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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关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将离开新闻编辑部的预测完全是基于传闻，但即使传闻在《纽约时报》社也有一种特殊的效力。一个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是世界上最爱打听消息的人，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能观察到一系列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这里听到点儿声音，那里看到点儿手势，形式上稍稍的改变——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结论。因为编辑部庞大，总有些人无所事事，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猜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宽大开放的新闻编辑部里，或者在相邻的丹尼尔的小办公室里，总会有各种让人产生兴趣的事情要么发生，要么受人注视，这意味着任何频繁出入丹尼尔办公室的人——包括丹尼尔本人——都会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尽管关于索尔兹伯里将被“踢到楼上”的传闻经久不散，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平静地坐在桌旁，给一个共产党朋友写信，这位朋友也许能够帮他弄到去北越的签证。对北越局势进行报道，是索尔兹伯里非常感兴趣的。迄今为止，由于无法弄到签证，还没有哪个美国记者能够进行这种大报道。而来自南越的报道，往往是些重复的陈词滥调，西贡已经成了记者趋之若鹜的首都，是许多美国女演员和政客们希望通过真诚的关心而扩大个人知名度的舞台，来自那里的电视报道正在越来越离奇：一个年轻的时事评论员，手持麦克风，站在丛林里描述战争的场面，同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枪声不断，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从电视屏幕前走过，不看镜头。但北越还并未受到过美国通迅的侵袭，而索尔兹伯里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潜入这种禁区进行报道的大师。

他不停地给国内和世界上的几百名有影响的人物——外交官、执政者、银行家、宣传家——发电报、打电话、写信，激发他们的虚荣心，寻求他们帮助，偶尔地使自己的行动适应这些人认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有利时机。1957年，索尔兹伯里曾设法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自1950年以来就禁止《纽约时报》记者入境。他还获准进入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根本没有美国记者来过。（索尔兹伯里后来曾给一位在这次访问中给他以很大帮助的阿尔巴尼亚人寄过一张圣诞节贺卡，但从此之后就再没有那个人的音讯和踪影了。）1959年，索尔兹伯里获准进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只有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到过这里。当年他还重回苏联，此前五年苏联曾禁止他入境，因为他在1954年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扬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写了令米高扬感到非常高兴的报道，米高扬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就给索尔兹伯里发了新签证，这样索尔兹伯里就可以再回苏联了。后来，索尔兹伯里到达苏联后，在一天晚上举行的招待会上正和米高扬谈话，忽然房间对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米高扬先生，当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谈话。这个人曾写文章诋毁苏联。”索尔兹伯里像米高扬一样，吃惊地扭过头看他。这个人是负责新闻部门的苏联外交官，他走过来，重复了刚才的话，场面一下子尴尬沉默下来。于是，米高扬平静地说，他知道索尔兹伯里是谁，还说在他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索尔兹伯里一直在努力争取能到北越采访。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沿着中国的边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内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愿。8月，他回到了纽约，仍尽他作为主编助理的义务，但继续进行私下的活动，给他认为对北越有影响的人物发电报、写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国人诺曼·莫里森抗议美国的对越政策，在五角大楼前自焚身亡。索尔兹伯里得知北越人民已经承认莫里森为烈士后，马上就与莫里森的遗孀取得了联系，并请她代表他给北越当局写一封信。她照办了。但几个月过去了，索尔兹伯里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6年11月，索尔兹伯里已经58岁了。他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对他的议论，他知道卡特利奇觉得应该提升阿贝·罗森塔尔当主编助理，以便将来可能接丹尼尔的班。但新闻编辑部里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如果不得到另一个能证明他的相当能力的职位，他是不打算放弃他现在的职位的。如果更高的管理层考虑他是主管《纽约时报》扩大的图书部的理想人选的话，那么索尔兹伯里确有发展这个部门的雄伟计划。他曾私下偶尔同卡特利奇、苏兹贝格和伊凡·维特讨论过这个方案。索尔兹伯里看到了《纽约时报》在图书业务方面有宝贵的机会，如果让他来管的话，他期望得到实际的自主权，当然要对业主负责，但不一定要向苏兹贝格的高级顾问们汇报。苏兹贝格、卡特利奇和维特不大愿意接受索尔兹伯里的要求，于是索尔兹伯里决定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动。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曾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写苏联的肃清运动、强权政治、高官之间的阴谋以及人民委员们的兴衰。他是一个工于官僚们小把戏的大师，而且还极其自信。他是在长年累月的孤独中靠奋斗崛起的，成功地写了虚构和非虚构类作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记者、演说家和语言学家——他永远都不会失业。他是《纽约时报》一个忠诚的管理者，但决不是一个哀求者，不是那种能悄无声息地被赶去干一个名义上职位高而实际上是闲差角色的人，不会相信通讯稿当中和谐的措辞，如“充分利用他丰富的经验”、“广阔的前景”等能够掩盖失落的事实。如果卡特利奇认为索尔兹伯里这么容易被打发掉，恐怕卡特利奇就要得到点教训了，尽管这位执行主编不像《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那样缺乏对索尔兹伯里的深刻认识。索尔兹伯里可以温和、友好而坦诚，但即使在他这样时，他也不会完全显露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索尔兹伯里的一部分总是让人远不可见，深不可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生就是独立的。他出生于一个封闭的、关系密切的家庭，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座很大但料理得井井有条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里，在贫民区中心显得鹤立鸡群。20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周围居住的都是穷人，是曾在俄国逃避兵役的东正教犹太人。他们先是移民到加拿大，后来结伴南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东北部。他们到达后在邻居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人们纷纷变卖财产，很快便只剩下索尔兹伯里一家与这些奇怪的富有抗争精神的人住在一起了。

