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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劳埃德·格林菲尔德今年43岁，一头黑发，反应机敏，彬彬有礼，非常注意外表，总想给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记别人的名字，总是注意别人，也经常赞美别人。他穿的套装质地优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衬衫，上衣胸袋里插着一个丝制手帕。他纯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着一种幽默感，总是让人想起电视广告中的成功人士，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身处美国特色的友好气氛中，身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为他送上马丁尼。这就是说，吉姆·格林菲尔德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时髦，他象征着大机构向公众展示的得意之作——虽未真正到达顶峰，但却是比那些达到顶峰的人更像样的人物。格林菲尔德通过努力工作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对行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专横无礼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喜欢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们都喜欢他，而且人们确实也喜欢他。
格林菲尔德出生在克利夫兰，父亲是一个印刷工，曾经是常备军中士。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满，对他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谋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岁时在《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 Press）办公室打工，和朋友或亲戚住在一起，这些经历使格林菲尔德较早地具有了对新人、新地方的较强适应能力。他获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靠在大学新闻社打工又挣了一些钱。1949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之音，在纽约和远东干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记者，一直干了十年，从东京到新德里，从伦敦到华盛顿来回奔波，长期的高消费造就了他优越的生活品位，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阿贝·罗森塔尔。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尔德结识了他。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还经常一起在印度旅行，从事采访任务，有一次还去了锡兰。
他们后来都被调往欧洲的分社——格林菲尔德去了伦敦，罗森塔尔去了华沙——他们及他们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1962年，格林菲尔德在华盛顿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记者后，辞职进了国务院，进了公共事务办公室。罗森塔尔来华盛顿时，便去看望格林菲尔德。如果格林菲尔德来纽约，也去看望罗森塔尔，而且通过罗森塔尔，他结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阿瑟·盖尔布，还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开国务院，去洛杉矶大陆航空公司与皮埃尔·塞林杰共事，当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闻界。有一次出差去纽约，一天与罗森塔尔一起吃午饭时，罗森塔尔提到了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的可能性。格林菲尔德表示有兴趣，随后罗森塔尔便与丹尼尔讨论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在亚瑟·盖尔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盖尔布手下至少有六个助理，因此费了几天工夫才在盖尔布周围密集的舰队中、靠房间前面在银色麦克风后面找了个地方给格林菲尔德安了张办公桌，但这还是设法把几张固定好的办公桌撬出来重新安放之后才办到的。格林菲尔德本身优雅的风度使他很容易加入进来。他没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谋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种随和的并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们及其他职员交谈。几周后当他开始向他们提建议时，他能做到灵活机智。
罗森塔尔并不特别清楚格林菲尔德最适合干报社的哪个角色，但是他逐渐把格林菲尔德看作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具想象力的下属编辑，足智多谋且与盖尔布风格迥异。盖尔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顺应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格林菲尔德的兴趣则在全国和海外。这不仅是指他曾生活过的国家，而且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
，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后，苏兹贝格担心他和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散精力会影响《纽约时报》，于是他宣布晚报计划束之高阁。由于纽约的其他报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所以这个城市暂时还是只有一份晚报——《纽约邮报》。
罗森塔尔对苏兹贝格的结论深感失望。罗森塔尔对这个新事业一直充满热情和乐观精神，而且它也意味着自他就任主编助理以来的第一项重大项目，而现在他作为失败者退下阵来。其他管理者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这样说。其实，晚报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很少有人清楚罗森塔尔的投入和希望。尽管如此，罗森塔尔还是深感不安——他顺利而快速的升迁被中断了，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以打击，同时他又碰上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他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长篇著作，研究那个在读了麦坎德利什·菲里普的文章后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纳粹分子丹尼尔·伯罗斯的书，在一些期刊上没有得到好评，包括《纽约时报》自己的星期天“书评”。几乎和这种评论一样令人难堪的是，《纽约时报》选来的评论家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说家和批评家，以前曾在《村声》（Village Voice）上撰文诋毁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工作。事实上，《村声》是借罗森塔尔的升职而将矛头对准《纽约时报》的，或者说是表面上是冲他来的。它吹毛求疵地攻击《纽约时报》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这样的独家新闻。有一次《村声》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写的。他因编辑部的士气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变化而对罗森塔尔大加指责。
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书评”会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合写的《又一个牺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给《村声》的人来写书评，这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既困惑不解，又极为愤慨。他们禁不住要怀疑，这是否出于八层的某个下属编辑恶意的幽默感。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书评编辑能很容易地实现他的意图：这位编辑了解评论家的根底，了解他们的文学修养、虚荣心和弱点，他们在对待某些作家、主题或政治哲学时的倾向。他仅仅是使某一本书与某一个评论家组合，来达到某种差不多是确定的结果。在马克尔担任最高领导者的情况下，这种导致令人不满结局的文学杂交游戏在星期日“书评”的下级是不可能做的：当时总要努力把《纽约时报》的重要人物写的书和《纽约时报》的朋友的书交给友好的书评家。但现在“书评”无疑已不想再遵循马克尔领导下平淡的旧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风格，努力想造就一种更锋芒毕露的东西。约翰·西蒙，纽约文化圈里人人皆知的“坏约翰·西蒙”，回来为《纽约时报》撰稿，他与马克尔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人再提。《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抗议的书评，读者抱怨这些评论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见使一些书根本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机会（例如，西德尼·胡克对于迈尔·齐利格斯博士的《友谊和同胞相残：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评论）。同时比起以往的评论，《纽约时报》现阶段发表的评论似乎都无缘由地恶毒许多（例如威尔弗里德·拉希德对威廉·斯蒂伦的《奈特·特纳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评）。
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
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
