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
把信送给加西亚
在所有与古巴相关的事件中，有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像近日点的火星一样光芒四射。
美西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必须马上与在古巴的反抗军领袖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当时，加西亚隐藏在古巴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因此也没有办法将任何邮件或者电报送给他。但是，美国总统又必须和他建立合作关系，并且时间紧急。该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如果有人能找得到加西亚将军，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他。”
于是，他们将罗文找来了，交给罗文一封信，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接过信，将它密封装进一个油布袋里，系在胸口藏好；如何在4天后乘坐一艘敞篷船到达古巴海岸，怎样消失在丛林中；如何徒步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岛国，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出现在岛屿的另一端，将信交到加西亚将军手上——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在这里详细说明的，我想强调的是：麦金莱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罗文接过信，没有问：“他在哪儿？”
如今，加西亚将军已不在人世了，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没有人能经营好这样的企业——虽然需要众多人手，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企业里面充斥着大量碌碌无为之辈——他们要么平庸无能，要么敷衍推诿，不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件工作。
马马虎虎、懒懒散散、漠不关心的工作态度，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变成常态。除非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地强迫他们做事，如若不然，就只有请上帝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了。
我可以和读者就这个事情来做个试验：此刻你正坐在办公室里——有6名职员在等待安排任务。你将其中一位叫过来，吩咐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事迹做成一篇摘要。”这个职员是否会平静地回答“好的，先生”，然后立即去做吗？
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他会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你，提出一个或数个如下的问题：
他是谁呀？
哪套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儿？
这属于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吗？
你说的是不是俾斯麦？
为什么不叫查理去做呢？
他死了吗？
这件事是否紧急？
我能不能把书拿给你，你自己去查？
你想了解的是什么？
我敢以十倍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了如何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为什么要找这些资料之后，那个职员会离开，去吩咐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寻找加西亚”，然后回来告诉你，根本就查不到这么个人。当然，这样的赌约我也可能输掉，但是根据平均率法则，我相信自己不会输。
是的，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应该再费神对你的“助手”解释：“克里吉奥”编在索引的字母C项下，而不是字母K项下。你会面带和善的笑容对他说“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
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思想上的迟钝，意志的脆弱，不勇于接受和担当的工作作风，这些因素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遥不可及。
如果人们都不能为了自己而努力进取，那么当他们在为公众利益服务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登广告招聘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有八九不会拼写也不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不是速记员的必要条件。
这种人能够给加西亚送信吗？
“你看那个会计员。”一家大公司的主管对我说。
“看到了，怎么样？”
“好的，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个小差事，他也许能够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他可能把沿途的酒吧喝个遍。而到了大街上，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自己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对于这种人，你能足够信任到派他去给加西亚送信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人对那些“在苦力工厂受压迫”和“寻找雇用机会的无家可归”的人表现出伤感的同情，同时他们还对那些雇主提出严厉的指责。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那些雇主们一直到白发苍苍，他都无法让那些懒虫能够做得好一些；他长期地、耐心地培养这些“帮手”，但只要他一转身，那些人又开始不做任何事情。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个不断地清理整顿的过程。雇主不断地送走那些没有能力对公司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帮手”，同时也吸纳新的成员。无论经济如何繁荣发展，这种整顿一直在进行着。只有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这种整顿才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些无法胜任工作、缺乏才干的人都被摈弃于公司的大门之外。这就是适者生存。
追逐自己利益的欲望驱动每个雇主只会留住那些最优秀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是他缺乏独立经营生意的能力，对他人来说也没有丝毫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的老板在压榨他，或企图压榨他。他既不能指挥他人，也不能被他人指挥。如果你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他的回答极有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今天晚上，这个人穿着破旧的外套，顶着呼啸的冷风，穿行在大街上寻找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敢雇用他，因为他是一个永远心怀不满之人。任何劝说对他来说都是毫无作用的，唯一可以影响他的就是他的那双厚底的九号鞋。
当然，我知道这种在心理上扭曲的人和那些在肢体上畸形的人一样可怜；但是，当我们对这类人施以同情之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经营大型企业鞠躬尽瘁的人流下同情之泪：他们在下班铃声响了以后还在工作，他们的头发过早地变白，而这都是因为他们想努力维持一份事业而劝服懒散冷漠、粗心低能、无心报恩的人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没有他们的公司，雇员们都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也许是的。不过，即使整个世界都去探访贫民窟的时候，我也要为成功者表示同情——他们克服了重重难关，给别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从成功中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面包和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曾经送过外卖，为别人打过工，我也曾当过劳工老板，我深知两方面的种种酸甜苦辣。贫穷并不代表有美德，衣衫褴褛也不能说明才华出众；但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是贪婪的、专横的，就像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善良的。我衷心敬佩那些即使老板离开后仍像老板没有离开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当你交给他一封给加西亚的信时，他会默默地接受任务，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也不会费尽心机把任务推给离得最近的同事，而是竭尽全力把信送到。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也永远没有必要通过闹事去争得更优厚的薪水。