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思想很守旧，并没有被邻居的变化所干扰，因为他通常避免和所有邻居交往，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他的兴趣都集中在他的家庭和这所房子上，这所房子归他的父亲所有。他的父亲是位医生，是这个古老的美国自由思想家家庭中杰出一员。最早的索尔兹伯里家族的成员是1640年作为工匠和农民从英国迁来的，其中许多在新英格兰菲利普王战争中参加过同印第安人的战斗。到19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族迁入布法罗，其中一人曾对1812年的战争做了详细的日志，亲眼目睹了伊利湖上的几次水战。这个人的兄弟在布法罗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书店，创办了一家报纸《布法罗报》（the Buffalo Gazette）。他有一个儿子叫盖伊·索尔兹伯里，后来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但也是一个酒鬼。1869年的一天，他掉入布法罗河中，溺水身亡。

在这一时期，家族的一员阿马萨·索尔兹伯里在五大湖区游历，搬到了威斯康星，生有一子，模仿哈里森总统取名为奥古斯塔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个儿子参加了南北战争，后来成了医生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杰出公民。正是为了纪念他，他的孙子，也就是《纽约时报》后来的这位记者，也被叫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孩提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性格极其腼腆。由于他的邻居净是些东正教犹太人及其子女，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外人。但由于有这样一些朋友，经常听他们提到在俄国的生活，感觉到他们同远方统治者的冲突，他很早也就对地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也是在这段时期，索尔兹伯里的家里住着一位白胡子老人，一个参加过南北战争、曾被关押在安德森维尔的叔祖父。这位叔祖父被释放时，体质很差，再也没有康复，也终身未娶，所以同索尔兹伯里的父母、一个婶婶和叔叔、小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妹妹一起住在这座大房子里。每天晚饭前，这个老人就把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放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大声读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最新报道。

