谍遭受审判，并让他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在西伯利亚服15年徒刑。雅各布·弗兰克尔选择了后者，模糊地希望有一天能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他的妻子和儿子当时从盖世太保那里获得了流放许可，从荷兰乘船去美国，1940年冬天到达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他们定居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地区，离乔治·华盛顿桥不远，是一个难民居住区，有时叫作“第四帝国”。在那里弗兰克尔上了公立学校，学习努力。战后他的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离开了苏联，同家庭团聚，后来在西哈莱姆开了个小纺织品店。弗兰克尔1948年毕业于纽约的音乐艺术学校，他曾在那里编辑过学校的报纸。后来他为联合世界联邦主义者工作了几个月，操作讲演机，再后来获得纽约州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Columbia Daily Spectator）的校园通讯员和主编上升为《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是迅速的，而且在《纽约时报》晋升到突出的地位也是迅速的。他先是在美国军队服役两年，后来在新闻编辑部里作为一个改写加工人员有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后，成了《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然后是驻贝尔格莱德和驻莫斯科的记者。1961年，在取得了广泛而多样的经验后，弗兰克尔加入了赖斯顿的分社。在接下来的两年，他采访过国务院、白宫，偶尔也采访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会的委员会和外国大使馆。当赖斯顿决定辞去他的分社职务后，弗兰克尔准备做些别的事情，不单单是从事报道工作。

在威克被任命为分社社长两年后，马克斯·弗兰克尔辞职了。在给苏兹贝格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中，弗兰克尔表明他要加入《记者》杂志，希望在那里有写全国的以及国际的、官方的以及个人事务主题的自由；自由地旅行，发表讲演，偶尔进行教学，出现在电视上，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地当个作家，而不仅仅是记者，并且以一种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被禁止的主体性来写作。弗兰克尔对苏兹贝格说，他想成为更自主的人。但后来在送出这封信后，弗兰克尔突然改变了想法。《纽约时报》显得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么诱人，他无法解开这个结。最终，怀着不好意思的心情，弗兰克尔给《记者》的主编马克斯·阿斯科利发了封电报，说他放弃了从《纽约时报》辞职的想法，他根本无法离开它。

《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第二个希望继承赖斯顿衣钵的记者，是一个冷漠、清瘦、非常爱干净、认真聪明的年轻人，叫安东尼·刘易斯。刘易斯37岁，比弗兰克尔大三岁，在许多方面他恰恰和弗兰克尔相反。弗兰克尔易动感情，而刘易斯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严密抑制、难以置信地控制他的有序的头脑，他的精力只集中在与此刻有关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强调自己的情况或者越出他的边界。他的字迹是完美的，有很高的造诣，干净利落，信息清晰。他的眼睛明亮而警觉，他的前额很高，而头发稀疏，使他显得像是秃顶。他的声音柔和，有时是温和友好的，只是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显得紧张而尖刻。他出生在纽约，上过私立的霍勒斯·曼学校，后来进入哈佛大学，1948年毕业。甚至现在，16年后，他的样子——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也多少体现着战后时期的常春藤大学的风格——保守，嗜书，习惯于融合，突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抵御任何自然的古怪行为或引诱。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而使他愿意说心里话的人，才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戏剧鉴赏家。这个严肃的人的妻子是一个高个头儿欢乐的学习现代舞蹈的学生，W.C.菲尔兹的完美模仿者，也是有魅力的晚宴客人。《纽约时报》很少有记者知道他的这一面。他们只知道他是完美主义者，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工作努力的记者，1955年他因写了关于联邦忠诚安全计划的一系列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奖，当时他是在为《华盛顿每日新闻报》（Washington Daily News）工作。刘易斯1963年因为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而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鼓励下，赖斯顿想让《纽约时报》一个人专攻法律报道。刘易斯承担了这项任务，回到哈佛大学用尼曼奖学金上花一年时间研究法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后来就刘易斯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评价道：“法院本身也找不出两个人能用如此少的语言如此准确地把握每一决定的实质。”1964年，刘易斯出版了一部关于最高法院重要判决的重要著作《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并且在《纽约客》上节选发表。

如果赖斯顿选择刘易斯来接替他的话，《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就会有人表示要辞职。他们认为，他太野心勃勃，太冲了，缺乏赖斯顿或威克那样轻松和蔼的风格。在纽约，一些编辑觉得，刘易斯虽然也擅长于采访司法部，但他过于迷恋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形成了一种有可能会对刘易斯的客观性造成影响的友谊。赖斯顿也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尽管他为刘易斯自豪，也喜欢他这个人，但他认为，威克担任分社社长比弗兰克尔或刘易斯更合适。

安东尼·刘易斯对赖斯顿的决定深感失望。后来刘易斯有机会接受了伦敦分社社长的职务。他接替了悉尼·格鲁森，格鲁森回到纽约担任了国际新闻主任，取代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而弗里德曼同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罗伯特·加斯特在一起，成了主编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他国内新闻主任的职位腾给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亚特兰大出生的记者，叫作克劳德·西顿。索尔兹伯里也升任为主编助理，在新任命的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手下工作。

在发生所有这些变化期间，在把华盛顿分社交给汤姆·威克之前，詹姆斯·赖斯顿和庞奇·苏兹贝格还安排了一个细节，这在当时似乎是很不重要的，但由于是提前做准备，它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明之举，可以显示出赖斯顿头脑中的某种东西——某种异想天开的意识。他认识到，管理者的妻子之间有时能建立起一种桥梁，能更密切地把她们的丈夫联系起来。赖斯顿知道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卡罗尔准备在11月选举后到欧洲旅行，便和苏兹贝格策划邀请威克和威克的妻子内娃陪同他们。这对苏兹贝格更密切地了解他的分社新社长是一个理想的机会，苏兹贝格同意了。赖斯顿知道，这些管理者的旅行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长久的陪伴会突出了个人的差别，或者在亚特兰大的途中出现厌倦的时刻，或者也有可能妻子们相处不好。但这些旅行也可能产生和谐的结果，使得业主和一个年轻记者个人关系更密切，也许最终产生一种友谊。在40年代赖斯顿就是在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一起旅行时开始了这样的友谊的。如果特纳·卡特利奇1944年在他们的太平洋公费旅游期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与老板相投的酒友，可能他就不会在1951年成为总编辑了。所以管理者的共同旅行是一场赌博，有可能招致那些留在家里的管理者妒忌，但也许使那些陪伴老板的管理者受益无穷。无论如何，赖斯顿认为，它是值得一试的机会，因为如果分社不想被纽约完全吞没的话，威克必须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人物。赖斯顿还深信，威克和苏兹贝格会相处得很好。他们年龄相同，都非常讲究礼节，他们都娶了漂亮的年轻的浅黑色肤色的女子。内娃·威克是一个谨慎的有吸引力的北卡罗来纳姑娘，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卡罗尔·苏兹贝格擅于感觉到他人的单纯和忠诚，并且欣赏这一点，她曾短暂地碰到过内娃·威克，但她几乎不认识汤姆·威克。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1964年11月到欧洲旅行一个月，只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汤姆和内娃·威克。正如赖斯顿所想象的，庞奇·苏兹贝格和威克非常合得来，他们的妻子也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