文明的社会长期以来都热切地寻找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达成。在每个城市、乡镇、村庄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都需要这样的人。整个世界都在如此呼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非常需要——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呢？
阿尔伯特·哈伯德
1899年
罗文：我是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在哪儿呢？”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上校迅速回答道：“在华盛顿有一个年轻军官，他是一个中尉，名叫罗文，他可以为你送信！”
“派他去！”总统下达了命令。
当时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美国总统麦金莱急切地希望了解相关的情报。他认识到：如果要取得胜利，美国军队必须与古巴的起义军密切合作。他必须了解，在古巴岛上的西班牙部队有多少，他们的战斗力、状态、士气以及军官的脾性——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的脾性；他必须了解每个季节的道路状况；西班牙军队、古巴起义军及整个古巴的医疗状况；西班牙和起义军双方的装备情况，以及在美军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想要阻击敌人时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他也必须了解许多其他的重要情报。
在派谁去给加西亚送信这一问题，如同情报局长的回答一样，总统的命令干脆果断，这就是：“派他去！”
大约在作出决定的一个小时后，时值正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海陆军俱乐部和他共进午餐。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上校以幽默著称，在我们就餐的过程中，上校以这样的方式问我：“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于是决定顺着他的意思说。在离开了一两分钟后，然后回来告诉他：“一艘在阿特拉斯航线上的名叫‘阿迪洛达克’号的英国轮船明天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趟船吗？”上校打断我的话，急迫地问。
尽管这样，我还是以为他在开玩笑，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那么，”上校说，“你就做好登船出发的准备！”
“年轻人，”上校严肃地继续说下去，“你已经被总统选中去联系——更确切地说，是送信——给加西亚将军，他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你的任务是，确保从他那里获得军事情报，要最新的，并按用途把情报编排好。你送的这封信中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另外，任何有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书面联络都不允许携带。美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和教训了，我们再也不能冒险了。大陆军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随身携带了加急情报而被抓捕的，他们不光牺牲了性命，而且情报中的军事计划也被泄露给了敌人。你的行动不能出现丝毫差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完全意识到瓦格纳上校并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会有人想办法，”他继续说，“到了牙买加证明你的身份，那儿有一支古巴游击队。后面所有的事情都只能指望你自己了，除了我现在给你的信息，你不要再请求具体的指示了。”实际上，他所说的话就像文章的纲要一样。上校说：“你今天下午就去准备。军需官哈姆费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港口上岸。此后，如果美国向西班牙宣战，你传递回来的情报将是我们整个作战指令的依据。不然的话，我们将无计可施。你必须尽快计划和行动起来，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你的火车将在午夜出发，再见并祝你好运！”
瓦格纳上校和我紧紧地握手。当瓦格纳上校松开我的手时，还一再地重复：“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匆忙中接下任务后，我着手忙着做相应的准备，同时我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处境。我明白，这项任务艰巨且复杂：战争还没有爆发，在我启程时，甚至当我到达牙买加也还没有爆发，但稍稍有闪失将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局面。如果宣战，反倒使我的任务简单化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荣誉和生命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人们理应要求服从具体的书面指示。在军队里，军人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他的荣誉却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不能被任何力量剥夺，不能遭蔑视。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不能要求任何具体的书面指令，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把信送给加西亚，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而我正要去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瓦格纳上校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放在高级副官办公室的文档中。在这么紧急的日子，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乘坐的火车在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记得自己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迷信，关于星期五不宜出行的说法。火车开车是在星期六，但我从俱乐部出发时却是在星期五。我猜想，命运之神应该会认定我是星期五出发的吧。但是，当我的大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很快就忘了这种想法。虽然，这个念头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也会冒出来，但它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阿迪洛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尽量不和其他乘客有过多接触，旅程中只结识了一个乘客：一个电气工程师。他告诉了我一件有趣的事情：由于我不和其他乘客打交道、不说关于自己的任何事，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就给我取了一个绰号——“骗子”。
当船进入古巴海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我身上仅仅携带了一些危险的信函，这是美国政府给牙买加官方的证明我身份的信函。但是，如果战争在“阿迪洛达克”号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就爆发的话，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上船搜查。作为非法入境的送信者，我会被当作战争罪犯而被抓起来带上西班牙轮船。而这艘英国船可能被击沉，尽管它挂着一面中立国的旗帜，来自和平国的港口，出发到另一个中立国的港口去。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客舱的救生设备里，直到我看到轮船顺利地绕过海角末端，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终于登陆了，踏上牙买加的土地。我马上与古巴军的领导人拉伊先生接触，我与他以及他的助手一起计划如何将信尽快送给加西亚。