索尔兹伯里对这些报道很入迷。他把大地图铺在地板上，找出战事发生的地点。10岁时，他自己写了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开头是“整个欧洲都骚动起来……”。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2岁时小学毕业，16岁时中学毕业。因为比他的同班同学小两岁，他老是待在同代人的圈外，几乎所有和他一起长大的犹太朋友都被迫辍学去工作了，这样索尔兹伯里便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他的家里摆满了书，他还写诗歌和文章，其中一篇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还在一个地方历史学会获了奖。他加入了男童子军，获得多次奖励，使他成了一个鹰谊会会员。他特别喜欢长途徒步旅行和夜间野外宿营。起初没有枕头他睡不着觉，但他训练自己，到后来反而有枕头睡不着觉了，这是他学会放弃的许多让他舒服的小习惯之一。

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的祖父索尔兹伯里医生却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普救教会的领袖人物，该教会现在已经同一位论教会合并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加入的这个教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哲学。普救主义者反对严格的教义，倡导一种宽容而自由的态度，要求其成员也要从他人的角度对待问题。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健康无害的建议，但当这个人在20年后的冷战和麦卡锡时代在苏联当报纸记者仍然持这种态度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从一开始索尔兹伯里就是个当记者的料。他有许多记者应具备的品质。他非常腼腆，但又非常有好奇心，记者工作是克服前者、满足后者的完美工具。在明尼苏达大学，索尔兹伯里当了校园报纸的编辑，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成了当时被叫作“尼古丁大战”的中心人物。大学校长在图书馆的前厅发出了禁止吸烟的最后通牒后，索尔兹伯里派他的记者去检验这条法律，不顾禁令吸烟，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来他还派其他记者去记录在图书馆看门人和被赶出去的吸烟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对话，索尔兹伯里本人后来还亲临现场。当然，这些对抗为索尔兹伯里的报纸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让1930年他在大学被中止了学业。这次事件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激起了大学生在校园里的示威，但索尔兹伯里受到的开除处分却长达几个月没有撤销。合众社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分社采访了这次事件，在此时期给索尔兹伯里安排了一项工作，这是他在职业记者生涯上迈出的第一步。

索尔兹伯里为合众社工作了近20年，辗转于从圣保罗到芝加哥，从华盛顿到纽约，到伦敦、开罗、莫斯科100多个城市，迅速地去报道新的灾难，起草电讯，应付最后发稿时间，忙得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酷爱行动的人，投身于不安静的代理人的竞争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现实的个人问题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新闻，搞到新闻，写新闻，迅速地写，索尔兹伯里在合众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这样。合众社既无人力也无金钱去和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美联社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合众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众社内部出现了一个现在仍然很小的国际服务中心，有一帮特殊类型的记者：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取得经验和冒险机会情愿少得报酬多干活。他们是一班开支不多的小伙子，冲进城里，雷厉风行做事，然后又急忙赶下一班飞机离开。在这个集团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颗明星。

索尔兹伯里喜欢长时间地工作，拥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欢激情和策略。在黑社会凶杀的日子里，他在芝加哥撰写有关阿尔·卡彭的报道，采访他的逃税案。一天在合众社的分社，索尔兹伯里的一位记者朋友，从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个眼线那里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杀芝加哥的市长托尼·杰马克。合众社的分社得益于这一帮助，迅速做好报道计划，安排好专用电话，设定抢先发表新闻的暗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市长或警方。然而，这个事件当时没有发生，这个得到线索的记者被搞糊涂了。当他陪同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旅行遭枪击后，这位记者的糊涂又变成气愤了，“这帮杂种欺骗了我。”这位记者说，坚持认为凶手暗杀的目标是杰马克，不是罗斯福。

索尔兹伯里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约一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姑娘，他把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决定之一。一年后他到了繁忙的华盛顿分社，主要是夜里工作。1942年他去伦敦报道战争，离开了他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与3岁的儿子分别时，索尔兹伯里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经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这是会成为许多记者一生顶点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去了。即使现在，当时在英国生活的细节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莱恩公园宾馆房间里的装饰，飞机俯冲的轰鸣声震得屋顶木瓦嗡嗡响，伦敦夜间戒严后在漆黑的街道上人们的沙沙脚步声。在他看来，伦敦再不会比这些危险的、富有魅力的戒严之夜更美丽了。当时他结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都保持着友谊，其中就有美联社的丹尼尔和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索尔兹伯里还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战后这位女士又到美国与他相见，使他原本已经复杂的个人生活更加复杂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后，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合众社驻莫斯科的分社，他开始报道苏联人对溃退的德国人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苏联人对苏联村庄和城镇的重新占领。1944年5月，他报道了在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重围的2.5万名德国人徒劳地等候撤离船只的血腥场面：

