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品作者

“新博物学家”丛书的精华部分在于文章和彩色插图必须搭配完美。因此，作者和摄影师们（由于大多数书籍都有指定的“主摄影师”）的默契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常常会在合作中建立起持久的友情。第五章中，我们会加入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关于丛书中开篇第一本《蝴蝶》的作者埃德蒙·布里斯科·福特和摄影师山姆·比尤弗伊之间的友情故事。这次合作的成功使人们相信，比尤弗伊正是他们希望找来为其他书籍拍摄活昆虫的那个人，就有奥古斯都·丹尼尔·伊姆斯的《昆虫博物学》和辛西娅·朗菲尔德的《蜻蜓》。《昆虫博物学》的拍摄任务在某些方面比《蝴蝶》的难度更大。蜻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吸引人的美感，它们容易快速飞离或者扭动着身子快速逃离摄影师的镜头。对于伊姆斯博士清单上的有些生物，任何摄影师都不会乐意让它们进入摄影棚。山姆·比尤弗伊曾回忆，当伊姆斯请求他为一只臭虫拍照时，他着实吓了一跳。“碰巧，当地的卫生部门正在拆除一些贫民窟，他们不断地电话告诉我‘一些真正漂亮的小家伙儿’在等着我去搜集。这是唯一一种我不愿意与其同居一室的昆虫。拍摄前后我都细心地清点了它们的数量，还好这些样本最终被如数丢进厨房的炉火中处理掉了。邮递员频频从伊姆斯博士那里送来各种各样昆虫的包裹，里面的小纸条往往只有一句话：‘请拍摄包裹内的东西！'”

臭虫至少是慢速爬行类。山姆·比尤弗伊第一次应邀拍摄的任务是为一只蠹虫拍照，它闪闪发光的鱼雷形身体在英国随处可见，常常匆忙快速地爬过灶台或储藏室货架。

山姆·比尤弗伊的近距离工作装置，摄于1944年（图：山姆·比尤弗伊）

“比尤弗伊先生按相机快门的速度极快，”比利·柯林斯回忆道，“但是，任凭他怎样努力尝试，这些蠹虫的翅膀还是会快速地扑向他。之后有人向他提出建议，他可以将蠹虫麻醉，把握好剂量使它能放慢速度以供拍摄。而作为一名正统的摄影家，比尤弗伊先生坚决拒绝用这类方法控制他的拍摄物。在众人不断地说服努力之下，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但条件是，无论他在何处麻醉拍摄物，任何登载的照片之下都得有一项麻醉效果说明。乙醚的剂量（或将拍摄物置于冰箱之中强制其休眠的时间和温度）需小心计算。在赞扬比尤弗伊的高超技艺时，伊姆斯特别地指出，“他很照顾拍摄物，避免麻醉剂过量而令它们丧命，也正是如此，拍摄物才能呈现它们最自然的色彩和外形。”

《蜻蜓》的彩色照片都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拍摄的，早于该书出版多年。《昆虫博物学》中有大量的蜻蜓照片。辛西娅·朗菲尔德后来回忆说：“我和萨姆·比尤弗伊花了两年时间来完善技术，每个色板都是比利·柯林斯和我一起审核的。”一些样本被埃里克·加德纳饲养在水池里。其他则是由作者和摄影师们远征至新弗里斯特和各地共同收集得来的。一旦辛西娅猎鹰般的眼睛发现了一只有趣的蜻蜓，她便会大声喊来比尤弗伊：“山姆！山姆！看萱草上——快拍，快拍！”还有一次，她从诺福克湖区打来电话请他立刻过来，因为她发现了一只被认为濒临灭绝的豆娘。

假若使用当时的慢速彩色胶卷拍摄活昆虫在技术上都有些达不到，那么用它来拍摄鸟类和哺乳动物更是几乎不可能了。在许多情况下，拍摄鸟类就意味着拍摄它们的巢，这就使拍摄时间局限于仅有的几个月。而且由于当时的胶片感光范围有限，曝光时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尤其是在平常英国春日的变幻无常、光线多变的天空下，黑白摄影通常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到1946年，埃里克·霍斯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成功地克服这个问题，他通过操纵在相机镜头上的远程读取光电电池，隐藏在黑暗中来获得准确的读数。但即便如此，也未能获得足够的英国鸟类的彩色照片来为当时计划出版的6本鸟类主题书籍作插图。第一本关于鸟类的书——布莱恩·维西·菲茨杰拉德的《不列颠狩猎》（1946）主要是由爱德普林特出版社从早期的出版物收集来的照片作插图，使这本书从图书馆的各类藏书中脱颖而出。就彩色插图而言，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图说英国》丛书极为接近。但爱德华·马克斯·尼克尔森的《鸟与人类》（1951）中使用彩色照片作插画时，它们的复制品却远不能令人满意。柯林斯坚持使用野生环境中有生命的拍摄物的彩色照片，这是鸟类主题被推后有时甚至被取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像《伦敦博物学》和《高地和岛屿》这类我们如今希望满是五颜六色的鸟类和动物照片插图的书籍却主要以景观作插图的原因。

