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旧制度的危机时代（1788—1808）

西班牙编史学将18世纪最后十几年至19世纪初称为“旧制度的危机”时代。从时间上看，它基本与查理四世的统治时期（1788—1808）吻合。在战略上，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卷入法国大革命战争，迷失了方向；在财政上，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朝代更迭，波旁王朝（暂时）终结，王位由约瑟夫·波拿巴继承，西班牙的政治重要性降低。从殖民历史来看，西班牙失去了大片海外殖民地。18世纪下半叶，与英格兰的对峙已成为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态势才发生转变。1792年，法国的激进势力占了上风，一场与邻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期间，继佛罗里达布兰卡和阿兰达之后，西班牙女王玛丽亚·路易莎的近卫兵、查理四世曾授予最高贵族头衔的曼努埃尔·戈多伊（M.Godoy）成为政府首相（1792）。戈多伊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挽救法兰西皇室的命脉上，但该策略以失败告终，法国反而向西班牙宣战。戈多伊力求保持中立的幻想破灭，马德里落入不列颠之手，战争的走向对西班牙不利。在政治问题、经济困境和法国取得胜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班牙最终被迫接受了和平谈判。根据《巴塞尔和约》，西班牙不得不将埃斯帕诺拉岛东部及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哥割让给法国。但和平并未维系多久，仅一年后，法、西两国就签署了《圣伊尔德丰索条约》，该条约致使马德里方面再次卷入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一场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战争破坏了西班牙与西属美洲殖民地之间的交通，进而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的经济。西班牙在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摇摆反映出这个弱国的尴尬境地，它不再有能力制定独立的外交策略，而是沦为欧洲风云变幻的权力角逐中获胜者的猎物。

由于反对的声音愈来愈大，查理四世迫于压力，于1798年解除了宠臣戈多伊的职务，但仍允许他以非官方的方式对政局施加影响。然而，西班牙的活动空间受限。拿破仑成为法国最高执政官后，让西班牙依附于法国，并多次迫使西班牙卷入与英格兰的战争。这一时期，戈多伊再次成为西班牙命运的主导者、权倾一时的大元帅和某种“现代独裁者”。长期以来，西班牙通过向法国输入资金来维持自身的“中立”。在此后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1805），英格兰方面由霍雷肖·纳尔逊勋爵（H.Nelson，1758—1805）出任最高指挥，西法联军的舰队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船只。从此，西班牙彻底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史学界长时间内倾向于认为，法国大革命对西班牙的影响无足轻重，理由如下：一方面，比利牛斯山脉构成一道近乎封闭的界限，阻止了革命思想的蔓延；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尽管西班牙有不少启蒙思想家对来自法国的理念怀有同感，但这种法国化（afrancesados）只涉及智识群体中极少一部分人，他们是体制中特殊利益的代表者，因而与广大民众的问题无关联。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法国大革命与西班牙的发展之间至少在四个重要方面存在紧密联系。

首先，法国大革命为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改革行动画上了休止符。随着查理四世继位，开明专制（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的改良活动戛然而止。新皇帝完全放弃了他父亲的启蒙思想。

其次，在西班牙阻止法国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宗教裁判所再次发挥了作用。西班牙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抵制法国思潮涌入国境，并引入审查机制，关闭了所有非官方的报纸。

再次，1788年至1789年间的农作物歉收对西班牙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西班牙社会气氛紧张，政府甚至开始采取防御措施，严防任何一场革命风波对国家造成威胁。

最后，法国大革命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对西班牙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西班牙知识分子因对大革命态度的不同而分裂为两个阵营，阵营的名称虽时有更改，但双方激烈的论战贯穿了19世纪和20世纪。在围绕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展开的斗争中，“两个西班牙”之间出现了深深的鸿沟。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西班牙为扼制其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在查理四世执政后的十年内，西班牙的开明专制理念遭到大规模破坏。1789年以后，宗教、政治的专制主义和不宽容成为西班牙政治和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原则，这种倾向于1814年，即费迪南七世任期内达到了顶峰。

查理四世继位后，战争连绵不断，彻底瓦解了国家财政。政府被迫发行国家债券（Vales Reales），并制定具体的清偿和利息计划，但国家债券很快便无力支撑债务，政府的信用也迅速下滑。在这一极端状况下，王室诉诸征收财产充公的手段，即对教会财产进行世俗化，以增加财政收入，抵偿债务。自1798年起，西班牙政府出售了兄弟会、教会医院和一些宗教机构的地产。1804年后，甚至出售教会直接管理的财产（包括在美洲的部分），并将其用于填充国库。1798年至1808年间，西班牙仅此一项的净收入就约达15亿。

关于西班牙第一次对教会财产进行世俗化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迄今为止少有恰如其分的结论。不过，修士及其他阶层（如低等贵族）对王室的忠心明显动摇，战争的失败更是加剧了人们对王室成员以及其宠臣戈多伊的不满情绪。人们将希望寄托在王储费迪南身上，他对戈多伊的厌恶人尽皆知，在自己周围形成某种“反对党”，宫廷中的阴谋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各党派都在竭力争取拿破仑对其利益的支持。

无数宫廷阴谋、谈判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与拿破仑之间新的条约——《枫丹白露条约》（1807）。条约为贯彻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令，计划分割葡萄牙，允许法军行军通过西班牙。事件接踵而至，朱诺将军率领法军经过西班牙境内并占领了葡萄牙，缪拉将军率部队随后赶到。在马德里的宫廷中，王储费迪南正与父亲及其宠臣戈多伊的阴谋作斗争，局势愈来愈混乱。1808年3月，阿兰胡埃斯爆发了一场反抗政府的“人民起义”。事实上，这次起义不过是费迪南策划的一场暴动，其结果是戈多伊被逮捕，查理四世逊位，费迪南继位。然而，费迪南仅做了几周国王，因为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贝永（Bayonne）安排了一场他与查理父子的会晤。查理与费迪南父子迫于法国方面的压力，均放弃了西班牙王位。西班牙的王冠于是落入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手中。

波旁王朝在西班牙不甚光彩的统治就这样（暂时）收场了。西班牙民众对新境况感到不满，1808年5月2日，马德里爆发了一场反抗法国占领者及法国皇帝的人民起义。宫廷与政府、宫廷与社会间的矛盾在起义中暴露无遗。不仅西班牙，彼时整个欧洲社会都陷于巨变之中，只不过西班牙的执政者尤为软弱无能，无法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说，西班牙从旧制度走向19世纪相对“现代”社会的这一过程，是由外力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