不管朝哪个方向，只要你走出一两步，你肯定会踩着一具尸体……海岸上到处是德国人试图用来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残余物。数不清的纸片在沙尘中旋转——通行证、军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苏联救援人员蚂蚁般地涌进战场，从被击毁的ME-109和FW-190飞机以及卡车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砾。我驱车在大街上走了90分钟，发现只有五处建筑尚可居住。市长瓦西里·耶特里莫夫估计，战前的10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1万人。我这一路只看到30个人……

战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回到了妻子身边，换了一个新工作，当合众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承认，这场战争促成了他的逃避行为，现在他希望适应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丝新的亲密感，但仅仅是暂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紧张的，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位女士来到了纽约。他想退出合众社去《纽约时报》工作，但没有机会。他不愿接受《记者》杂志或《时代周刊》为他提供的编辑职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优柔寡断，他职业生涯中的挫折，战争的结束，婚姻的终结，他日常生活整体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认为自己得了焦虑性神经官能症。一天，他进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诊所。

多年后，他的一些朋友指出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极度消沉的时刻，同时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奋起并在今后一生中仍会碰到的逆境中继续奋起的能力。但索尔兹伯里总是把这些赞美当作戏剧性的夸张而一笑了之。夸张，是那些希望轻易得出结论的人的逻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缓慢的、稳步的进程。他断定，他的紧张时期不是精神崩溃，而是一个重新评价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极好机会，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东西。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崛起之后的岁月里，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欢他，或者认为他工于心计。这些舆论不会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惊奇，因为他自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别人因为他太自信而不喜欢他，好吧，他的确很自信。1960年，当他发自阿拉巴马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诽谤案时，《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暗自高兴，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但《纽约时报》通过上诉打赢了这场官司。当索尔兹伯里怀疑一位来自上流交际圈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时，一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很震惊，但是当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堡垒》（The Ramparts）杂志进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后，这位年轻记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当克利夫顿·丹尼尔任命索尔兹伯里为主编助理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倒惊奇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认自己的弱点，把别人对他性格的真知灼见视为戏剧性夸张而不屑一顾，似乎不可能伤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种能展示出他真正个性的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似乎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一心想着在《纽约时报》的工作，然而也偶尔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也喜欢你在房间里四处看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一个他不很了解的年轻记者这样说。但《纽约时报》里没有人敢说了解他，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或者他们能通过他的工作对他了解一点，但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尔兹伯里1961年在他——背景设定在苏联，然而现在看来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说《北巴尔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当中所写的那样：

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层下的第一层甚至也让人难以捉摸。的确是这样。现如今，每个人都扮演着三个或四个角色。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展示出几乎无穷个可能性。他说的也许会是真的。但这是最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坚持不懈地拜访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的办公室之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被《纽约时报》聘用了。索尔兹伯里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尔兹伯里不是凭同样的毅力成功地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一张签证的话，他是无法进入《纽约时报》的，因为莫斯科分社18个月来空无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职位。《纽约时报》最后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写东西相对无拘束，1947年被拒绝再次入境，因此报社在报道苏联方面经常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视，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在索尔兹伯里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纽约时报》曾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了调查，而且业主也曾提醒牛栏对他的报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也很快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读者认为，他的稿件反映了许多对苏联过于同情的东西。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但当时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受到了审查，甚至每一个他看到的年轻苏联姑娘后来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天，新闻编辑部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索尔兹伯里有生命危险——苏联的秘密警察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准备拷问他，把他送上间谍审判法庭，而且要干掉他。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尔·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