虽然，这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伦敦博物学》为我们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战时伦敦景象，记录着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景观如何消失殆尽的过程。理查德·菲特在他1984年平装版序言里挑选了带着圆顶礼帽喂鹈鹕的伦敦绅士和格林公园里割晒牧草的田园景象的照片，阐释了时光的变迁。理查德·菲特同埃里克·霍斯金时常在伦敦四处转悠，从博物学的角度来了解这座城市。1943年8月29日，霍斯金在日记中提及同理查德、梅齐·菲特以及陶乐茜一道去位于哈罗区肯·伍德的威尔士竖琴水库（即布伦特水库）、切森特、布罗克斯伯恩和沃尔瑟姆斯托等地为“新博物学家”伦敦册拍摄彩色照片，还发现那时许多雨燕已开始往南迁徙。可能就是在次年，理查德·菲特在里格林大街上亲眼看到霍斯金示意一辆伦敦电车停下来，只为在假山下对其进行拍摄。这也说明即使是在明亮的春日，柯达彩色胶卷也无法记录下一辆飞速行驶的电车影像。

约翰·马卡姆，罗伯特·阿特金森等人拍摄野花的照片时总有一位作者陪同左右。罗伯特·阿特金森时常回忆起与乔布·爱德华·劳斯利和维克多·萨缪尔·萨默瑞尔为《白垩及石灰岩上的野花》（1950）和《英国的野生兰花》（1951）所做的实地游览。但他将其寻觅和拍摄兰花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朗西斯·罗斯。弗朗西斯·罗斯对植物分布地点可谓是“过目不忘”，并能够从全国各地给阿特金森发来兰花聚生地的手绘地图。《英国的野生兰花》也许是该系列中插图最完善的植物书籍，其不仅拥有罗伯特·阿特金森的收藏精品，几乎所有这些精品都是特地为该书拍摄的，还有战前植物摄影方面的老前辈摄影师E. J．贝德福德在黑白工作室拍摄的照片。与许多由35毫米胶片拍摄的现代照片相比，这些老柯达彩色板的景深和清晰度仍然令人钦佩，也比今天通常拍摄到更多的周围人居细节。尽管随着30年的变迁，这些洼地如今灌木丛生。一次到访牛津郡的伊普斯单时，我仍然轻易就认出了罗伯特·阿特金森的男人兰照片拍摄地。

在许多情况下，作者们自己便是敏锐的摄影师，他们为自己的书拍摄照片。例如达德利·斯坦普在他的《英国的地质和地貌》就自己拍摄了许多彩色和黑白景观，效仿F.J．诺斯在他的《斯诺登尼亚》中以及弗兰克·弗雷泽·达令在他的《高地和岛屿博物学》中的做法。有一次，我在英国雷丁大学的卢斯里标本馆研究筋骨草标本时无意间发现了乔布·爱德华·劳斯利所拍摄的塔形筋骨草照片，《白垩及石灰岩上的野花》书中再现了该照片。植物标本台纸上并放置了这株植物以及与之非常相似的另一株植物。有时，作者也能为自己的书找到合适的摄影师。《蘑菇与毒菌》就是其中之一。其作者约翰·拉姆斯波顿拜托保罗·拉兹洛在从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上岸休假时拍摄了一组精美的真菌彩色照片，同时他的另一个老朋友，国会议员萨默维尔·黑斯廷斯完成了一些黑白照片的拍摄。拉兹洛拍的彩色照片非常好，拉姆斯博顿将其全部备份，以便他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公众演讲中使用。

《威尔德地区》（1953）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几乎这本书中所有的插图都出自一人之手，那便是弗雷德里克·戈德林。本书作者坚持让他成为合著者。戈德林过去在威尔德地区经营一家大型宾馆，战后西德尼·伍尔德里奇经常领着他的实地课程班光顾。后来他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业余摄影师，有了自己的暗房，他的照片曾在指导手册和摄影展中出现。《威尔德地区》书中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合著者们一起远足时所拍摄的。一般是戈德林捣鼓着他的干板照相机和三脚架，伍德里奇则一边比划着她想要的插图样式。这样的配合使该书图片和文章的搭配比一般书籍都要出色，同时这些精彩的照片风格一致，因为它们都出自一人之手。

类似的情况还有《乡村郊区》（1951），当中的图片为我们提供了柴郡的大巴德沃兹（英格兰小镇）的建筑和景观之旅，这些照片都是C.W．布拉德利在与该书作者阿诺德·博伊德密切合作下所拍摄。布拉德利的一些照片后来又被使用在《人类与土地》和《树木、森林和人类》当中，同时还被用于“新博物学家”丛书日历当中。令该书作者极为尴尬的是，他曾获准拥有这些照片的私人使用权，这意味着这些照片不会在其他地方再现，此事涉及版权问题。詹姆斯·费舍尔不得不接手这一麻烦的任务，来应付他阿诺德叔叔的投诉，向他解释“摄影师们持有版权并将其用于出版是常规做法。”对于这些解释，博伊德反驳道，他们柴郡人向来脚踏实地，“从不知道你那些所谓的‘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