然而，起初人们对她评论的反应也是令她不安的。当一个自由作家找她合作，要为她写一个传略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时，她恳求把这想法推迟一下，理由是在不远的将来她会被解雇。但是，此时编辑们可没有这样的意图。尽管意识到自己对电影迷们尤其是国外或艺术家市场的电影迷们的巨大影响，但她不像巴恩斯有力量去成就或破坏一个作品，而且《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认为她文笔很好，把一些并非娱乐性的题目写得妙趣横生。在评论1968年1月联美电影公司出品的《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时，她写道：
即使你心目中的一段美好时光是观看很多中年德国人——其中有些非常肥胖——但全都对着艾尔克·萨默脸红、做鬼脸、出汗，为之倾倒，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看《极奔自由》这部电影，因为作为今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它在许多非常无趣的方面让人感到不可置否的糟糕……这部电影有点像一部装模作样的彩色色情片，一部在第四十二街上迷失了方向并最终飘荡至阿斯特剧院的裸体电影。
这样，雷娜塔·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社度过了试用期，成了一班年轻记者中最晚加盟的一员，他们使《纽约时报》的新专栏更精致了，正在实现主编丹尼尔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克利夫顿·丹尼尔担任主编一职进入第四年，使他感到自豪的，不仅对艺术以及社会有了更为生动的报道，而且其他专业部门的报道也有了改进。任命罗伯特·利普赛特为体育专栏作家，让他与阿瑟·戴利轮岗的决定，给体育报道带来了一种平和的文学的色彩，这种色彩是自《先驱论坛报》和雷德·史密斯消失之后纽约的早报都缺少的东西。丹尼尔还在改进《纽约时报》的讣文撰写方面发挥了作用，安排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名叫奥尔登·惠特曼的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弗雷德·M.赫金杰被任命为教育新闻部主任，取得了他的前任们不曾有过的成功。自从几年前杰克·福里斯特退休后，汤姆·马拉尼一直负责财经部。照片部有着决定《纽约时报》选用哪张婚礼或订婚照片的权力，归一位有阶级意识、不收受贿赂的拉塞尔·爱德华领导。
国外的、全国的、地方的职员现已明确都处在纽约的管辖权限范围之内，丹尼尔现在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自信了。辞退考夫曼是很不得体的，这对丹尼尔来说是一次感到不安的体验，这种体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丹尼尔对克莱夫·巴恩斯的发掘是非常成功的。
事实上，自从1967年1月他的朋友索尔兹伯里从越南河内凯旋后，社里的生活对丹尼尔来说变得更好了。尽管丹尼尔与庞奇·苏兹贝格的关系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融洽，但他们在整个1967年一直理智地相互协调。随着1968年到来，丹尼尔对自己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当清楚了。卡特利奇仍然躲在幕后，但这位总编辑近来到处旅行，一位去过新奥尔良的《纽约时报》记者带回消息说，卡特利奇已经在那儿安了家。也许卡特利奇会比大多数管理者所预料的更早退休。
此时新闻编辑部里唯一没有解决的而且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华盛顿分社社长人选。1968年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加速进行，威克忙于自己的专栏而经常不在首都，如果找个恰当时机让威克把分社让给另一个有更多时间处理行政事务的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但是，像过去一样，好像没有令人满意的人选可以接替他。丹尼尔和纽约的大多数管理者，不包括罗森塔尔，仍拒不接受麦克斯·弗兰克尔，而华盛顿其他人也都没有资格。在纽约，有人暗示罗森塔尔行，但他不想放弃目前的管理职位去华盛顿，索尔兹伯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到华盛顿还不知能否干得令人满意。对伦敦分社社长安东尼·刘易斯来说，情况可能也是这样，华盛顿分社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刘易斯接替威克当华盛顿分社社长，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弗兰克尔辞职，还有其他人也会辞职。今年，弗兰克尔在报道白宫方面做得很好，尽管丹尼尔、卡特利奇等人对弗兰克尔管理才能的保留态度，他们不希望失去弗兰克尔作为记者的贡献。
所以，这种状况近乎是难以解决的。威克，此时可能不想再干这个职位，但仍然把住它不放。他必须守住它，就像一个人经常不得不珍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赠送的，而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一样。这还涉及赖斯顿的虚荣心，威克不得不尊重它，直到安排某个体面的退却或替换令赖斯顿满意为止。不过，对几乎每个人都很明显的是，威克正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专栏写作，这给《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增色不少，就连纽约的编辑们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索尔兹伯里最近已成为威克大作的狂热读者，他非常赞赏威克经常在他关于首都和全国的情绪变换的报道中所展现的情感和洞察力。
但奇怪的是，威克是唯一没有被《纽约时报》促销广告中宣传过的专栏作家。拉塞尔·巴克、C.L.苏兹贝格和赖斯顿，经常被《纽约时报》的广告宣传，而且配有他们的照片。《纽约时报》也同样宣传过像克雷格·克莱本和夏洛特·科蒂斯这样的专家和优秀的文化评论家。起初，威克认为那只不过是个疏忽，虽然他在接替克罗克任专栏作家时已经感到受了冷落。《纽约时报》宣布克罗克退休的报道再次详尽地讲述了《纽约时报》这个老兵多彩的职业生涯。不过，它没提到威克是克罗克的接班人。此后两年中，威克仍旧没被报社广告宣传过，好像一种南部种族间仇杀式的斗争在《纽约时报》社内部的确开始了。威克的自尊心使他没有公开追究此事，但他内心怨气日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加上他做分社社长遇到的很多其他挫折，才使他更加专心于自己的专栏，也使得分社继续按自己的惯性运作。他不是纽约选出来的分社社长，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主要是因为纽约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他。看来好像这个僵局还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突然之间，情况起了变化。威克知道了纽约已选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来接替他。
这是罗森塔尔的主意，后来逐渐得到丹尼尔、卡特利奇乃至最后庞奇·苏兹贝格的同意。自晚报版计划放弃后，格林菲尔德一直无所事事，罗森塔尔深信格林菲尔德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定能出色完成任务。格林菲尔德和政府及其外围的重要人物，同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的同事们，仍然保持联系。不论是获得消息方面，还是摆脱政府发言人经常炮制的愚民政策方面，他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老练和影响力，早就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同于威克，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写文章，而会全身心投入分社的管理工作。罗森塔尔认为，格林菲尔德那种圆滑的、既和气又有礼貌的个性也会有助于他赢得分社人员的支持，从而解决纽约其他编辑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样，事情就最后决定下来了，纽约的人希望马上宣布。但是赖斯顿获悉后建议，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人事变动都应推迟到总统选举之后。他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来阐述理由。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便认为自己的建议正被纽约总部考虑采用。但几周后，就在庞奇·苏兹贝格按计划到达华盛顿宴请赖斯顿和威克之前不久，赖斯顿明白了，苏兹贝格仍然决意立刻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分社。纽约总部的编辑们认为没理由等到大选之后，苏兹贝格支持他们的意见。
庞奇·苏兹贝格来到华盛顿分社后，当天就打算宴请赖斯顿和威克。赖斯顿表情严肃，态度冷漠。赖斯顿不能支持纽约的这个计划，他告诉苏兹贝格，他不想和他一起吃饭，苏兹贝格应该请威克一个人去。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反应多少有点惊讶，尽管他已预感到这个决定的微妙，所以他亲临华盛顿正式宣布这个决定，而没有派特纳·卡特利奇。苏兹贝格也认为威克是亲密的私人朋友，而且他想在华盛顿举行晚宴会减少闹误会的风险——这种方式轻松随便，就像过去他和威克及赖斯顿经常讨论业务时一样。在苏兹贝格看来，威克没有感到丧失颜面，相反他情愿自由地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也愿意从办公室那些无关紧要却令人焦头烂额的事务中抽出身来。苏兹贝格事先就听纽约的编辑们说威克非常愿意甚至是迫切想辞去分社社长职务，苏兹贝格假定这是真的，便照此行事。
但在和威克一起吃饭时，苏兹贝格认识到情况并非确切如此。威克有点紧张，明显很不安，为他对分社、赖斯顿和自己的忠诚而焦虑。威克感到纽约自行选出一个官僚来迅速替代他，这个决定伤害了他。他私下怀疑，罗森塔尔很可能把威克视为未来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于是希望把他威克清除掉，同时在华盛顿安插一个对他没有威胁、又欠他人情的同伙。威克是否被主编职位这样的目标所诱惑，与他同苏兹贝格一起吃饭时的情绪和理论依据毫不相干。威克此时感到受了迫害和排挤，被贱卖出局——于是他愤愤不平。
苏兹贝格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之后，让威克放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会使每个人的生活更轻松。次日早晨他便乘专机飞回纽约，不料途中遇上暴风雨，一路上颠簸碰撞，让他感到大难将临。与苏兹贝格一起吃饭之后，威克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他通宵未眠，在挫折与痛苦的感觉中生了一夜闷气。