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因为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这也许会被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叫作荒谬的推论，所以索尔兹伯里还是决定少说为佳。另外，当时从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报审查制度，《纽约时报》如何能准确地把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贴在它的电讯稿上呢？《纽约时报》的确偶尔地在它的社论中表示歉意，说“来自苏联的报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这并不是我们记者的过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索尔兹伯里一把，但并没有到治愈创伤的程度，这些创伤是由于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索尔兹伯里的一篇被审查得温和起来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纽约时报》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施瓦茨的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苏联问题分析家，后去锡拉丘兹大学当教授。苏联谴责他是“资本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锡拉丘兹开始为《纽约时报》写关于苏联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苏联人拒绝德鲁·米德尔顿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纽约，为《纽约时报》当全日制的专业撰稿人，在十层的一间堆满了共产党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办公室里写他的报道。施瓦茨是在离莫斯科4600英里远的地方写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而索尔兹伯里是在红场上写关于苏联的报道的，这当然导致索尔兹伯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宣传家，并最终导致《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私人冷战。

索尔兹伯里听说哈里·施瓦茨加入了针对苏联的《新共和》论坛，并且向人暗示索尔兹伯里正在被苏联人“同化”或者“极力与他们修好”后，不由得怒火万丈。纽约调查了这一指控。在检查了施瓦茨评论的抄本后，编辑们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于是就劝索尔兹伯里不要介意这些传闻，而要继续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索尔兹伯里与施瓦茨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冷淡，因为索尔兹伯里的许多电讯稿在纽约都被搁置起来，为的是照顾施瓦兹写的不受审查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施瓦茨在分析了最近的共产党报刊并征求了他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的苏联信息源的意见之后炮制出来的。（多年后，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他在《纽约时报》上评论了哈里·施瓦茨的一本书，这使得施瓦茨大为不悦。）

到195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待了五年多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来替换他。索尔兹伯里回到纽约家中。他已经45岁了，和妻子分居多年后离了婚。他希望能够在纽约市过一种平静而多产的生活。对于《纽约时报》的一个驻外记者来说，不管他在海外的生活多么艰苦，回到总部后未必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有一些好处：一是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周围没有那么多的编辑，没有那么多办公室里的琐碎小事。尽管这个驻外记者偶尔在凌晨4点被来自纽约焦急的编辑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要求他在一篇报道中插入一段话，以便呼应另一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消息，但他还是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随心所欲的写稿和走动。而当他1954年回到总部后，所有这一切就结束了。他先被安排在成排的办公桌中的一张桌子上，他不再像他在海外那样或许有秘书，现在外出时也没有司机接送而要自己搭乘地铁。他的周围是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已经去过世界各地但将不会再出去的疲惫不堪的老记者。他们去过国外的唯一迹象是他们穿的衣服，有些已经磨破了，但显然可以看出是外国裁缝制作的。这些老记者有时也继续留长发，保持着他们最后离开的欧洲城市的风格，但他们再也不会为《纽约时报》写许多头版报道了。这些任务给了那些争夺海外重大采访工作的、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索尔兹伯里回到总部时45岁，人们认为他既不老也不年轻。他的名气很大，因此不能被安排在房间的中间或后面，坐在那些酒囊饭袋式的人或更老的人中间的，于是他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过道边，挨着第一线高级记者彼得·基思和拉塞尔·波特，以及后来的霍默·比加特，但索尔兹伯里的活动处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为国际组承担最后的任务，是在他回到纽约不久写的一系列关系苏联的文章（这为他赢得了1955年的普利策奖），使得他一下子成了著名的记者。他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促销广告上，发行量激增，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纽约组的一些编辑怀疑他的才能，毕竟索尔兹伯里从没有为他们工作过，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的《纽约时报》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普遍的做法：整他一下，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起初作为纽约组一员的索尔兹伯里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关于垃圾的报道。索尔兹伯里发现，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几乎每一次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从欧洲回来都会恢复这一任务。在欧洲旅行期间，她通常都会发现，伦敦、巴黎或者她到过的其他什么地方的街道看起来都比纽约的街道干净。她措辞委婉、描述细腻的备忘录包含有她的所见所闻，会从主编办公室传给主编助理，然后传给纽约城市版主任，最后传给一位助理编辑，由这位助理编辑在编辑部里落实给一个记者。没有哪位编辑讨厌这个杂事：苏兹贝格家族毕竟是这家报纸的老板，而且比其他报纸的老板更少进行干预；苏兹贝格的品位只是在微不足道的方面体现出来，如《纽约时报》的广播电台WQRX不太经常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因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喜欢莫扎特——当然还有苏兹贝格夫人对诸如公园和保持纽约清洁之类的事情的兴趣。报道这一内容的记者通常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处理妥了：马上给纽约市环境卫生局打个电话，该部门的长官要么会感到惊奇予以否认，要么他会突然宣布在纽约开展一次反对倾倒垃圾的活动。这种报道可以写成6段，并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41版的最下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直到苏兹贝格夫人下一次出去旅行。