我是于4月8日至9日离开华盛顿的，4月20日，我收到了一份电报：美国已经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西班牙在4月23日前将古巴归还给古巴人民，并撤出它部署在古巴领土和领海的一切陆军和海军力量。我用密码电报发出了我到达的消息。在4月23日那一天，我收到了回电：“尽快与加西亚将军见面。”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古巴革命军的指挥部，那儿有人在等我。那里有一些流亡的古巴人，他们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们正在就一些一般话题进行交谈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该上车了！”车上的人用西班牙语喊道。
紧接着，没有更多的交谈，我被领上车，在里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于是，不管是对现役还是退役军人来说，都可以称为最奇异的一段旅程开始了。这位马车夫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人，他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说什么他都完全不理睬。我刚一落座，他就马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在迷宫一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狂奔。马车一路飞奔，速度从来没有减慢。不久，我们就穿过了郊区，将城市的居民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敲敲马车门，我甚至是在踢，但是，马车夫根本不予理睬。
也许马车夫知道我要送一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我的第一段旅程。这样，当我几次三番试图与他搭上话的努力失败后，我只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过了4英里远，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我们沿着宽阔平坦的西班牙乡镇公路行驶，最后，在一处丛林边停了下来。马车的门打开了，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我被要求换上另一辆在此等候的马车。
但是，我感到很奇怪，这些行程仿佛是完全事先安排好的。没有一句不必要的话，连一秒钟也没有耽搁。一分钟以后，我再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马车夫和第一位一样，他们都沉默不语。尽管我不断想和他交谈，但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只是专注于让他的马尽快地奔跑。接着，我们穿越一个西班牙小镇，沿着克伯利河谷进入岛上的主山脉，那儿有一条路通向圣安妮湾的湛蓝的加勒比海海域。
马车夫仍然默不作声，尽管我费尽心机地想让他和我谈话。他不说话，也不打手势，似乎根本听不懂我的话，马车只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大道上飞奔。随着地势的升高，我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当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一个火车站附近。
突然，一团黑影从山上顺着斜坡一摇一晃地冲了过来。这是什么啊？难道是西班牙官方预计到我会来到而让牙买加政府来跟踪我的行迹？当这个黑影冲入我视野时，我真的很不安。不过，我很快就放松下来——我看到是一个老黑人一瘸一拐地走来，推开车门，递进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牌啤酒。他向我说了很多方言，而我只能听懂那么几个词，不过明白他是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帮助古巴去争取自由，他还希望我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略表他的心意。
但是我的马车夫像个局外人，他根本不讲究礼节，对炸鸡以及我和老人之间的谈话也没有任何兴趣。不一会儿工夫，换上两匹新马后，马车夫用力抽打马儿，我们又上路了。我只来得及用喊声感谢老黑人：“再见，老人家！”很快，我们已经离开了他，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茫茫黑暗中。
尽管我完全明白我肩负的送信任务的严峻性和重要性，我还是被眼前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所吸引，使我将自己的任务暂时抛却脑后。这里的夜晚景色和白天一样美丽，有所不同的是，白天是一个植物王国，而黑夜则是引人注目的飞翔着的昆虫世界。当落日余晖渐渐消逝，黑夜完全来临以后，萤火虫闪烁着荧光，整个森林被它们奇异的美丽光芒所装点。当我穿过森林，看着如此华美的萤火虫放射的炽热的光芒，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仙境。
但是，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去完成的任务，这么美丽的景色也就无暇顾及了。我们继续向前飞奔，以马儿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前进着。突然，丛林里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哨声。
我的马车被迫停了下来。一群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发现自己被一伙全副武装的人给包围了。我倒并不害怕在英国领地上遭到一队西班牙士兵的拦截，但是，这突然的停车让我神经紧张。因为，牙买加当局如果采取行动，这次任务就意味着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得知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是肯定不会允许我继续前行的。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士兵怎么办啊？
还好，担心很快就被解除了。在一番小声的交谈以后，我们又被放行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一幢灯光微弱的房屋前。丰盛的晚餐在等着我们。革命党的人准备要用这顿大餐款待我。
首先为我端上来的是一瓶牙买加朗姆酒。我一下子就忘记了疲劳，尽管我已经在大约9个小时内跑了70多英里的路程，途中换了两班人马。不过，这朗姆酒的味道真是不错。
接下来是一番相互介绍。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瘦削而结实看起来表情坚定的男人，他留着大胡子，一只手上少了一根拇指。这显然是紧急关头可以依赖、任何时候都值得信赖的人。从他可靠而忠诚的双眸中反射出一个高贵的灵魂。他是一个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曾经去过古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他和当时的西班牙当局有矛盾，因此失去了大拇指并遭到流放。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被指派做我的向导，负责护送我寻找加西亚，直到把信交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也有一些人被雇来送我们离开牙买加——这段路还剩下7英里，走完这些路程，他们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格瓦西奥·萨比奥——我的“助手”。
休息了大约1个小时以后，我们继续前进。离开那间屋子大约半个小时，又有人吹哨子，马车再度停了下来。下了车，我们钻进一片甘蔗林，悄悄穿行了差不多1英里，最后来到一片海湾边的椰子果园。
大约在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泊着一艘小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小船上闪出了一丝亮光。我猜想这应该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抵达的。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内的人表现出的警觉感到满意，便作了回应。
接下来，我向革命党派来的人表示感谢。一个船员涉水过来，我爬上他的背，来到了船上。
至此，给加西亚送信之旅的第一程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上了小船后，我就发现船舱里堆放着许多石块用来压舱，长方形的一捆一捆的则是货物，但这些并不至于影响小船航行的速度。我们让格瓦西奥充当船长，船员则是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助手。船舱里都是货物和石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感觉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示，希望能够尽量迅速地走完余下的3英里路程，因为我想尽快离开英国人的领地。他回答说，船必须沿着海角划行，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我们的航行无法进行。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角，不管怎么说，幸运地碰上了小风，真正险象环生的第二段旅程开始了。