第二天，威克打电话去告诉苏兹贝格，他打算向职员宣布辞去分社社长的职务，但苏兹贝格请求他推迟一下。苏兹贝格说，还有其他一些细节问题要先解决，还说没来得及通知伦敦分社的刘易斯或麦克斯·弗兰克尔。威克清楚流言蜚语在华盛顿传播有多快，希望使自己免遭更多的屈辱，希望自己在华盛顿宣布辞职可以暗示是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决定，或至少他在这个决定中扮演了令人满意的角色——他不想在纽约的编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蒙受耻辱的无条件投降者。但苏兹贝格继续劝说威克什么都不要做，威克照办了，不过他在分社的朋友都觉察到也理解他的不自在。不久，麦克斯·弗兰克尔和其他人都像威克一样感到绝望，便也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
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令华盛顿分社职员不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纽约总部任命的，他在分社出现是对威克和赖斯顿的当众羞辱，而且也在于他们真的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加入《纽约时报》才七个月，而且他此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行政人员，是靠与皮埃尔·塞林杰的朋友关系谋得那份差使的。他被分社人员视为一个“鲍比·肯尼迪式的人物”。人们感到，如果他负责分社，那么他的政治忠诚会给《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政治事件报道带来怀疑。他们还想起格林菲尔德在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办公室工作时对新闻界很不坦诚的那些事情，还有人宣称他曾试图查封来自《纽约时报》驻刚果的记者的消息，后来又支持《时代周刊》生活部（格林菲尔德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驻刚果的记者从事同样的报道工作。分社的几个职员之所以反对格林菲尔德，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世故，借名人名字来炫耀自己，似乎过分痴情于政治生活微不足道的富有魅力的一面。一句话，他们认为他不适合代表《纽约时报》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
尽管如此，对他的任命据说仍会即将到来——这个消息很快在华盛顿不胫而走。它传遍了新闻界，也成了不抱幻想的、《纽约时报》记者的妻子们的电话谈资。汤姆·威克的妻子内娃认为，这样对待她的丈夫太不体面，她曾在与赖斯顿通电话时以及在后来接到卡罗尔·苏兹贝格的电话时表达了她的感想。在所有这些内部的纷扰期间，华盛顿分社继续不中断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报道受到了可怕的影响，分社和它在这个1968年2月第一个星期所撰写的头版故事所遭受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似性；河内广播报道，南越最近接连受到袭击——越共进攻了南越四十四个省府当中的二十六个，决心推翻傀儡政府及其美国盟军。华盛顿对这一新闻感到非常震惊，而汤姆·威克在报道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时，引用了一些议员的话，将河内的报道形容为“令人尴尬的”和“具有侮辱性的”。不过麦克斯·弗兰克尔对此的报道是，白宫的态度依旧自信而坚定，同时约翰逊总统发誓说“敌人终究会一次又一次的倒下”，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投降”。詹姆斯·赖斯顿，像华盛顿大多数人一样对越共进攻感到不知所措，利用他的专栏集中分析了河内的恐怖策略；但几天之后——当盟军开始反击，派喷气式飞机在西贡、顺化和南越的其他城市低空盘旋，摧毁了盟军先前曾加以防护的南越——赖斯顿在专栏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证明这一屠杀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越南在战争中毁掉，那我们将如何拯救它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像赖斯顿曾针对纽约编辑提出的那个问题。赖斯顿是应该发起一场反击，来阻碍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的占领，但同时也有可能会震动整个《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引发一场会损害报纸公众形象的丑闻吗？还是应该为了企业的和平与和谐接受更高一级的决定呢？
赖斯顿等了几天，而后动身去了纽约。
在新闻编辑部，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已经接受了几位获悉任命他去华盛顿这一消息的记者的祝贺。起初，他勉强敷衍几句，正式任命事宜苏兹贝格办公室还要等一等，尽管他听说任命书已起草好，但推迟几天着实让他有点担心。当他向罗森塔尔表示他的疑虑时，对方很快向他保证无须担心——这个决定已不可更改，老板已签署了，格林菲尔德将成为华盛顿分社的新任社长。
格林菲尔德感觉好多了，但他仍不情愿向编辑部询问他的那些人详谈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迅速传开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不仅包括新闻界人士，而且华盛顿政界人士也向他的新闻界朋友打听有关他任命的消息，当时正夹杂在越南传来的坏消息中间。格林菲尔德刚才还接到了一位在《新闻周刊》的“新闻界”部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
“我们听说你要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了。”她开门见山说。格林菲尔德轻声一笑，回答道：“噢，消息传得真快呀，”并且问：“您是在纽约听说的吧？”
“不，”她说，“我是从华盛顿一位可靠线人那里听说的。”
“噢，”他说，“非常抱歉，我现在正在国际组，周围有些人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不好多说……”
“那么，您能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是的，是真的。”他说。
“什么时候宣布？”
“我想，星期五吧。”他说，意思是2月9日的星期五。
“我听说会在星期四宣布。”
“噢，”他说，“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我的更确切。”
这位《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将于星期四中午给他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意。
在时报大楼14层上挂着一台老爷钟，是奥克斯的，还有一个奥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耸立在宽大的走廊里，只要你离开电梯，进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头磨得溜光，墙上挂着一些《纽约时报》社旧址和已经长眠的管理者的画像。接待员是个男的，很有礼貌，语调委婉。这个人是个长脸，长相平常，头发发红，又高又壮，似乎能够把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抱怨世界局势，或者抱怨约翰·奥凯斯对某个遥远国家的苏丹言语失察的来访者赶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层的氛围很平静，走廊两侧管理者的办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静。
东侧，从电梯向左转，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莱斯特·马克尔的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这位77岁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一直坐在轮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儿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里的奥纳西斯水库。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儿，还有仆人，有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照顾他，两只调皮的蝴蝶犬跳来跳去使他感到高兴，但在它们咬他心爱的家具时他也气得猛摔拐杖。但他决不会和它们分开：他孩提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里从没让他养过狗。
14层的另一部分是年轻的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有安德鲁·费希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雕刻的，很时髦；走廊尽头是业主办公室，这是个豪华套间，装饰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苏兹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过，庞奇·苏兹贝格进来后，他也就好像使得这间大办公室成了很随意的地方。他经常穿着衬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样的办公桌后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动弹，斜倚着，把腿伸到桌子上，碰着文件箱和电话，这电话使他能够与他的业务顾问、他的编辑、他的飞行员和他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周围的书架上塞满了他一直感兴趣的真皮精装书籍，但是他手边的书都涉及管理大机构的最新技巧，诸如《管理系统》（Management Grid）和《管理与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类的书。
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
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饭了，威克决定去吃点东西。他走进位于四十三大街的离时报大楼东面只有两个街区远的世纪俱乐部。他最近刚被吸收为世纪俱乐部会员，这是个排他性的男子俱乐部，成员包括很多杰出的作家、编辑、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社论作家。这是威克第一次来，他进来时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很不自在。
