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与出版（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张闻天、李维汉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1]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张闻天、李维汉起草后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其中张闻天负责本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起草工作。[2]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李维汉没有完稿而停止。[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4期和第5期上，随后出版过单行本，并收录到各地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内。1952年4月经毛泽东审定，收录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背景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增加，各种反共思潮涌现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改变，放弃了“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对国民（党）政府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本的诱降之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继续留在抗日的阵营内，但是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政治上大力进行反共宣传。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尽管蒋介石报告的主题仍是抗战，但同时又提出要强化国民党的基础，与共产党进行斗争，实行“溶共”而不是“容共”政策。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党的革命理论之发展，其目的在求主义之阐扬，以端正全国思想之趋向而实现本党的政纲政策。因此，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4]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次会议表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向着退步的、消极的、反动的方面转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又制定并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公开宣传所谓“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主张，导致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在各地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摩擦，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思想领域内围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也展开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5]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由于国共两党在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上存在尖锐对立，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论战。蒋介石宣称中国只能有一个三民主义，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将三民主义解释成服务于自己独裁统治的一种学说。他在1939年9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6]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宣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7]叶青还以中国所谓“特殊性”为由，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化必须以中国为本位，“承认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承认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的中国本位”。由此，他得出结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欧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为孙先生所完成”，“因此，在孙先生外另求中国化，正同从前在孙先生外另求中国本位一样，是不可能的”。[8]很显然，叶青的目的就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马克思主义。

当时，一些右翼文人也加入到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大合唱中，互相呼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中国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第一，号为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贵为军事权之统一……依吾人所见，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此所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行其特者一也。第二，各国之政党，从无有占领一特区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乃能成为现代国家……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若国中凡组织政党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为，则中国将分为若干政党之若干行政区，而国家非反于封建割据之局不止矣。先生等与其同志以打破割据相号召，更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二也。复次所欲与公言者，则为共产党之理论。共产党之特点与其所以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于无产者，且标土地革命之说者，即在于此。此马克思之学说，而列宁从而实现之者也……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矣。此所以促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三也……苟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碍，既在此三点，应谋所以消除之，乃能达于真正之团结。[9]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及右翼文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区分真假三民主义，揭破假三民主义，并为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背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10]

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面前。而此时，一些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抗战的前途也抱有疑虑。他们幻想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迫切需要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立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及革命胜利后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的重要背景之一。

（二）党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的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大舞台，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11]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却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当前革命阶段与将来革命阶段的关系？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如何进一步把握中国国情，确定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前途、道路？这一系列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尖锐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因此，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理论学习，加强党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理论的号召。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努力罢，从我们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2]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13]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以便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14]

学习运动期间，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15]学习的内容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中国历史。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16]显然，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同时又站在中国革命的未来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与学习历史的。在这里，历史、现实与未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学习运动开始之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学习本国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通过学习历史，了解本国的国情，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毛泽东指出，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史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17]由于轻视本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导致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这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加强党内的历史教育与历史学习。可见，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学习历史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学习历史也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此，毛泽东对何干之的民族史研究和范文澜的经学史研究都非常支持。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而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在给范文澜的信中，毛泽东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18]可见对中国历史的学习，是服从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到战胜敌人的方法和动力。

开展学习运动，加强党员教育，需要有合适的教材。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要编制中级课本”。[19]《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适应学习运动的需要而作为党内教育的教材编写出来的。它最早发表在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时编委会还发布了如下启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为本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这是初稿，随编随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希教者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使成一个完善的教本。各地教课时，可从本刊上取下付印。[20]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共产党人》上发表，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共产党人》是毛泽东倡议创办的。毛泽东在1939年6月就提出要“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21]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共产党人》第一期于1939年10月20日正式出版。毛泽东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他不仅为刊物题写了刊头，而且为它撰写了《发刊词》。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提出，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接着，毛泽东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提出建设大党的任务，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22]可以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延安时期实施“建设大党”这一伟大工程的一个产物。

（三）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自1921年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推进并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发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但是，到了1927年，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加之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使土地革命也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党内又连续发生三次“左”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遇严重挫折。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熟练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能够系统阐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理论前提。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23]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虽然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王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影响并未消除。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24]显然，王明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只看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产生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如何抗战、如何处理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25]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特派任弼时前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详细的口头报告。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两党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增多了了解，加深了认识。1938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因为，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扫除了障碍。[26]毛泽东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我们党系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得延安的理论活动异常活跃。众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汇聚延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各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会团体相继成立。1938年5月，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年夏秋，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希望把目前做得很不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27]1939年又分别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其中，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问题涉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党和毛泽东从理论上全面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