毫不隐瞒地说，当我们出发以后，我的心里确实一度陷入焦虑之中。如果我在离开牙买加海域3英里的范围内被敌人抓住，我的名誉会毁于一旦。如果在距离古巴海岸3英里的范围内被抓住，我的生命也会处在危险中。我唯一的朋友只是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就是古巴海岸，配备着小口径火炮、机枪的西班牙巡逻舰经常在此巡逻，他们的船员都配备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放在船上的武器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我们的船上只有普通的各式小型武器，如果我们与其中的任何一艘这样的巡逻舰遭遇，那我们就几乎没有脱险的希望。
但是，我必须成功，我必须找到加西亚，把信送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白天待在离古巴海域3英里以外的地方，等到夜里时，我们再迅速潜行到某些可以隐藏的珊瑚礁后面，一直等到天明。这样，如果我们被抓住，由于我们没有带任何证件，我们的船很可能被击沉。装满巨石的小船将会很容易沉没，就算有人发现了我们的尸体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
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清新怡人。经历如此劳累的旅途后，我刚想小睡一会儿，突然，格瓦西奥一声大喊，我们全都跳了起来。原来，在几英里以外，可怕的西班牙巡逻舰正向我们驶过来。格瓦西奥用西班牙语命令船员降下船帆，又命令大家躲起来。只有船长格瓦西奥一人掌舵，他神态悠闲地靠在长舵柄上，让船头的方向和牙买加海岸保持水平。
“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这样我们就能躲过去了。”船长冷静地分析道。
事情正如他所料的那样。当巡逻舰靠近到离船非常近的距离时，那位冒失的年轻军官用西班牙语喊道：“捕到了鱼没有？”
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没有，忙了一早上，这些可怜的鱼就是不上钩！”
假如这位军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军衔，如果能够想到其他的可能性，把船横靠过来，那么，他几乎肯定可以抓住“大鱼”。若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我今天就没有机会来写下这个故事了。
当巡逻舰远离我们而去，并且离开了相当长一段距离后，格瓦西奥让大家重新升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已经累了想睡觉的话，那么现在可以放心睡了，因为，在我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睡了个安稳觉。当中即使有事发生，对我也没有造成干扰。我本以为，灼人的热带阳光能直接把我从床垫上揪出来，但那些古巴人还是弄醒了我。他们用自己颇感自豪的英语问候我：“睡得好吗，罗文先生？”一整天都是烈日炎炎，牙买加都被晒得通红的，像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嵌在翡翠绿的托盘上。蔚蓝的天空没有云朵。往南，岛屿的绿色斜坡被几块大面积的植被分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淡色的甘蔗林与深色的巨大森林交替出现。这真是一幅美妙和壮观的图画啊！但是，往北看，天空一片阴霾。一块巨大的云层覆盖着古巴。我们焦急地看着它，但它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不过，风力却在这几个小时内越来越大，不过，我们正好可以借助风力航行。船长格瓦西奥看来很高兴，一边向外喷着烟，看上去像火山区的喷气孔一样，一边和船员们开着玩笑。
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乌云散去了。金色的阳光洒在梅斯特拉这个橫贯岛屿的主要山脉上，使山脉显得美丽而雄伟。这像是拉开窗帘看着一位艺术大师在画一幅无与伦比的画。在这里，颜色、形体、山脉、大地和大海浑然一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美的景色了。在海拔8000英尺的山脉上，翠绿植物以及由它们形成的“长廊”竟然绵延达数百英里！
但是，我对美景的惊叹很快被打断了。格瓦西奥下令收帆减速，我不解其意。对我的疑问，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离危险越来越近了。我们已经接近战区的战艇，远海或不是远海的战艇都可能出没。现在我们务必在外海航行，充分利用开阔水域带给我们的便利。如果与敌人靠得更近，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这只能是一种毫无必要的冒险。”
我们非常迅速地检查了自己的武器。我只带了一支斯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因此，他们发给我一支威力强大的来福枪。一旦需要我就能拿它开火，但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会用到它。我的船员、我的助手都配了这种厉害的武器。水手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管桅杆，也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其他武器。我所履行的任务到了真正急迫而关键的时刻。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还算是有惊无险。现在，危急关头开始迫近了，蕴含着巨大的危险。被捕就意味着死亡，这也意味着我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此时，我们离岸边大约有25英里，尽管它看上去好像近在咫尺。午夜时分，船帆被解开，船员们开始用桨在荡漾的浅水中划船。合适的滚轮给了我们很大的助力。在黑暗中我们把船抛锚在离岸边50码的地方。我建议我们马上登陆，但格瓦西奥回答说：“先生，我们现在面临陆地和水上的双向敌人。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不动。如果敌人的巡逻艇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必然会登陆我们曾穿过的珊瑚礁，我们在这个时候上岸也不晚。当我们穿过昏暗的葡萄架，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低纬度的海面上，笼罩在大海和天空的热浪渐渐散开，我们可以看到大片的葡萄、红树林和灌木类树丛，差不多都长到了海边。虽然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给人一种朦胧的美。不一会儿，太阳光照耀在古巴最高的山峰——图基诺峰上。刹那间，万象更新，迷雾渐渐消失了，笼罩在山边低矮红树林中的黑暗也消失了，击拍着海岸线的灰暗的海水也魔术般的变成一种可爱的绿色。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船员们已经开始忙着往岸上搬运东西。我只是默默地站着，显得很茫然，因为我正想着一位曾看到过类似情景的诗人写下的诗句：“黑夜的蜡烛已经熄灭，快乐的白昼从云雾茫茫的山顶上踮起了脚尖。”格瓦古奥这时轻声对我说：“先生，这是图基诺峰。”
我站在岸边，尽情享受着美妙早晨的阳光，不禁心潮起伏。我仿佛看到了强大的“科隆”号（它由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命名）的身影，我想象着这么强大的军舰也只好接受它的命运：它已经在圣地亚哥之战中被我们的军舰击沉。
很快，我的幻想就要结束了。船上的货物已经搬完，我被带到了岸上，小船被拖向一个狭小的河口，反扣过来藏到了树林里。这个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古巴人聚集到我们上岸的地方。他们从哪里来？又如何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的？——这些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谜。毫无疑问他们已经交换过某种暗号了，他们来就是做搬运工的。其中一些人有当过兵的印记，有些人的身上还留有毛瑟枪子弹留下的疤痕。
在我们登陆的地方恰好是几条路交汇的地方，从那里可以通向海岸，也可以进入灌木丛。向西行大约一英里，可以看到丛林中升起了几缕炊烟。我知道这种烟是从一个“盐池”或是古巴难民熬盐用的大锅里冒出来的，这些难民从可怕的集中营里逃出来，躲在群山之中。
我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之前的行程有惊无险的话，而从现在开始，将有更多的危险等着我们。西班牙军队正在大肆搜捕古巴人。韦勒——这个被称为“屠夫”的人正在领导着西班牙军队。他们屠杀携带武器的军人和从集中营中跑出的人，甚至连手无寸铁的人他们也要杀死。我知道，余下的路程将更加危险。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困难，我必须立刻上路。
这里的地形比较简单，通往北部的地方有一片绵延1英里的平坦土地，被丛林覆盖着。古巴的路网像迷宫一样，一般人只能靠砍树才能出去，也只有土生土长的古巴人才能轻松出入。炎热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我真羡慕跟我同行的伙伴们，他们身上没有多余的衣物。
我们很快钻进了丛林，浓密的树叶、曲折的小路、热腾的雾气，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大海和山峦不见了踪影，人与人之间也难以辨清。丛林被阳光晒成一个微型的地狱，尽管我们无法透过遮天蔽日的绿色看到太阳。但是，当我们离开海岸靠近山脚下，丛林变得开阔了，植被也不再那么茂密。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找到了一些椰子树，椰子汁新鲜而又凉爽，凿开它的硬壳我们感觉那简直是灵丹妙药，滋润着干得冒烟的喉咙。