在大堂里，一个穿白色夹克、有礼貌的黑人守门人上前迎接他。然后他走上大理石台阶，便发觉自己置身于橡木板镶饰的、吊顶很高的房间里，人们散乱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午宴前的饮料，窃窃私语着。还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软的真皮沙发上，读着《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威克要了一杯马丁尼，喝完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起身上楼，发现了吃饭的去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围有几张小桌子，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些桌子，旁边坐满了不谈正事的窃窃私语的人们。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马丁尼开始起作用了。坐在对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样子看上去有90岁了，他说他曾经编过一个杂志。当威克含含糊糊地与老人交谈时，他观察了这个房间，远处的房间——所有桌子旁都坐着陌生人，只有一张桌子例外。在这张桌旁，在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对面坐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是世纪俱乐部会员，《纽约时报》的几个高级人员也是，他们中有约翰·奥凯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和詹姆斯·赖斯顿。威克吃午饭时不知道这事，但赖斯顿那时也在俱乐部里，坐在一个隔墙后面，和华盛顿分社原来的同事约翰·庞弗雷特在一起，这人现在是《纽约时报》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员。
赖斯顿和庞弗雷特起身离开时，他们看到了威克。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又惊又喜，很快这三位《纽约时报》同仁便开始了热情的交谈，索尔兹伯里从房间对面看到了他们。虽然他起了疑心，但却没有对弗里蒙特—史密斯流露出来。索尔兹伯里不知道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是否会按计划执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没问过丹尼尔或罗森塔尔。实际上，他并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调动格林菲尔德去华盛顿的计划，因为他感到此事有点不太吉利，尽管他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他的感觉是对办公室变动敏锐意识的结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宣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已经推迟了几天。此刻，看着赖斯顿、威克和庞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纪俱乐部的餐厅里，索尔兹伯里那敏锐的神经又跳动起来了。
他离开俱乐部后步行回了时报大楼。在新闻编辑部里，编辑们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似乎很平静，格林菲尔德站着和一位文字编辑谈话时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麻烦。下午4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编辑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开每日例会。会议像往常一样由丹尼尔主持，周围坐着罗森塔尔、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编辑。丹尼尔背后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细条纹套装，两腿交叉，舒服地坐着，皮鞋擦得锃亮，有一只脚轻轻动着，这就是特纳·卡特利奇。如果赖斯顿和威克在新闻编辑部，他们无疑会被请来出席会议，但这两人都没有在三层露面，索尔兹伯里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知道他们俩都在纽约的人了。
2月7号周三的这个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越南的战局依然糟糕：苏联造的坦克骚扰着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区域，越共的武装正向西贡渗透；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仍无法让朝鲜交出被逮捕的普韦布洛号及其82名船员俘虏；西奥多·索伦森在新罕布什尔作为肯尼迪的发言人，反复唱衰任何企图怂恿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作对并加入初选的政治行动；明尼苏达参议员、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尤金·麦卡锡反对越战，加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这一行动得到了《纽约时报》社论的支持，该社论同时谴责了罗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麦卡锡也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
会议照常进行到大约20分钟时，突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卡特利奇一个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间。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来自业主办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电话并无什么异常，但过了五分钟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后，索尔兹伯里从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测出有一种轻微的变化。并不是说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静，而是他似乎太平静，太随意了，这是一个人想竭力掩饰内心世界的那种表情。散会后，编辑们一个个起身走出来，而卡特利奇则一动不动，并请罗森塔尔留下，卡特利奇说有事情要同罗森塔尔和丹尼尔讨论。索尔兹伯里走出房间时，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华盛顿了。
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罗森塔尔示意格林菲尔德过来，然后带他出了新闻编辑部，进了三层的走廊，之后进了接待室旁边那两间小屋的一间。房间没有窗户，只比忏悔室宽一点，天花板很高，里面有几把小椅子和一张小得像棋桌那样的桌子。这两间房有时归下属编辑使用，往往是在他们会见那些准备不充分的求职者时使用的；有时记者们采访那些怒气冲冲的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时也会用到，来访者反映的事实是令人怀疑的，不适于发表；或者职员中没有个人办公室的，想谈机密事时也使用这个房间。罗森塔尔等格林菲尔德进来后关上门，两个人坐下来后，罗森塔尔便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听了后几乎要哭起来。
格林菲尔德回想起他的预感，他原来就担心这事可能不会实现。即使有预感，他还是很震惊。他想，要是事先赖斯顿更清楚、更明确地反对威克辞职，那该多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办公室大错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尔德自言自语，“如果赖斯顿暗示一下乔治·鲍尔”，他格林菲尔德得到提醒，就会拒绝去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并没有主动要求分社社长这个职位，在加入《纽约时报》时就给他许诺过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没有明确说明，他也并不多么渴望回华盛顿，要是他知道赖斯顿坚决反对，他肯定是不会去的。但赖斯顿并不明确，纽约总部也许不想真正了解赖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想绕过去——但现在遭到了迎头撞击后，难以回避了，而且在纽约总部也没面子可挽回了。从罗森塔尔脸上的表情，格林菲尔德看得出，他沮丧到了极点，格林菲尔德本人也窘迫不已。
“阿贝，”最后格林菲尔德说，“帮帮我吧。”
罗森塔尔点点头。
“阿贝，再不要让我留在这个地方了。”
罗森塔尔很理解。于是，格林菲尔德当场就辞职了。
格林菲尔德回办公室取东西。当时接近下午5点，是工作日中最忙的时候——屋里挤满了记者、编辑、办事员，另外一些职员刚在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休息了片刻，此时正走回办公桌，或在外面执行任务刚刚急匆匆地赶回来。
一个记者看到格林菲尔德穿上外套，就喊道：“嗨，吉姆，你真的要去华盛顿吗？”
格林菲尔德转过身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是真的，”他答道，声音很轻，“直到几分钟之前。但华盛顿有阻力，我也得离开了。我不会回来了……”
这位记者感觉到格林菲尔德的焦虑，没有再用更多的问题留他，他和格林菲尔德握握手，目送他离去。此后消息马上传遍了新闻编辑部。一个记者想打电话给华盛顿分社的同事了解更多情况，但两地之间的线路太忙了。随后，一个文字编辑带来了确凿的报告——是的，他说，千真万确，格林菲尔德刚刚辞职，赖斯顿让苏兹贝格改了主意，赖斯顿、威克和弗兰克尔此前都在大楼里露过面，大概都把辞呈准备好了。
几个小时之内，这事就上了傍晚的电台和电视新闻：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天在政界有传闻，负责公共信息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将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但是据《纽约时报》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今天，格林菲尔德已辞去他担任的《纽约时报》城市版主编助理一职。丹尼尔否认这一变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被酝酿过……目前无法采访到格林菲尔德……
