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事”为纲构建一个独特决策模型

【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详解】

“经之以五事”，简本作“经之以五”，这“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

“经”，经纬之“经”，以“经”为主，纵深考察，深度研究；也是《中庸》九经之“经”，是指本质。

可见，考察“五事”是识势之本，是看清本质之枢机。

俗话说：“大势清，方法出。”

我们苦于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其根源就是没有看到本质，被表象所迷惑。

西汉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刘邦问计于薛公。薛公认为，英布从淮南起兵，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上策是东取吴国，西攻取楚国，吞并齐国，夺取鲁地，然后联络燕国和赵国共同抗汉；中策是东取吴国，西攻取楚国，吞并韩国，夺取魏国，占有敖仓之粮，控制扼守成皋之险，寻找同汉军决战的机会；下策是东取吴国，西攻下蔡，而自身归向长沙，这一策对汉构不成威胁，很快被灭掉。薛公断定，英布必选下策。最终英布果然按照薛公所讲下策发展，刘邦东征，英布兵败被杀。

这就是识己之势与识彼之势的洞察力。

“经”“校”“索”是认清“大势”的三个方法。

“校之以计”，简本作“效之以计”，此“效”是指推理，依据某些要素、信息进行推理，故按简本理解是依据“五事”之结果对战事进行推理。

“校”，是指比较，横向比较；从字源上看，是一种两木相交制成的木囚。

“计”，是以言统计数字，“十”似指以达成圆满。在《孙子兵法》中是指“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校之以计”是说将“五事”细化成七个方面进行敌我双方的对比。

“而索其情”，“索”甲骨文字形上看，像两手搓绳；后引申为探索、洞察。“情”是内隐不显的“阴气有欲者”；《孙子兵法》中通常理解为敌我双方战争胜负之情势。

从这字源的意思上来讲，不是强调将这些信息进行罗列和比较，而做出胜负的预见，而是通过一种筹划与洞察，将真相浮出水面，呈现出本质。

这似乎考验着决策的思维层次。事实上，战场上的决斗，商场上的竞争，就是决策之间的思维层次比拼。

“五事七计”的决策模型，不是简单的信息罗列，而是从“五事”之17个要素、“七计”的7个方面信息，优化组合出一个独特的自己，发现其中的“胜势”。

也就是说，这24个方面的信息不是简单的叠加，不是SWOT分析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信息罗列和对比，而是重新排列组合自己的强项、弱项、优点、弱点，将强项、优点发挥到极致，将弱项、弱点通过“诡道”掩盖或转化，构建不可战胜之势。

每一个组织都拥有数量差不多的构成要素，但每个组织的基因不同。这个基因由主要创始人的特性决定，这个基因决定了组织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而排列组合方式又决定了组织的竞争力。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碳和金刚石，它们的分子相同，但排列结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完全不同。

“五事”中的17个要素+老板，有强项，也有弱项，然后放到“七计”中去比较，去重组属于自己的结构。

这就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决策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计算出胜负输赢，还排列组合出一个差异化的自己。

战争是结构与系统的对抗，企业竞争也是如此。

孙子先给出了“五事”之纲：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这五个要素贯穿《孙子兵法》始终，道说人和，天讲天时，地曰地利，将是人才任用，法是组织基础。

试想，哪一件事做成、做好能离开这几个要素？

道，张预注解说，恩信使民。看人民听不听你的话，这取决于国君是昏君，还是明君，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还是只顾自己享乐。“道”是比较敌我两国的政治，比较敌我两国国君的领导力。一把手的智慧和能力，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成长和成长的速度。

天，是上顺天时，做事要抓时机，时机不到的时候，就练兵，做基础的事，练基本功。同样一件事，顺应天时，就能干成，时机不对，做不成。

地，下知地利。有时机，还得有地利，出兵打仗占据有利地形，往往比较安全，占据不利地形，比较危险，地利不同，对兵力的要求也不同，所以要对比敌我双方的地理条件。

将，是委任贤能。对比了政治、天时、地利之后，开始对比双方的将领，看我将领与敌方将领谁更能统兵打仗，谁带兵的能力、带兵的领导力更强。一场战争不仅是兵力上的较量，还是外交战、谍战。战国时期连年战争，地方将领强大，用外交、间谍将他换掉。长平之战用谍战、舆论战换掉了廉颇；秦灭赵之战，王翦与李牧两大名将刚刚对垒，还没开战，李牧就被赵王的使者就地解决了。

法，这个“法”不是指法律、法规，而是指军法，对比敌我双发的军法谁有优势。军法，也不仅仅是军中的纪律，军法属于“治兵”，它包含了兵器、制度、编制、阵法、战法、训练等多个方面。

比较军法，主要在于看谁治兵能力强，看谁训练得更厉害，治兵是用兵的前提，治兵工作做得不好，用兵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