尽管这个地方十分舒适，但却不是久留之地。在夜幕降临以前，我们还要走几英里，翻越几个陡峭的山坡，进入另一个隐蔽的空地。很快，我们就将进入真正的热带雨林。在这儿，我们的行进要稍微轻松一些，空气中有微风吹过，尽管察觉不到，倒也让人心旷神怡，眼下也觉得精神振奋了许多。
穿过森林就是波蒂洛至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接近公路时，我发现自己的同伴们一个个消失在密林里，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在一起。我转过身正想询问他，却看到他将手指放在嘴唇上，意思是叫我不要出声；同时，示意我提起来福枪和左轮手枪，做好战斗准备，而他自己也消失在丛林中。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这些奇怪举动的原因，因为我听到了“嗒嗒”的马蹄声、西班牙人的马刀的“咔咔”声，以及偶尔传来的一两句命令声。
如果不是同伴们的警觉性高，我们也许已经走上了公路，恰好与我们的敌人正面遭遇。
我把手指扣在来福枪的扳机上并拉开枪栓，不安地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每一个瞬间，我都觉得会有枪声响起。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的人一个又一个回来了，格瓦西奥和几个人最后回来。
“我们分散开来的目的，是为了一旦被敌人发现了，能给他们制造错觉。我们隐藏在这么长的路边，一旦交起火来，敌人会以为是一队伏兵在袭击他们。这也将会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格瓦西奥面露可惜的神色，“但是，任务毕竟是第一位的，”这时他笑了一下说，“痛快地打击敌人只能排在第二。”
在起义军经常出没的区域，人们有一个习惯，他们会点起火堆并用火灰烤熟红薯。火灰里一直烤着红薯，经过这里的人饿了就可以拿起来吃。我们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香甜的烤红薯，然后我们把灰堆埋掉，继续前进。
我在吃红薯的时候，想起了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马里恩和他的手下。他们打仗的时候也这样吃过东西。一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起：像马里恩和他的部下可以一直战斗到胜利一样，古巴人民也可以做到。就像我们国家的先辈们一样，他们也被一种争取自由的渴望激励着。带着这种无尚的光荣，我想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这个使命可以通过找到加西亚将军帮助这些致力于自由事业的人民，同时，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军队打有准备之仗，一种自豪的心理不禁油然而生。
一天的行程快要结束了，我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些穿着奇怪的人。
“他们是谁？”我问。
“他们是西班牙军队里的逃兵，先生，”格瓦西奥回答，“他们是从曼扎尼罗逃出来的，他们说是因为不堪忍受饥饿和军官虐待而逃跑的。”
逃兵有时候可能有些用处，但在这个荒野中，我宁愿与他们保持距离。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奸细，谁能确定他们中不会有一个或多个人在什么时候跑出营地，向西班牙部队报告“有一个美国人正穿行于古巴，明显地是在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进发”？敌人不是正在竭力阻止这个美国人完成任务吗？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必须仔细盘问这些人，在我们扎寨之时，绝不能让他们擅自离开。”
“是，先生！”他回答道。
幸好我下达了这个命令，才得以顺利完成使命。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的确有人想逃出去向西班牙人报告。尽管无法确认是否有人已经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两个事后被证明是间谍的人的严重怀疑，并差一点儿导致我被他们刺杀了。这两个人决定晚上离开营房钻进灌木丛，去向西班牙人报告：有一个“美国军官”正被护送着穿越古巴。
半夜，我被一个哨兵的喝问声惊醒，接下来听到一声枪声。紧接着我的吊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就在我急忙闪开的时候，从对面又闪出一个人影，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人被砍倒在地。他是被大砍刀砍倒的，从右肩骨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不幸的人在临死前供认：他和自己的同伴商量好，如果他的同伴没能逃出营地，他就来杀死我，阻止我完成任务。刚才，哨兵开枪把他的同伴打死了。
直到第二天的晚些时候，我们才备齐了所需的马匹和鞍具。可时间太晚了，我们无法继续前进。因为耽搁了行程，我对这种情况相当焦虑，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鞍具比马匹更难获取。我有点儿失去耐心，问格瓦西奥我们能不能在没有马鞍的情况下直接上路。
“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莫，先生，”他回答说，“我们还要走相当远的路才能到达他那里。”
这也就是我们要寻找马鞍的原因。一个同伴看管着分给我的马，很快给我安上了马鞍。我们骑马走了4天，我对向导智慧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如果没有马鞍，我直接骑在马背上，这将意味着我要遭受一次残忍的酷刑。不管怎么说，我要赞美自己的这匹马，套上马鞍和马具后它精神抖擞，比美国平原上饲养的任何一匹骏马都要好得多。
离开了营地，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山路曲折，一个人如果不熟悉这些迂回曲折的小路，必然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我们的向导就像对那些弯弯曲曲的山道了如指掌，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
我们离开了一个分水岭，正准备从东面的斜坡往下走时，我们遇到了一群孩子和一个白发披肩的老人。队伍停了下来，老人家和格瓦西奥交谈了几句，然后在森林里响起了“万岁”的喊声，这是在祝福美国、祝福古巴和欢迎“美国特使”的到来。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到来的。但是消息在丛林中传得很快，而且我的到来让那个老人和这一大群的孩子们十分高兴。
我们到了一个叫亚拉的地方，有一条河流沿山脚流经这里。我们晚上在此安营扎寨。他们告诉我又进入到一个危险地带。这里建有许多战壕，用来保护峡谷，抵挡西班牙人从曼扎尼罗入侵。亚拉是古巴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这个地方正是1868年至1878年的“十年古巴独立战争”的发祥地。他们把我的吊床挂在一个战壕的后面——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壕，而只不过是齐胸高的石墙。我注意到一个士兵，是新补充进来的新兵，他一整个晚上都站在岗哨上放哨。
格瓦西奥试图在完成任务的途中不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攀登梅斯特拉山的一个支脉，山峰向北延伸，这里形成了河的东岸。我们沿着风化的山脊往前走。危险来自路旁的那些低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能会遭遇埋伏，可能被枪击或被某些西班牙的移动部队切断去路。
我们顺着河流往前走，这里开始出现起起伏伏的道路，河流的两岸都十分陡峭。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如此野蛮对待动物的情景：为了让可怜的马儿走下山谷的底部然后再爬上来，马匹受到的刑罚真是难以想象。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把信送给加西亚。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尚处于失去自由的危险中，几匹马受点儿罪又算什么呢？我感到对不起这些牲畜，但我没有时间多愁善感。
我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骑行之旅在吉巴罗结束以后，我感到十分轻松。我们停在一座玉米地中央的小屋前，它就在森林的边缘。一块刚屠宰后的新鲜牛肉正挂在屋檐下，厨师们正在露天劳作，为“美国特使”准备一顿美餐。我的到来已经被传遍了，既有新鲜牛排，又有木薯面包，晚餐由这些搭配而成。
刚吃完丰盛的晚餐，我忽然听到很大的骚动声，在森林的边缘传来人声和阵阵马蹄声。原来，里奥将军的下属卡斯蒂罗上校到了。他是代表里奥将军来欢迎我的，里奥将军会在明天上午赶来。说完话后，他一跃上了马鞍，用马刺怒踢坐骑，转身就走，就像来时一样，十分迅捷。他的到来让我确信，我又遇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
第二天早上，里奥将军到了，陪他前来的还有卡斯蒂罗上校，后者送了我一顶标有“古巴生产”标记的巴拿马帽子。里奥将军被称为是“海岸将军”。他皮肤很黑，显然，他是一个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人，他走路时步伐轻盈矫健。没有任何一支西班牙军队可以对他的活动区域进行突袭，任何时候他都防守严密。他的情报源和他的直觉能力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擅长游击作战，并保持物资上的供应，这不是一件小任务，但里奥将军做到了。可以想象，有关敌人行动的充足信息是必不可少的。西班牙军队的做法是：进入森林，进行扫荡，但由于猎物稀少，战果不大。而与此同时，里奥将军率领他的军队打游击战，他的武装力量不断地选好地点伏击西班牙军队，有时会给他们造成可怕的杀伤。