罗森塔尔坐在桌旁，两眼盯着报纸却根本没看。他很清楚新闻编辑部里记者们围坐在桌前在谈论什么。这时一个记者走进来，大声说：“嗨，知不知道最新消息？华盛顿那帮小家伙接管了WQXR电台！”众人一听大笑起来。罗森塔尔听不见这些笑话和评论，但从那几个几年前他一来当编辑就开始反对他的记者口中，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坏的评论。现在毫无疑问他们会重复他们过去的指责——他冲得太凶、太急，现在他遭报应了。罗森塔尔坐在那里，他感到心如刀绞，也感到受嘲弄的心头之火要爆发了——与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不同，他们现在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罗森塔尔无处可去，只好回编辑部坐在办公桌旁，面对几百个工作人员。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宽大的灰色法庭上，同时被几个陪审员审判，交叉询问，质疑，推测和指责。他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潮水突然倒流，一切失去了平衡，地盘不保，《纽约时报》编辑部也瓦解了，自己的目标破灭了，罗森塔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如果卡特利奇已失去对苏兹贝格的影响力，如果赖斯顿现在是这位业主最值得依赖的顾问，那么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接班的梯队将会由纽约转向华盛顿，从丹尼尔、罗森塔尔转向威克、弗兰克尔或赖斯顿的其他追随者们。丹尼尔将不会接替卡特利奇，罗森塔尔将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主编。由于罗森塔尔不能跟苏兹贝格说起这些，他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毫无疑问，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同样地困惑。罗森塔尔不想起身去他的衣柜取大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过记者们的办公桌前且很可能要面对他们的目光，说不上其中有谁问他一个问题，让他显示出自己的实际感受。罗森塔尔不像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是外露的、异乎寻常地诚实的人——他高兴时，满面红光；难过时，脸部会失望地表现出犹豫不决或发泄自己的情绪。现在他感到失望、内疚——他的朋友格林菲尔德成了这个乱摊子的替罪羊，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所补偿。他想晚上找格林菲尔德谈谈。罗森塔尔最亲密的朋友阿瑟·盖尔布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新闻编辑部里便没有人是能帮助他的或他想去求助的。其他编辑走的走，没走的正准备走，只有牛栏编辑们似乎心事重重地忙于编那份报纸——1968年2月9日星期五，共96版，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新闻，第117期，总第40193期……售价10美分……《5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命越南北方激战战场》……《结束战争是敌军自我激励的目标》……《肯尼迪断言美国必输无疑》……罗森塔尔翻阅着办公桌上关于地方报道的电讯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能想象出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这样的。《纽约时报》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印出另一版，没有他们，也一直在滚动，好像轮船在夜间航行时，即便高级船员在睡觉时照样走一样——“我们三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处于同样惶惑之中，”罗森塔尔想，“我们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就像过去的希伯来人。我们正在服丧。”
罗森塔尔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赖斯顿从楼上打来的。按照威克的建议，赖斯顿想和罗森塔尔、威克聚一下，罗森塔尔建议他们傍晚到他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80多号的公寓见面。这个公寓非常宽敞，墙壁很厚，他们可以密谈，罗森塔尔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点一些中餐外卖。在他们都变得无情之前，尽快把他们的分歧摊开，或许是有益的。
赖斯顿和威克到来后，喝了点饮料，显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激烈情感和火气，难于达到有益的成果。赖斯顿希望罗森塔尔说说自己的想法，罗森塔尔便如实道来。他指责赖斯顿，大概本想维护报社的形象，现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并且说，尽管赖斯顿本人不想放弃为报纸编辑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扰那些把精力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人。罗森塔尔接着说，威克不能既写专栏又管理分社。接着罗森塔尔提高声音，希望知道威克为什么不放弃分社社长职务。威克对罗森塔尔的语气和猜测表示反对，他怀疑罗森塔尔有过分的野心。威克没有打算在主编办公室谋职，甚至一年前他还给罗森塔尔写过一张条子，暗示他将尽力帮助罗森塔尔实现他的抱负，但现在罗森塔尔太过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样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被踢来踢去。几番更激烈的交锋之后，威克起身离开了公寓。
赖斯顿留下来一直待到早上。在这期间，他和罗森塔尔开始有了更多的互相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体验是令人满意或和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都认为这是符合《纽约时报》最高利益的。赖斯顿对罗森塔尔对待威克的态度很反感，他也认为在整个格林菲尔德事件中罗森塔尔过于冲动了。罗森塔尔此时感到是在受赖斯顿审讯，他讨厌对方把自己置于完全防御性的地位。到子夜赖斯顿起身要走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赖斯顿走后，罗森塔尔在公寓里踱着步，一个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时分，他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赖斯顿住的旅馆，把他叫醒，继续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么做很蛮横，罗森塔尔后悔了，但它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过去几个小时内决定着《纽约时报》上层梯队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对罗森塔尔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噩梦，一场荒谬的管理闹剧。
上午晚些时候，罗森塔尔来到《纽约时报》社，他在过去24小时中虽被搞得筋疲力尽，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径直上了14层如约去见苏兹贝格，业主正在等他。罗森塔尔从电梯中出来时，就看见苏兹贝格沿走廊向他走来，他当时就伸展着双臂。然后，在共悲伤的精神之中，他们拥抱着一起走进苏兹贝格的办公室。
如果说罗森塔尔曾对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苏兹贝格很快就将它消除了。苏兹贝格个人要依赖他，帮助挽回损失并重新恢复《纽约时报》曾经盛行的和谐。有了这次经历，他们对《纽约时报》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苏兹贝格认为也许好运就要到了，这种不和至少已经被释放差不多了，其影响很深刻，使报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无路可走了。苏兹贝格请罗森塔尔周末到他郊区的家里以便进一步商讨，罗森塔尔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回到新闻编辑部后，罗森塔尔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告诉了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们也尽量理解苏兹贝格。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纽约时报》一场适于刊载的政变”。它报道了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职的细节，也提及该消息发布后华盛顿分社方面的喜悦，有一个分社职员竟高呼：“我们赢了！”
像《纽约时报》包括威克和赖斯顿在内的大多数编辑一样，罗森塔尔对这篇报道很反感。大多数负责任的报纸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毕竟《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几年从未去关注《华盛顿邮报》的管理层政治阴谋——但在这个问题上，《邮报》显然违反了规则，甚至赖斯顿在头天下午和他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有她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通电话时还说到过这一点。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压下这篇报道，现在2月9日上午，已经开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突然间对新闻自由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负面报道是什么感觉。
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
