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增员：约翰·吉尔默和达德利·斯坦普

在那次午餐中，有件事情一定被讨论过，那就是编辑部的人员组成。当时4个人一致认为需扩大编辑部的规模。虽说赫胥黎与费舍尔两人兴趣广泛，但覆盖领域有所重合，而且两人都对植物学和地球科学了解较少。“新博物学家”如果要涵盖英国博物学研究所有的领域，包括岩石、土壤与自然景色，那编辑部至少还需两名编辑。虽说无从考证赫胥黎何时决定吸收约翰·吉尔默与达德利·斯坦普加入编辑部，但大约是在1942年6—11月间。这两人才华出众，选择他们也是众望所归。

1942年，约翰·斯科特·伦诺克斯·吉尔默37岁，曾协助出版了赫胥黎主编的《新分类学》（1940年）。赫胥黎和吉尔默应该之前就认识，因为两人都曾于1935年参与创建了系统分类学协会，以推动进化关系研究。吉尔默的祖籍虽是苏格兰，但生于伦敦，并在剑桥大学阿宾汉姆学院与卡莱尔学院就读，学习自然科学，在学业的最后一年，他开始钻研植物学。吉尔默之所以后来会转而投身植物学研究源于他十几岁时一次难忘的经历。在“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野花》一书里，他以独特的手法向读者们描述了那次经历：

“当我就读于大学预科学校时，我对植物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但老师要求，在夏季学期结束时，班上每名学生必须说出50种植物的名字，而在学期结束的前一天，我却依然叫不出任何一种植物的名字。绝望之下，我找到一名已完成任务的同学，让他领着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道中走马观花式地逛一逛。于是第二天，我成功地按要求说出了50种植物的名字。而这次令我尴尬不已的经历却在我的心中种下了对英国植物永不熄灭的研究热情，虽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违背所有的现代教育原则。”

约翰·吉尔默，《野花》第1～2页

在剑桥大学，约翰·吉尔默一定很受重视，一毕业就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标本馆与植物博物馆的馆长，在这里，他埋头整理植物命名与分类，但随后这项工作就遭遇瓶颈，停滞不前，被人忽视。不过，在剑桥大学两位植物学家威廉·斯特恩与T.H．图汀的帮助下，吉尔默通过努力，使得植物命名与分类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让剑桥大学在现代植物分类学领域跻身于世界前列。吉尔默在植物命名与分类领域的成就应得益于他对哲学的钻研及对其他学科的广泛涉猎，而非仅仅依赖实验研究。吉尔默天生喜欢思考（他随后还曾担任剑桥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因而，在众人眼中，他更像是一个坐在教师休息室里，边抽着烟斗边与同事讨论问题的思考者，而不是为了追寻兰花满世界跑，为了寻找高山植物而攀山越岭的研究者。从科学角度来说，吉尔默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植物分类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所以要设计出一套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完美分类系统是不可能的，他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不同的植物分类体系有着不同的目的。1939年，他与A.J．格雷戈尔设计出了满足他们实际需要的体系，虽然此体系并未获得众人的认可，但此举可以提醒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不止一个。

约翰·吉尔默（1906-1986），大不列颠植物协会会员，摄于1967年

虽说吉尔默每次提笔写作时都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但他很少有作品出版，而他的作品也只有专业人士才会阅读和讨论。《野花》一书文笔随意、语言简洁且直切主题。1931年，年仅25岁的吉尔默被任命为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长助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园艺学生涯，而他在园艺学上的贡献也被许多植物学家铭记于心。二战结束后，他曾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威斯利植物园担任过高级职位，之后便重返剑桥大学担任植物园园长。同英国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吉尔默的事业也因二战而中断，在“新博物学家”丛书相关负责人召开首次会议时，他还在英国的燃料动力部工作。

此后，吉尔默的工作范围还包括了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人们都说，吉尔默招人喜欢，长相俊秀，温文尔雅（D.E．艾伦说他性格温和，冷静沉着），不仅有着科学理性，还热爱诗歌、音乐与哲学，也许正是因为他性格的这一面，赫胥黎当初才决定选他加入编辑部。他的加入，不仅为整个编辑部打开了全面了解植物学世界的大门，还带给了团队凝聚力。他的好友兼同事马克斯·沃尔特斯说，吉尔默很擅长构建团队精神，“吉尔默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擅长赢取不同人群的好感，从专业的分类学家到业余的园艺家，都十分喜欢他。”吉尔默开明的思想与一贯礼貌的举止，无疑是“新博物学家”编辑部的一笔巨大财富。