这一次，里奥将军增派了两百骑兵护送我。当我们列队前进时，我们的声势已经呈现出强大的气象，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这些骑兵训练有素，骑术相当高超。我们再次进入了森林，置身于梅斯特拉山的常绿树林中。这条路相对比较平坦，但间或穿过有陡坡的溪河，山路很窄，丛林里的荆棘划破了我们的皮肤，还阻碍擦碰我们马背上的货物，我们必须不断地移动林中的障碍物。可是，我们的向导仍然保持稳健的步伐，这让我感到惊奇不已。我通常的位置是在队伍的中间，但是，我想接近这位带队的人。当我们穿过下一个溪流交叉的地方时，我骑马上前，就近去细细观察他。他是一个如煤炭一样黑的黑人，名叫迪奥尼斯托·洛佩兹，是古巴军队中的一名中尉。他善于在没有路的丛林中当开路先锋，穿过盘根错节的植物，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骑行。他使用弯刀的熟练让人叹服。他似乎不知疲倦，为我们开拓出了一条通过丛林的路。攀缘类植物的藤蔓在他稳健的或左或右的一挥下纷纷落地，窄密的空间一下子变得开阔。
4月30日晚上，我们来到了巴亚莫河的一条支流的里奥·布伊河，这里离巴亚莫城还有大约20英里。我们的吊床还没有展开，这时格瓦西奥就出现了，他精神抖擞，说道：
“他在这里，先生！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莫。西班牙军队已经退缩到考托河一带，他们最后的防线在考托河边高地的内河码头！”
我非常着急要见到加西亚将军，以至于我提出要夜行，但经过开会讨论，这个提议没有获得通过。
1898年5月1日，在我们的日历上是一个“德威日”（注：德威·乔治，1837年至1917年任美国海军军官，以他1898年5月1日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取得的马尼拉湾的胜利而著称）。当我正在古巴的森林里睡大觉的时候，德威这个伟大的英雄穿过柯雷吉多尔岛上的炮火进入马尼拉港，摧毁了西班牙人的舰队。就在我正向加西亚将军送信的时刻，德威已经击沉了西班牙舰队，形成对菲律宾首都巨大的威胁。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我们一直顺着斜坡往下走，来到巴亚莫平原。这片伟大的蜿蜒曲折的土地，已经荒废了许多年，好像完全没有人类居住过一样。坎达拉利亚残存的黑色的农场废墟，就是一个西班牙式的战争的物证。一想到我们的目的马上就要实现，所有的不适都被抛在脑后了。要知道，我们的使命已经接近完成了！甚至于我们的那些筋疲力尽的马也仿佛在分享着我们急迫的心情。
在佩拉雷杰——这儿西班牙人曾被坎普斯将军的部队袭击，我们进入从曼扎尼罗至巴亚莫的皇家公路，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衣衫褴褛却兴高采烈的人，他们正急匆匆地向城里涌去。他们叽叽喳喳的欢叫声，让我回忆起我们穿过丛林时一直在旁边尖声喊叫着的鹦鹉。他们正在返回他们曾被驱逐的家园。
从佩拉雷杰到东河岸的巴拉莫城，骑行花不了多长时间。巴拉莫原本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两千人的小村庄。在巴拉莫河两岸，西班牙人建了许多碉堡。这些小要塞是我们进入城市附近首先看到的。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们的显著标志：那些旗帜以及仍然袅袅上升的烟火。当古巴人进入这个一度繁荣的丰饶大峡谷中的大城市时，他们马上着手把这些碉堡付之一炬。
我们在河岸边列好队，当格瓦西奥和洛佩兹与卫兵交谈过以后，我们继续往前进。我们停在河边，以便让马饮水。我们自己也休息了一会儿，以完成我们最后的进军——到达胡加河西古巴军队所控制的地区莫隆·特洛恰。
我引用一下当天的一张报纸的内容：“古巴将军说，罗文中尉的到来唤起了古巴全军的极大热情。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直到他快速骑马而来，像一个传奇的信使，后面跟着一直陪伴着他的古巴向导。”
几分钟以后，我来到加西亚将军的驻地。
这段漫长而充满惊险的折磨人的旅程结束了，它有过失败的可能，它有过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险情，但一切都结束了。
我成功了。
我们来到加西亚将军的指挥部前，一面古巴国旗在门上倾斜的旗杆上飘扬着。我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与准备见面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我们列好队，一起下马，并站在马的旁边。将军认识格瓦西奥，所以他先到门前，并得到了进门的许可。格瓦西奥很快就和加西亚将军一起出来了。将军诚挚地向我问好，并邀请我和我的助手进去。将军向我介绍他的部下，他们都穿着整洁的白色军装，腰间佩带着武器。将军向我解释，格瓦西奥从牙买加的古巴革命党那里带来了证明我身份的文件，他们要对这些文件做必要的审查，因此耽误了片刻。
幽默无所不在。革命党在信中把我称作“密使”，但翻译却把这组词译成了“一个自信的人”。
吃过早饭后，我们马上谈论正事。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尽管我离开美国时携带了外交信函，但我的差使纯粹属于军事任务。总统和作战部渴望了解有关最新古巴东部军事形势的最新情报（另外两位军官已经被派到古巴中部和西部，但他们都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美国迫不及待地想了解的情况包括：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形势、西班牙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状态、他们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脾性、西班牙军队的士气、整个国家的地理面貌——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各个区域的地形、交通状况，特别是各种路况。概括来说，需要了解任何能够帮助美国作战部署有关的信息。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加西亚将军对于作战计划有什么看法，美国军队和古巴军队之间是联合作战还是单独作战。我还告诉他，我们的政府也希望了解古巴军事力量在以上方面的情报，在将军认为合适的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得到这方面的情报。我愿意跟随古巴军队一起亲历战场，将军可以给我安排一个他认为合适的职位。
加西亚将军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和他的所有下属都退了出去，只有他的儿子加西亚上校留下来陪我。大约3点钟的时候，将军回来了，他说自己已经决定派三位军官和我一起回美国。这三位军官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他们训练有素，久经考验。他们非常了解这个国家，并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可以回答我们将要提出的所有问题。即使我留在古巴几个月，我也未必可以搞出一个完整的报告。因为时间非常宝贵，美国政府越早得到这些情报，对有关各方面来说就越有利。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的军队需要武器，特别是大炮，它可以用来摧毁碉堡。他非常缺乏弹药，由于他们使用各种口径的来福枪，这使得很难得到充足的弹药供应。他希望能够用美国的来福枪重新装备他的人马，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与我同行的人有著名的克拉佐将军、赫尔南德兹上校以及维塔医生——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十分了解岛上和整个热带的疾病情况。此外，还有两个水手，他们熟悉北部海岸地形。如果美国决定给加西亚将军提供他所想要的军事装备，他们在运送物资的返回路途中一定能起到作用。
我那天能继续往下谈吗？
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连续9天的时间，我都在连续赶路，我经历了各种类型和各种状况的地形。我真希望能够有机会看看周围奇特的环境。但我的回答就像将军的问题一样果断，我只是简单地回答：“没有了，先生！”
为什么不呢？加西亚将军以其敏捷的思维以及快速的反应能力，不仅免除了我几个月不必要的辛劳，而且还给我的国家带去了关于这个岛上现有的情况，其详尽程度不亚于古巴人自己了解的程度，也一点儿不逊色于敌人所拥有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受到了非正式的热情接待。5点钟举行最后的晚宴，在宴会结束时，我被告知，护送我的人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当我走出去，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看见我先前的向导和同伴在队伍里。我请求见格瓦西奥，于是他和从牙买加一起来的其他小分队成员一起走了出来。格瓦西奥本是想和我一起走的，但加西亚将军已经决定派他们到南部海岸，而我要从北部返回。我向将军表达了我对格瓦西奥和他的下属以及从梅斯特拉山要塞加入的那些人的感激之情。在一个真正的拉美式拥抱之后，我转身离开，骑上了马。当我们向北疾驶而去之时，身后响起了三次欢呼。
我终于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