《纽约时报》在此后几周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不过有几天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好像无精打采，情绪极度低落。格林菲尔德事件令人窘迫之处已经通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全国曝光了，新闻编辑部里还有传闻说丹尼尔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纯粹是在消磨时光等待退休。报社内部管理层虽然支离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这起初就给编辑们造成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掩盖互相间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一时的混乱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分裂形势，以致林登·B.约翰逊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认他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因此他不想寻求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使全体国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为一般特征的派系斗争。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击手枪杀，引起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骚乱。6月，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而三个月前，他在那里开始争取民主党提名，现在刚刚在加州预选中达到胜利的顶峰。在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全国和平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白人种族主义者高呼“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则呼吁“黑人权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在当年最激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五座大楼被占领，课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传讯，该大学校长也在暑假期间要辞职。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是从4月开始的，当时学生们想迫使校方中止与国防研究院（该研究院是12个大学联合体，为政府进行军事研究）的协议，并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伦比亚社区间的莫宁赛德公园里的一座九层体操馆——“体操馆乌鸦”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专用语。
但这些问题和学生同政府的关系严重破裂有关系，它们是普遍所说的世界性的“代沟”的一部分。现在波兰也有学生们的集体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也组织抗议活动。欧洲、亚洲形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潮流，而老人们则争着购买黄金保值，在60年代不稳定的标准下寻求安全感、稳定感。在美国，大公司实行计算机化，利欲熏心，为一个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的国家制造劣质汽车和不值钱的奢侈品。在这些公司继续日进百万的时候，年轻人却在越南送命，像庞奇·苏兹贝格这样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棱两可，既不属较老的一代，也不属下面年轻的一代。42岁的苏兹贝格同其他机构的头头们感受相同——就好像他们被调到同一个频道，正在被相同的静电干扰一样。每一层的权威都正在受到求变压力和公众抗议的挑战。年轻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力，却能在一个人造时代通过电子技术和戏剧表演的神秘结合获得一种短暂的影响——马克·拉德，红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进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们是使约翰逊和戴高乐、国际银行家、社区学校教师和巡逻中的警察头脑发热的气氛的创造物。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机构也被迫做出让步，碰到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这些骚乱造成哥伦比亚大学瘫痪后不久，示威者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认为的敌人的另一个堡垒——《纽约时报》。苏兹贝格家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产物，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该大学的活动——庞奇·苏兹贝格像他父亲一样，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曾支持过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来被学生认为应受道德谴责的政策（包括它与政府间的军事研究方面的联系）。5月2日，82名年轻人围在第五大道1010号庞奇·苏兹贝格家外面，示威达45分钟，并且高呼：“《纽约时报》！讲真话！”他们指责《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的报道偏向了当局一方，没有理解学生的处境，他们还对充当哥伦比亚大学理事的《纽约时报》老板经常出现在报头上的伦理观念表示怀疑。他们视此为一种利益的冲突，但苏兹贝格在次日上午的《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指责。他说：“我们认为，一家报纸的管理者不应脱离对社区的服务。”尽管他承认那些社论——在“哥伦比亚的暴徒行径”的标题下谴责了该大学校园里的混乱现象——反映了他的意见，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些报道是客观的。苏兹贝格说《纽约时报》“根据自己的渠道来提供全面、准确、公正的报道”。但学生们及其支持者们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报道既不公平又不公正。他们尤其恼怒的是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篇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表示同情的文章。它描述了他站在被示威者控制的自己的大办公室里——家具被砸烂了，地板上堆满了空罐头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和脏乎乎的毛毯。柯克博士，一只手捂着脸说：“天啊！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这篇报道是A.M.罗森塔尔写的。
罗森塔尔给自己安排了这项任务。他按捺不住内心冲动想再体验当记者的满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把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看成一个可悲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个古老光荣的教育机构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学的学生们所蹂躏，他想知道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但当他告诉克利夫顿·丹尼尔他要计划写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这位主编没有同意。可以理解，罗森塔尔当了编辑后就退出报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政策和惯例。在此之前，罗森塔尔一直是守规矩的；但现在，权威的力量在新闻编辑部就像在别处一样被削弱了，罗森塔尔更独立的态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赖斯顿前不久的胜利所影响。赖斯顿成为编辑后从未发表过隐退的誓言，他还被证明是职员中最可敬畏的人。当罗森塔尔坚持他要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丹尼尔不再反对了。丹尼尔83岁的父亲在久病之后刚刚去世，他马上要去泽比伦陪伴老母亲。罗森塔尔被安排负责编辑部，这样一来，他认为合适的事，就可随意去做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了那篇描述备受折磨的校长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当时走进自己那间被搞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长达几个小时听着警笛刺耳的声音、杯子被摔碎的声音和学生的反复叫喊声——“柯克滚蛋”！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他身上依旧整洁，但面色苍白，脚步显得恍惚。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一样。一名警察捡起了地上的一本书，说道：“书里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它？”……
副校长戴维·杜鲁门博士也在，脸上疲态尽显。他也在这间被毁坏殆尽的房子里一步步地徘徊，终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开口说道：“他们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叫警察，你们说是吧？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决定之前考虑过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
就在该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久，巴纳德学院领导按地址找到这位女生并要开除她，理由是她违犯了宿舍纪律，还在被调查过程中撒谎。但这位女生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这引起了相邻的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学生声援：他们在巴纳德学院图书馆前挥舞着标语和请愿书，要求更改学生住宿管理规定。这些示威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这个事件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令苏兹贝格夫人更加懊恼的是，《纽约时报》竟然全面报道了此事。她认为，好像编辑们刚刚发现性一样，大惊小怪。有一天，她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正确对待性问题？”并提醒他，“在我的年代，这个问题也受关注。”
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