当索尔兹伯里1954年接手这项任务时，他起初不知道如何做。但他怀疑这是冷落他的一个微妙的小把戏，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要把这篇报道变成《纽约时报》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垃圾的文章。他的确做到了。

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挖掘关于垃圾的事实材料，发现某些天纽约共集中了16402吨垃圾，收集垃圾的工作是由9675名城市清洁工做的，纽约每个人平均扔大约4.5磅垃圾，每个环卫工人大约收集1.33吨垃圾，一个垃圾清理工要为835个纽约居民清理垃圾。索尔兹伯里就这一主题写了上万字，使之成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刊登在头版上。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这样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来保持城市清洁。除了亚洲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城市在乱倒垃圾、秽物方面比纽约更出名了。原因何在？

1955年克利夫顿·丹尼尔从莫斯科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并开始了他作为管理者的逐步晋升之路。索尔兹伯里的记者生活也更为顺利了，1962年他当了编辑。这段时期，伴随一段求爱的过程，索尔兹伯里的个人生活也开始改善，1964年4月他结了第二次婚。他的新妻子是一个可爱的、离过婚的女人，在波士顿长大，曾在鲍尔斯公司当模特儿。他是通过康涅狄格州的朋友认识她的。1966年夏天她陪伴他到亚洲旅行，当时他希望能够去北京或河内。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事先在华盛顿办好了他们去中国、北越或北朝鲜的护照，但索尔兹伯里夫妇最终没能访问上述任何地方。1966年8月，索尔兹伯里想到希望渺茫，就回到了纽约，但他继续给河内写信，向北越当局表达他想到北越进行报道的持久兴趣。11月，索尔兹伯里给河内发电报提议，如果在圣诞节时期停火的话，这也许是他的北越之行的合适机会，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多年来一直批评越南战争，《纽约时报》在现场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一再令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大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总统一次甚至向庞奇·苏兹贝格建议，报社应该换掉它在越南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拒绝了。哈伯斯塔姆的报道196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报大楼里在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分歧。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鹰派和鸽派——新闻编辑部、广告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里都有鹰派。后者的鹰派出于“法律的理由”拒绝接受一群艺术家、作家和编辑们的抗议广告，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一个编辑杰拉尔德·沃克。沃克曾组织抗议活动，主张不上缴一部分联邦所得税。鸽派则在年轻的记者、文字编辑特别是送稿生和校园通讯员中间占优势。一个年轻人，想利用牛栏在和平运动中的影响，用洗不掉的红墨水在牛栏编辑每天晚上到排字间排头版都要乘坐的专用电梯的墙上胡乱涂上：“伯恩斯坦先生，请阻止这场战争吧！”