我给加西亚将军送信的行程中充满了危险，然而我返回美国的行程，相比却显得重要得多。但是，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西班牙人都很警觉。他们的士兵在海岸上巡逻，他们的船控制着海湾与小港，他们的城堡上竖立着大炮，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向任何违反交战规则的人开火。无论从哪个角度判断，不管我到这儿来是出于何种目的，我都是他们眼中的间谍！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在劫难逃。
恶劣的海面和天气状况等因素还没有考虑在内，很快它们让我认识到美好的航行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而且我们必须成功，不然我为完成任务而做的努力将前功尽弃。战争的胜败很大程度上或许取决于这次任务是否能够圆满完成。
和我一样，我的同伴们都变得恐惧和担忧。所以在穿越古巴向北行进的的路上都非常小心。我们绕过西班牙军的考托——伊尔内河码头，那是河上交通的枢纽，至少对炮艇来说是如此。我们到了马那提的瓶子状港口，在港口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城堡，竖立着大炮，守卫着碉堡的入口。
如果西班牙士兵知道了我们的到来，我们就完蛋了。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胆拯救了我们。谁会警觉到像我们那样的一伙人会带着一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居然选择在这么一个地方上船？
我们所搭乘航行的船是一艘小船，容积只有104立方英尺。黄麻袋拼接起来的船帆，口粮只有已经煮熟的牛肉和水。就是这样的小船载着我们一直航行着，我们向北航行了150英里，来到拿骚岛的新普罗维登斯。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是在敌人的海域上航行，那儿有快速的装备极好的舰艇在四处巡航，而我们就在这么一艘小船上！
完成任务的使命感让我们无所畏惧，这可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唯一方法。
显然，这艘小船不足以承载我们6个人，所以维塔医生只好带着护卫和马匹回到巴亚莫。同时，剩下的5个人就准备向西班牙的大炮发起挑战，乘着这艘用黄麻袋作帆、小得不能再小的船与西班牙炮舰周旋。
就在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海上突然下起了暴风雨，一时间海上波涛汹涌，我们不敢贸然出海。但是，同样，在这里原地等待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在正好是月圆的时候，一旦阵风把乌云吹开，我们的行踪就暴露在敌人面前。
但是命运女神又眷顾了我们。
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这艘只有5个人的船顺利起航了。云团穿行在月亮前面，一会儿遮住我们，一会儿又把我们暴露在月光之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4个人奋力划桨，1个人掌舵指引航程。经过碉堡时我们并没有看到碉堡，这也可能是我们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但是，也不难想象，如果西班牙人的大炮开火的话，我们一定会被击毁，我们已经料想到黑洞洞的大嘴向我们开火的画面。我们艰难前行，随时等着大炮的轰鸣声和枪声。我们的小船就像一个鸡蛋壳一样在水中跌跌撞撞，许多时候都差点儿翻船。但是我们的水手知道我们的航程，我们的黄麻袋船帆也经受住了考验，不久，我们仿佛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原，航行一路畅通。
极度的辛劳之后我们感到十分疲劳，而且一波一波的海浪十分单调，我直直地就睡过去了。但是没有睡多久，一股大浪袭击我们，几乎让我们的船上灌满了水，差一点儿使我们的船倾覆。在此时此刻谁也不可能再睡觉了。于是整夜就是舀水、舀水、舀水。当我们看到一线阳光从阴霾的地平线射出的时候，尽管我们浑身湿透，各个筋疲力尽，但还是非常高兴。
“先生们！一艘蒸汽船！”舵手喊道。一种警惕性让我们顿时焦虑不安。难道这是一艘西班牙战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劫难逃了。
“两条，三条，见鬼！十二条船！”舵手大声喊着，同伴们也和他一起喊了起来。
这是西班牙人的舰队吗？
还好，这不是西班牙人的舰队，它是桑普松上将的战舰群。它们正向东航行，准备去袭击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
我们的心终于落下了。
整整一天我们在阳光曝晒和舀水中度过。没有人能够睡觉，谁也不敢松懈下来。尽管有美国战舰出现，但西班牙炮舰也有可能躲过警戒，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就可以追上来抓住我们。夜幕降临，我们5个人感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困乏。我们几乎被疲劳击垮了，但对我们而言，我们还是不能有丝毫松懈。随着夜晚的降临，海上再度刮起了风，随着风越来越大，浪又开始大了起来。为了不让船沉下去，我们只好又是舀水、舀水、舀水。直到第二天早晨，那是5月7日10点钟，我们才如释重负。我们来到了巴哈马群岛安德罗斯岛南端的一个名叫克里·凯斯的地方。我们很高兴能在那儿上岸休息片刻。
那天下午，我们赶上了一艘采集海绵的大帆船，这艘船上还有13个黑人船员，他们说一些含混不清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手语是通用的语言，不久，我们就商量好了，我们将搭乘他们的船。这艘帆船上有几头猪，这是他们的食物，他们还有一架手风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了——因为，当我极度疲倦的时候，那乐器发出的尖厉的声音使我不能入睡。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转向新普罗维登斯岛的最东部时，我们被检疫官员给扣押了起来。我们被关在豪格岛上。他们的理由是古巴正在流行黄热病，这根本就是谣传。
但是第二天我们给美国总领事麦克莱恩先生传去了口信。5月10日，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获释了。5月11日，这艘纵帆船开到了码头，我们又上船航行了。
当船航行到佛罗里达群岛的岛链和暗礁链后面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月12日一整天都没有风，一整天小船都无法航行起来。到了晚上，起了风。到了5月13日的早晨，我们顺利到达基韦斯特。
当天晚上我们搭上一列火车赶到坦帕，从那儿我们上了一辆去华盛顿的火车。
我们按预定的日期准时到达。我向陆军部长罗塞尔·阿尔格作了汇报，他认真听完我的讲述，并告诉我带上加西亚将军的助手再向迈尔斯将军报告。在收到了我的报告后，迈尔斯将军给统帅部写了一封信：“我推荐美国十九步兵团一等中尉安德鲁·罗文。罗文中尉进行了一次穿越古巴之旅，与起义军领袖加西亚中将取得联系，并带回了对政府来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情报。这是一项极有风险的任务。我认为，罗文中尉完成了战争史上非常少见的一次英勇无畏的英雄壮举。”
大约在我返回一天之后，我在迈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参加了内阁会议。在会议结束时，麦金莱总统向我表达了祝贺和感谢：感谢我把他的意愿转告给了加西亚将军，并高度评价了我在工作中体现出的价值。“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最后说。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比单纯的职责更多的任务。作为一名军人，不要去问为什么，只是去服从上级的命令，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已经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
安德鲁·萨默斯·罗文
加西亚将军的回信
尊敬的麦金莱总统：
……
（因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原因，以上内容我们予以省略。——原出版者注）
下面我想说一下我对安德鲁·罗文中尉的一些看法。
正值我将西班牙军队赶入考托而高兴的时候，我听说一位年轻的美国中尉在古巴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我的营地，并给我带来了您的书信。我非常震惊于这位年轻军官的到来，我也为这位军官的勇敢而感到自豪。这个年轻人穿越重重危机，并最终完成这项崇高使命，中间的历程我无法想象。
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在罗文所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西班牙人——军舰、骑兵、巡逻兵、间谍等，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对罗文中尉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不过，令人惊叹的是，勇敢的罗文中尉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来到了古巴，他出现在古巴在军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我见到这个年轻中尉时，我佩服您和瓦格纳上校的眼光，因为罗文中尉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冷静和忠诚等品质，让我感觉到他就是送信的绝佳人选，我为您有这样的战士而向您表示祝贺。