这天稍后，格鲁森走进新闻编辑部，碰到了丹尼尔，丹尼尔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丹尼尔停了片刻，然后邀请格鲁森去办公室喝一杯。丹尼尔调好酒后，他们坐在了小房间。丹尼尔看着格鲁森，像是备受困扰，而且也很混乱。“告诉我，”丹尼尔终于说，“这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格鲁森觉得有必要告诉丹尼尔他知道不应该说的事。苏兹贝格是信任他才说的，但格鲁森仍然对丹尼尔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特别是现在事情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所以，格鲁森告诉了丹尼尔他听到的情况。丹尼尔脸色变得苍白，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站起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问了苏兹贝格，这样就证实了提拔赖斯顿的事情。
格鲁森对自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感到非常窘困，他很快给赖斯顿写了一封致歉信。到了下周一，他又去了业主的办公室，苏兹贝格看到他就高声大骂，喊道：“悉尼，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脸再来这儿！”但是苏兹贝格并非真的心烦意乱。如果有一点的话，他看起来也消气了：反正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已经详细和卡特利奇谈过，卡特利奇也答应留在报社帮助度过未来一段时期。苏兹贝格潜意识地是想通过格鲁森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层的编辑们。格鲁森有许多宝贵之处与可爱之处，但他也缺乏保密的本事。苏兹贝格对他非常了解，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格鲁森实际上帮了苏兹贝格一个忙。这位业主对格鲁森如此喜欢，以至于他希望格鲁森不要离开，不要去《每日新闻》社。格鲁森走之前，这位业主通知《每日新闻》老板，他正在努力重新聘用格鲁森，而且一年内，他的确这么做了。格鲁森于1969年回来当了苏兹贝格的特别助理。
赖斯顿于1968年夏初来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在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表现大大影响了日常新闻报道并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新的不拘礼节的氛围。赖斯顿，手放在衬衣袖子里来回走，并且给他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是“斯科蒂”，他的“办公室”是一张大家都看得见的办公桌——那实际上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办公桌，后者暂时搬到国内新闻主任的位子去接替克劳德·西顿，而西顿于5月份辞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拉雷市的新闻和观察家出版公司当编辑部主任。赖斯顿到任后，新闻编辑部的座位规格和大部分浮夸繁琐的各种礼节都过时了，4点钟的例会也一样，因为赖斯顿认为它并不重要。但赖斯顿并未取消它，和丹尼尔每天4点亲自主持会议不同，会议照常开，不过他本人不到会。不久后，其他编辑也不正常出席会议了，只派部下去。赖斯顿每天上午11点半召集他自己的会议，会议在丹尼尔办公室开，出席人员有丹尼尔、罗森塔尔、索尔兹伯里、托平、盖尔布和新来的曾在《杰作》和《时代周刊》生活部报供过职的图片部主任约翰·G.莫里斯。丹尼尔还坐他以前那把椅子，仍旧在大桌子的首席位置，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赖斯顿身上，不管他坐在哪儿，他本人的随便和亲切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初来乍到的人也永远想不到桌子周围的编辑们之间有什么敌意和不和。
赖斯顿来到纽约，不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抚慰者，而且编辑们现在似乎感到需要恢复友好关系了——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没费多大劲儿，丹尼尔很快就像在卡特利奇手下一样，也在赖斯顿手下工作了。赖斯顿本人也经常到卡特利奇办公室的小屋里去，就卡特利奇非常熟悉的主题征求他的建议和同意。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似乎很亲近，而且正是后者在一天上午的会上建议在7月份威克休假时由罗森塔尔为社论版写一个专栏，赖斯顿同意了该建议，而且奥凯斯也赞同。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罗森塔尔和赖斯顿之间那场情绪化的争论已经不再绊在二者之间，现在他们合好了。曾有一天，罗森塔尔给在华盛顿的赖斯顿打电话说，他不想让20年的友谊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赖斯顿说他深有同感。罗森塔尔实在不知道自己在《纽约时报》在赖斯顿手下以后会怎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赖斯顿的到来正在给《纽约时报》社带来激情和变化。
和过去下午4点钟的独奏会不同，现在的11点半会议充满新思想的活力，讨论该报道什么和应该如何报道。尽管赖斯顿并不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放弃它作为“记录的报纸”的作用，但他的确想重新审视新闻的旧定义，消除《纽约时报》引以为荣的大部分半官方的声明和宣传，把这个版面用于对每日事件更具思想性的评价。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现在，他处于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位置上。如果《纽约时报》不每天都登载一篇对重要人物观点的采访，那么就很难度过这一天：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评论现代青年和法律，就是本·沙恩谈论艺术，或者是S.J.佩雷尔曼悲叹幽默的境况，或者是让·莫内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思考。《纽约时报》今天的不同之处，与其说在于对过去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重视，不如说在于该报详尽展现了赖斯顿所谓的“思想的新闻”。
有一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采访，从第二部分的第一版开始，上面是一个显眼的标题和一张照片，一直登到报纸的最后。要在牛栏有决定权的过去，伯恩斯坦毫无疑问不会允许这样的采访或特写报道从第一版上（在编辑部被称为“第二战场”）跳到最后，相反会坚持认为应把“第二战场”的特写剪短后全部登在第一版上并在标题索引上方结束，这是一种压制长篇采访的方法。现在，头版上刊登对C.P.斯诺这样杰出人物的专访或他们的演讲已很平常了。
赖斯顿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毕业生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纽约时报》发表1968年全国各个毕业班级告别演说发言的节录。如果这些发言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国家目标或道路问题上像政治家或教育家一样不是一致的，那也没关系。赖斯顿的目的在于像充分报道“街头的对抗”一样报道“观念的对抗”。他还希望通过他的报纸向人们表明在6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有对抗。由于他的编辑精神，不久很多这样的文章就登出来了。它们或描写美国小镇人们的平静心境，或描写宾夕法尼亚中部村庄，或描写西部平原，或描写离赖斯顿长大的地方不远的俄亥俄州——《纽约时报》曾派记者和摄影师前往这些地方，目的是描述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他们的挫折和希望，询问他们想让谁当他们的下一届总统。像赖斯顿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休伯特·H.汉弗莱和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什么热情。他们在担心越南战争的同时，好像同样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电视修理人员的无能和国内一小撮喧嚣暴力的家伙。不过，他们觉得，美国并不像新闻界所刻画得那样糟。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在赖斯顿自己的专栏中重新反映出来。这些专栏写于1968年夏天，电讯电头上标着“华盛顿”、“布拉格”，或“莫斯科”。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但这或许有好处，因为不这样就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那种苏联在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鼓吹的镇压。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的国家。
赖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确可以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美国人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回避问题，相反，他们公开地同困难做斗争——在街道上，在大学校园里，在法庭上——他看到了象征着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是伟大诺言和希望的东西。赖斯顿同样发现纽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料得更好——这座城市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作品，每天从喧闹中恢复秩序，不协调中有旋律。他还痴迷于每天见到的大多数纽约人想当然的东西。从他那靠近联合国大楼的摩天大楼公寓里的窗口，他和妻子都被东河上的场面所吸引——连绵不断的油船和拖船、快艇、潜艇、水上飞机、货车浮坞、载满上下班乘客去华尔街的摩托艇、载满游客的环线游艇、正被海鸥追逐的装满垃圾的驳船——这将是多么好的报道题材啊，赖斯顿告诉盖尔布。于是后者马上答应，接着便安排一个记者去写。过了不几天，一篇带有图片的2000字的文章便洋洋洒洒地登在《纽约时报》的“第二战场”上，并且“转到”背面。