庞奇·苏兹贝格，一个曾驻朝鲜的海军陆战队老兵，支持《纽约时报》编辑部反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但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强硬的鸽派态度。报社里对奥凯斯的观点最感到害怕的编辑是高个、瘦削、头发花白的汉森·W.鲍德温，他是报社自1937年以来的军事专家。1960年对于U-2型侦察机被苏联人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没有自杀而被俘虏一事，鲍德温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不悦。（“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活下来呢？这是一个只有鲍尔斯先生能回答的问题，”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也许要用他此后的一生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排在奥凯斯或鲍德温身后的，或者站在这两个极端人物中间的是其他的编辑和社论作家。他们对越南问题的观点偶尔地发生波动，在有些日子里比其他时候更具感情，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纽约时报》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从来不能完全地被预测。1966年11月甚至有这样一个例子，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篇社论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变了调子。第一个版本，作为打头阵的社论，评论了发生在越南的一场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荒谬的圣诞节停战，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12月24日凌晨6点之前尽情地残杀，12月26日凌晨再次开始残杀。在12月31日凌晨6点之前拿出你最凶残的面目，到了1967年1月1日，再次拿出你凶残的面目，这时你又可以投弹，放火，摧毁庄稼、房屋和人们的作品，直到1967年12月24日，这一切才可以再度停止。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当庞奇·苏兹贝格那天晚上在家里收到《纽约时报》的先行版，并读了赫伯特·L.马修斯写的社论之后，他打了奥凯斯的宅电，说他觉得这篇社论应该砍掉。苏兹贝格觉得这篇社论情感过于强烈。那天是星期六，奥凯斯休假，他的职位由他的秘书，前劳工专家A.H.拉斯金暂时负责，拉斯金读了这篇社论，同样觉得它过于情绪化，但是觉得直接砍掉这样做过于明显。奥凯斯说服苏兹贝格这篇社论只是应该将语气变得柔和，同时当天晚上奥凯斯及时自己编辑了第二个版本，删除了赫伯特·L.马修斯开篇的那段，使其以第二段开篇：

不管怎么说，让和平在圣诞节和信念统领越南几个小时，或几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比无间隔的战争好上很多。

较为情绪化的第一版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读者大量的称赞信，而对第二版的读者来信却不多。但在报社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思想的融合、深层的考虑、处理棘手的难题通常只停留在时报大楼围墙内——通常，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社论发表后的一个月里，时报大楼里还将编辑一篇非常大的有争议的报道，不仅在《纽约时报》的编辑中，而且也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冲突和重新评价。

1966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开始出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的迹象。在河内的电台连续两天谴责美国飞机轰炸北越首都的居民区后，美国第一次承认它袭击了河内的军事目标。华盛顿的记者怀疑这些袭击是否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第二天早晨，一份来自河内的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电报到了时报大楼。新任命的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先接到它，读了之后，来到索尔兹伯里的桌前问道：“这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意思？”

索尔兹伯里研究了电报，“是的，”他最终说。这份电报的语言不够清晰。“我想它是这个意思。”

“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说。

索尔兹伯里去北越的签证已经在巴黎给他办好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索尔兹伯里回了一封电报，请那个北越人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证实电报。他准备先飞到巴黎取他的签证，然后乘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飞机进入河内。

索尔兹伯里的长子，在索尔兹伯里1942年动身去伦敦时才3岁，现在准备12月底在纽约举行婚礼。索尔兹伯里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礼了，他马上要出国。但他没有说到哪里或为什么，他的儿子也没有问。

索尔兹伯里的出行是要严守的秘密。当然，丹尼尔、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包括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后来为他们对他保密而非常生气。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和编辑很快意识到索尔兹伯里从办公室消失了，但他们想象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回演讲了——也许是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把索尔兹伯里当成《纽约时报》管理队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个流放地的人。大约几天里，传闻四起，说不久就要宣布罗森塔尔提拔为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离开新闻编辑部。