当人们还在猜测除了吉尔默外还有谁将加入编辑部时，达德利·斯坦普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在地理学领域的骄人成就，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地理学领域编辑的不二人选。在“新博物学家”相关负责人召开首次会议的那年，劳伦斯·达德利·斯坦普44岁，但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他身材矮胖，头发已经掉光，经常一身花呢套装，身上略微带点军人的气质。斯坦普同费舍尔一样，对科学研究也是充满了激情。斯坦普小时候体弱多病，使他根本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却依然在1913年剑桥大学举办的地方考试中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15岁就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取得地质学一等学位后，他在西线的皇家工兵部队熬了一段时间，然后重回国王学院，取得了地质学博士学位。并潜心钻研地理学，1922年毕业时，获得了地理学一等学位。赫胥黎在伦敦时也就读于国王学院，虽然就读时间不同，但他俩也许见过面，因为斯坦普在远东从事学术研究，待了三年之后就回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担任地理经济学的卡斯尔高级讲师，直到1945年。斯坦普声名在外，赫胥黎肯定听说过。

斯坦普一生因其两大重要成就而被世人所铭记。第一项成就是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了一系列十分优秀的地理教材，当时急需优秀的教材来满足国内外地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而斯坦普所著的一系列教材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在那些教材中，有好些都是大部头，页数高达600多页，甚至更多，并经历过多次改版，比如《世界普通地理学》（第19版，1977年）、《亚洲区域地理与经济地理学》（第10版，1959年）、《大不列颠群岛地理与经济调查》（第6版，1971年）、《奇泽姆商业地理学手册》（由斯坦普重写，第20版，1980年）、《中级商业地理学》（第12版，1965年）等，不再赘述。如果斯坦普能够像专注于撰写教科书那样专心做好大学教师，并当好居家男人的话，那么他肯定能成为当代上班族眼中的“时间管理”大师。可以说，斯坦普他自己就是一个“出版公司”，而事实上，在与“新博物学家”签订合同后，他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劳伦斯·达德利·斯坦普地理出版公司”。

劳伦斯·达德利·斯坦普（1898—1966），1963年摄于前往大学会议途中

而对于非地理学界来说，斯坦普让他们铭记则是另有原因。1930—1935年，斯坦普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利用调查，然后与同事绘制出了一副比例尺为一英寸（1英寸=2.54厘米）等于一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的英国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每寸土地，这在当时尚属首次。此次土地利用调查（1931—1933）得到了上千名志愿者的协助，这些志愿者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与其他教育机构，而他们所提供的帮助相当于230个人共同工作一年的劳动量。在调查过程中，斯坦普大部分时间都乘坐一辆家用轿车四处奔波。他习惯于站在后排乘客座位上把头伸出天窗，沿途边观察边做记录。就是以这种方式，斯坦普走遍了大半个不列颠群岛，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多姿多彩的英国风貌与底层岩石的调查。调查完成后，斯坦普与他的同事不仅出版了地图，还撰写了多份“郡级报告”，对当地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陈述。可惜，这次调查发生于大萧条时期，许多农场当时已经关闭，因而使得这次调查显得不那么具有“代表性”。但是，此次调查至少能为今后的土地利用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并为贾斯蒂斯·斯科特勋爵于1941—1942年发表的“农村规划报告”奠定了基础。斯坦普之后还根据那次土地利用调查撰写了《英国土地的利用与误用》（1948年），此书显示出斯坦普对繁杂细节的高超处理能力，因而被赞为英国地理学的标杆。

此外，斯坦普还是战后规划的先驱，他对土地利用的透彻了解使他逐步参与到政府工作中。1942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农业部的首席顾问，负责农村土地利用事务，并因其在这一岗位上的出色成绩被授予大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作为斯科特勋爵的副手，斯塔普的职责是起草勋爵大部分的报告，并于1947年制定《城乡规划法案》草案。斯坦普随后参与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规划，以保护英国民众为之奋斗的美好世界。之后，斯坦普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上，而“新博物学家”中关于自然保护书籍的作者正是斯坦普。通过以上对斯坦普的介绍，我们脑海里可以浮现出这样的形象：充满活力，注重实效，一位写作风格朴实明晰，极具天赋的教材编撰者。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甚至算不上一位将时间和精力都专注于思辨行为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斯坦普对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的每个领域都有着浓烈的兴趣，同时，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论先驱。打趣地说，他也许对太多事务感兴趣了。不过，他的讣告提醒我们，同约翰·吉尔默一样，他性格开朗友好，激情四射，常助人于危难之中，因而他对“新博物学家”出版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个人魅力而非他的实际工作。1966年斯坦普辞世后，他的编辑部同仁们时常回忆他如何利用苏格拉底问答法式来劝说对方以达到目的，斯坦普那令人开怀的幽默感和他对各种学科独特的热爱方式，都为他的口才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