时间很快证明：即便像赖斯顿这样精力充沛的人，也不能在每周撰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那些必要的行政琐事。因此，1968年11月，按照庞奇·苏兹贝格的意愿，赖斯顿宣布任命罗森塔尔担任新设的副总编辑一职，该头衔将罗森塔尔置于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和弗里德曼之上，并赋予其经营平日版的所有责任和权力。克利夫顿·丹尼尔继续担任主编，可以给罗森塔尔当高级顾问。但是，丹尼尔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减轻赖斯顿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压力，并且监督日常运作的非新闻方面的事情。丹尼尔还要代替莱斯特·马克尔担任国家教育电视网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1969年1月，75岁的马克尔服从安排，从《纽约时报》退休，并负责一项有关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关系的20世纪基金会。这样，46岁的罗森塔尔实质上要充当一个没头衔的主编。他将对赖斯顿负责，丹尼尔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罗森塔尔的新闻判断力之上，罗森塔尔还将在牛栏处于权威位置。1962年，当西奥多·伯恩斯坦评价罗森塔尔是个有潜力的行政人员并敦促卡特利奇让他担任《纽约时报》编辑时，伯恩斯坦没有想到罗森塔尔升得那么快，六个月间他便被升到连一个在报社有名望的规则制定者——伯恩斯坦本人——都要听命于他的位置了。但是，正如1968年提升罗森塔尔时赖斯顿在他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让新一代进入《纽约时报》管理圈”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与此同时，赖斯顿——而且也只有赖斯顿——才能顺利地把威克从华盛顿分社社长调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42岁的威克现在每天和罗森塔尔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报头上，但他会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专栏文章的。威克的分社社长职位被38岁的麦克斯·弗兰克尔接替，但弗兰克尔负责的分社听命于纽约总部——华盛顿分社由克罗克所创造的独立神话已经成了过去时，如果说克罗克本人不是神话的话。值得注意的是，81岁的阿瑟·克罗克仍然是分社里精力旺盛、坚守岗位的人，他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回忆录》（Memoirs），内容包括对纽约总部的一些讽刺。克罗克指责《纽约时报》是“超组织”，缺乏尊重长者精神，权力和财富过多，但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们宽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他们不愿去和克罗克争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他们很可能赢不了，而且他们现在希望消除过去的分歧，迎接一个崭新的理解的时代。1968年，混乱的一年，现在已经结束——它是以最后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悲伤的曲子结束的。
12月15日，星期天的下午，大雪纷纷，凛风刺骨，他们聚集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大会堂里哀悼死去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三天前，他在熟睡中安详地与世长辞了，终年77岁，与奥克斯同寿。这位董事长的追悼仪式是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十五大街交会之处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很多美国政治界和商界巨头前来吊唁，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在来会堂吊唁的一千多人中，有纽约州州长尼尔森·A.洛克菲勒、纽约市市长约翰·V.林塞、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当选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尼克松的出现令到场的《纽约时报》大多数人多少有一点惊讶，因为在总统大选期间，《纽约时报》没有支持他，而且最近因为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T.阿格纽的缘故，《纽约时报》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和尼克松之间的争执。在选举前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把阿格纽描绘成“完全不够格的”，三周后，约翰·奥凯斯发表另一篇社论，重提对1966年阿格纽在当选马里兰州州长之前为争夺利益而引起冲突的指控。这些指控，还有其他指控，集中在他曾参与某些土地买卖投机和他与一家同国家做生意的银行之间的交往。在他们写标题时，他们没有发表证明阿格纽违法甚至不正当的证据。1966年《纽约时报》在阿格纽竞选州长过程中曾给予了支持。但两年后，在一篇在总统竞选中极力支持民主党的休伯特·汉弗莱—埃德蒙·马斯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重新引用关于阿格纽的旧的断言，结论说：“阿格纽先生已经证明他在总统选举中不适合再前进一步。”
尼克松被激怒了。在一次接受CBS电视采访时，他把这件事叫作“一家大报纸可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政治”，还说，“依法，在明天的《纽约时报》上应该撤销它。”但是，约翰·奥凯斯，不但没那么做，反而将那篇攻击性社论又发表了一次，从而引起该报与阿格纽竞选活动人员和律师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阿格纽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整版广告声明自己无辜，并声称该报犯了事实性错误还嘴强牙硬。阿格纽广告的标题是“真相会使《纽约时报》获得重创”。
但尼克松在苏兹贝格吊唁仪式上的露面，很明显表示了这位下届美国总统不想继续与《纽约时报》争执。尼克松当选后，《纽约时报》马上开始与白宫恢复往来。奥克斯发表社论，称赞尼克松选定哈佛大学的亨利·A.基辛格教授担任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李·A.杜布里奇博士担任科学顾问；尼克松内阁的人选——连同任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同样在《纽约时报》上受到热情欢迎，就像尼克松本人带着他的特勤人员进入以马内利会堂向苏兹贝格家族表示敬意时受到欢迎一样。
特纳·卡特利奇在门口与尼克松握手，一只手臂放在这位当选总统的肩上。他陪着他沿走廊走向前排，问候苏兹贝格家人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她的儿子和女儿、阿德勒一方的成员、奥克斯家人及该家族的亲密朋友们。在右边的长凳上坐着各界领袖：曼哈顿金贝尔兄弟公司总裁布鲁斯·A.金贝尔、美国广播公司总裁罗伯特·W.萨尔诺夫；尤金·R.布拉克、罗伯特·摩西、爱德华·S.戈林鲍姆将军、戴维·洛克菲勒、劳伦斯·S.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也在这里：哈丁·班克罗夫特、安德鲁·费希尔、伊凡·维特、弗朗西斯·考克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西奥多·伯恩斯坦、莱斯特·马克尔和丹尼尔·施瓦茨。在会堂的人员中还有很多从前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布鲁克斯·阿金森、查尔斯·默茨和博斯利·克劳瑟，靠近A.M.罗森塔尔坐着的是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间很短的一个人——詹姆斯·格林菲尔德。
格林菲尔德，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mpany）的高级官员，自离开《纽约时报》去那里以后不到一年干得很出色。他仍旧和《纽约时报》社的很多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庞奇·苏兹贝格，并计划与他共度新年夜。就在2月事件后不久，他还在华盛顿找威克叙谈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疙瘩了。10月间，杰奎琳·肯尼迪要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计划一公布，格林菲尔德突然间收到来自多家报纸和广播公司的电话，请他帮忙跟肯尼迪的朋友牵个线，这些人中大部分格林菲尔德都认识。打电话的人中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人员，格林菲尔德尽一切努力给予了协助。
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举行的仪式很简朴，遵循了五年以前他为自己的葬礼留下的遗嘱。他不要鲜花，不要上等的棺材，不要过分炫耀的哀悼仪式——也不要莫扎特的音乐，因为要不是这位音乐家，苏兹贝格原本宽容的性格就不会受到伤害。仪式在舒伯特为《圣经》第23首圣诗即《上主是我的牧者》改编的乐曲声中开始。当拉比纳桑·A.佩利曼朗诵了三首圣诗后，唱诗班又唱完后，詹姆斯·赖斯顿出现在圣坛明亮的灯光中，登上多年前阿多夫·奥克斯捐赠的讲坛。他要宣读悼词了，就像1963年他为德赖富斯宣读过悼词一样。尽管他的声调很庄重，但在他的声音在高耸的会堂大厅里回荡的时候，好像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历史感与连续性。
赖斯顿说道，苏兹贝格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显赫家族第七代人最后一名成员生命的终结。这个显赫家族早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的1695年，就已在此定居。苏兹贝格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深沉的性格，一种名副其实的谦逊和服务他人的信念，他从不畏惧修正自己的错误。赖斯顿接着讲，苏兹贝格不是说教者，但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滥用个人权力或《纽约时报》的权威，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公仆而不是主人。他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三思而后行。赖斯顿说，结果是人们从他那里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认真的倾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如果你对他作为榜样和名人的持久品质还有所怀疑的话，”赖斯顿说着，从讲坛向上看去，声音渐高起来，“你应做的就是往周围看看。在另一位阿瑟·苏兹贝格带领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已经就位。他已经把《纽约时报》引向了比以前更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因为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