12月的最后一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在考察了河内的损失并和人们进行了谈话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

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一种无声的怨气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开始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人员中间蔓延开来。

“《纽约时报》驻河内的人来了。”一位官员对威克分社的两个《纽约时报》记者说，其中一个记者对索尔兹伯里并不比政府发言人喜欢得更多。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露面时，在演说完后对华盛顿分社的另一个记者发起了攻击。腊斯克喝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严厉地瞪着《纽约时报》这位记者的眼睛，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的编辑，让索尔兹伯里到南越去采访那里的北越人呢？”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庞奇·苏兹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睡觉，一阵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没有熟睡。苏兹贝格听到迪安·腊斯克表示歉意地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晚餐。”

41岁的苏兹贝格，一时窘迫，不好意思承认他已经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腊斯克肯定是打电话来谈索尔兹伯里的。

“他按什么指示行动？”腊斯克问苏兹贝格。

“没有任何指示。”苏兹贝格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采访没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如此。”苏兹贝格说。

腊斯克的声音并不严厉——没有苏兹贝格记得的和约翰·肯尼迪谈话时那种紧张气氛，当时总统希望《纽约时报》能替换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腊斯克挂断电话后，苏兹贝格给克利夫顿·丹尼尔打电话，让他给这位国务卿回电话，看看腊斯克有没有想让索尔兹伯里去问北越人的问题。丹尼尔问了，但腊斯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而，其他人却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重复了过去人们对作为报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批评——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产党人同化了，他没有妥当地来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来源。《华盛顿邮报》指责，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南定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提供的数字一模一样。对此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声明中回答说：“显而易见，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第一份电讯中，以及在此后的电讯中，伤亡数字均来自于北越官方。他在河内怎么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数字呢？”

在《纽约时报》内部，也有对索尔兹伯里报道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汉森·鲍德温的批评，他从楼上大声地发表关于索尔兹伯里的令人不愉快的评价。《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内心深处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的早期电讯中缺乏对他消息来源的准确鉴别，没必要地把《纽约时报》拖进了又一场争议之中。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

在索尔兹伯里于1月的一天从北越回到新闻编辑部时，公告板上贴着一张克利夫顿·丹尼尔致全体人员的备忘录。上面写着：

传闻属实。

A.H.罗森塔尔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然而，没有公布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被踢到楼上，他仍然担任主编助理。罗森塔尔要承担作为丹尼尔副手的许多职责，索尔兹伯里只为丹尼尔承担特殊的报道：他得到了一个梦想的任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写作。首先他计划采访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这项任务将使他回到苏联几周。他要继续写他的书、文章、讲演稿。看起来，索尔兹伯里在海外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

所以，在索尔兹伯里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开始出席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应邀作为嘉宾的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拥挤的大礼堂里，他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新闻系和其他系的学生。索尔兹伯里站立在前面，透过他结实的钢框架眼镜环视大厅的四周，等着听众静下来后发表他的演讲。在后排坐着一位索尔兹伯里认识的20岁的小伙子，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的学生。这头发长到盖住了他的耳朵，但索尔兹伯里知道这个小伙子不会把头发剪掉的。索尔兹伯里知道，在去年夏天这个小伙子曾在庞奇·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为《纽约时报》当送稿生。苏兹贝格本人曾暗示他的头发太长，但这个小伙子仍然每天都留着盖过耳朵的长发来上班。这个小伙子就是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斯蒂芬。

此刻，斯蒂芬和其他人一起安静地听他父亲讲在北越敌后的历险。索尔兹伯里讲完后，掌声如雷。接着，学生们举手提了许多许多关于越南、中国和苏联的问题。

后来，一个同样留长发的学生，不过不是斯蒂芬，站起来问索尔兹伯里，他遭受这么多的批评有时是不是很恼火。索尔兹伯里摇摇头。

然后，稍作停顿，索尔兹伯里又说：“我对一个得到太多赞誉的报人表示怀疑，他很可能忽视了报道的某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