我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他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罗文是一个正直、忠诚、机智和勇于牺牲的人。阁下，相信您和我有同样的看法：不管是现在的战争年代，还是将来的和平年代，我们都需要罗文中尉这样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勇敢并主动地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成为国家最需要的人才。
我们也看到，在军队中始终存在着一些拖拉懒散的人，他们的一贯态度是漠然和懒散。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事情看成是别人的事情，如果没有人督促，恐怕他们会把事情做得更加糟糕。这样的人存在于军队中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每一次疏忽，都有可能让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
如今，古巴和美国正处于非常时期，我们都需要罗文中尉的这种崇高精神：对于上级交代的任务，能够立即行动，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这种主动与忠诚，我再一次强调罗文中尉的主动与忠诚，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品质。
阁下，我要再一次重复，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抛开军事与政治的角度，单从个人感情来说，我要感谢您，感谢您将这个年轻中尉派到我的面前，让我有机会认识到一名真正的勇士。我要古巴军队的每个人都学习罗文中尉的良好品质，我要让所有的古巴人民都知道，就是那个给加西亚送信的年轻中尉，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无论是现在或是在以后，都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卡利斯托·加西亚
1898年5月
美国总统的公开信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要嘉奖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这个人就是安德鲁·罗文。
罗文中尉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军人，谁都喜欢这样的军人。然而，我嘉奖罗文中尉，不仅是因为他的勇敢，更重要的是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忠诚和主动。
他的确是一名合格的信使。他面临重重困难，甚至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毅然接受了任务，将一封关乎国家命运的书信送到没有固定地址的加西亚将军手中。更为难得的是，他历尽艰难险阻又带回了加西亚将军的回信。罗文中尉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出色行动是军事史上最具冒险性，也是最勇敢、最值得称赞的行为。罗文中尉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乃至生命的勇士，他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时代有很多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满怀怨恨，他们总是抱怨自己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公。无论是在军队、政府还是在企业，总会有那么一些慵懒消极的人，他们对上级抱怨，对工作懈怠，我想提醒这些先生女士们，你们应该向罗文中尉好好学习。
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你们，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以罗文中尉为榜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以忠诚和主动的品质去完成你们的使命，那么我相信，你们将会变成另外一个罗文——一名合格的信使！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因罗文而骄傲，我相信美国也将会因为你们而骄傲！
威廉·麦金莱
它说明了一切
塔拉哈西（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
当选州长的那一天，杰布·布什就在一本小硬皮书的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它送给了自己新上任的助手。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有支票簿那么大，这本《把信送给加西亚》放在费兰克·布隆恩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上，布什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你是一个送信者。”事实上，布隆恩的确是布什州政府里的众多信使之一。
几个月的时间里，州长新闻办公室里钉着一张纸，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被要求阅读这本书，并且要在一张特定的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到了当年春天，这页纸上已经签满了名字。
布什在回复一封电子邮件的时候说：“我将这本书送给本届州政府建立之初与我们同行的人，我正在寻找那些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并邀请他成为我们团队中的一员。正是这些无须他人监督就能主动完成任务的人，他们才是改变世界的人。”
实际上，《把信送给加西亚》只是一篇仅有24个段落的文章，装订和封面都十分简单。
《把信送给加西亚》最初发表于1899年，叙述了安德鲁·萨默斯·罗文中尉1898年在古巴丛林的经历。美国即将与西班牙开战，威廉·麦金莱总统命令罗文去寻找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加西亚将军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起义军领袖。
罗文没有问他该怎样做，在哪儿能找到加西亚，他接过信就出发了。最终他找到了加西亚，并返回华盛顿，向麦金莱总统汇报了起义军和西班牙军队的兵力及部署。在美西开战时，这些情报是十分重要的。
多家报纸对这次简直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进行了大肆报道，罗文变得举世闻名了。
受到罗文故事的启发，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位出版商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就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它是雇主们激励员工的素材；一个世纪后，又成为布什州长和他新一届共和党政府的理念。
这位出版商兼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这样写道：
我想强调的是：麦金莱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罗文接过信，没有问：‘他在哪儿？’
太了不起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人铸造一座不朽的青铜雕像，并将雕像立在全国所有的大学里。年轻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也不仅仅是聆听各种教诲，他们需要的是挺直脊梁，坚定意志，这样才能不负所望，行动果断，集中精力，从而最终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他们没有仅仅将这句话当成口号。布什的新闻局长贾斯廷·萨非说：“新闻办公室的每个人都被要求阅读这篇短文章。这是我一贯恪守的指导原则：不要因工作中遇到的障碍就停滞不前，唯有依靠自己完成任务。所有的高级职员都阅读过这篇文章。”
杰布·布什是怎样读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呢？
肯·怀特是奥兰多的一名律师，他曾经为布什和身为前总统的父亲效力过。1998年布什竞选州长时，他将这本书送给了布什。
怀特这样解读这篇文章：“我从来不允许抱怨工作，我的信条是：你得到一个任务，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怀特十分清楚地记得他给布什推荐这本书时两人的对话：
“我把书给了杰布，杰布说，‘我其实对这些新时代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我说，‘杰布，读一下这本书，只需要喝杯咖啡的时间。这不是新时代的东西，它比山脉的历史还要久远。’”
“当我再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正如我所预料的，他对这本书的反应：‘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明了。’”
威廉·亚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