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京大学陈骏院士在一篇探讨科技创新发展的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大多是在追赶国际同行的基础上跟踪热点，研究别人提出的问题。这种“追踪研究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对实现我国最初的科研跨越具有积极意义，但难以做出真正原创意义上的重大科学贡献”，他提出高校要“向以问题驱动的原创研究转型，积极研究全局性、基础性重大理论问题，积极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科技问题”。陈骏院士的文章虽然是在谈自然科学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启迪。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大部分工作是在做“跟踪研究”，在现阶段这无疑有其必要性，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应思考如何“向以问题驱动的原创研究转型”。“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注重问题意识，围绕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问题驱动，本书对现实主义进行理论建构，分析现实主义“现实/虚构”的内在悖论，通过详尽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主体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道德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等，揭示战后现实主义的丰富内涵，获得了对现实主义新的理解和认识。同样，对何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划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政治性和审美特征、各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等问题，本书做出中肯的判断，一一给出了答复。以问题驱动的专题探究，得以对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做出系统描述、分析和概括，总结出规律性认识。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涉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文学，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协同攻关。课题组成员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基于自己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是人云亦云，如第三卷分析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全球化进程与文学、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从理论概念原点出发，探讨全球化时代外国文学所内蕴的地域特征和跨国界文化交融，发现全球化不只是推动同一性，而且也催生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制造和扩散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考察文学如何反映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流通和接受，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得以实现在理论建构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突破。对于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守自己的立场，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回避其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得出了与国外学者不同的评价，而这些客观中肯的评价是重视历史语境、坚持方向性原则的结果。本书内容阐述全面，知识结构系统完整，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各章节撰稿人基本上均为掌握该国语言文字又从事该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老师，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质量，同时充分发挥第一手资料充实准确的优势，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如第一卷详细论述包括朝鲜主体现实主义在内各种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对“9·11”文学，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还关注英国、爱尔兰、法国、挪威、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家的“9·11”题材文学书写。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也有意识地跳出“美国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把视角延展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拉丁美洲各国以及日本和韩国，呈现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真实全貌。本书按战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四个领域开展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作品只属于一个领域，而是可以多层次、多维度观察分析。如现实主义文学卷视厄普代克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读他的“兔子四部曲”，他的《恐怖分子》则在“‘9·11’文学的主题意蕴及其文化建构”章节中进行专门讨论。同样是扎迪·史密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流变与影响”一章聚焦她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与文学创作”一章则从全球化视域观照她的文学创作，关注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等主题。研究视点的不同揭示了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超越了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单一视角的局限。

作为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我们以历史考察为经，以文学研究为纬，在仔细研读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观察、探究，在分析归纳的同时，拉开批评距离，突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力求对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发展态势形成自己的理解、认识和结论。通过研究战后外国文学进程，可以更好地把握外国文学发展内涵，加深对外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推进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发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发。基于此，本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