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境界与全球公共美学——新技术条件下传统美学的现代性突围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牛鸿英

从战争殖民、经济扩张、文化传播，到数字网络建构的“地球村”，全球化浪潮移步换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和存在的方式。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不断被数字技术刷新的视觉文化日益越过本体性的创生层面，成为人类社会经济交往与全球文化生成的基本手段。近年来，在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相关技术的不断升级与推动下，虚拟现实技术VR（Virtual Reality）日益成熟，成为横扫信息科技、消费时尚、通信传播、金融投资、影视创作等领域的新势力，广泛覆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性话语书写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隐形凭借，其技术化的“光场”“造境”能力与传统的审美意境高度契合，不但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国际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创新方向，而且也为传统文化与美学的现代转换创造了条件，更为我们反思当下社会问题、克服价值危机、确立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

一、全球语境递变：文化地理学中的审美新视域

（一）虚拟即现实：VR等新技术促动文化范式转型

读图时代来临，视觉文化作为当代文化的典型形式重新书写了大众传播领域，而VR技术作为图像的升级版本，将会革命性地改写大众文化的基本样式，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数字技术引导的文化消费与技术赋权时代。

VR虚拟现实技术也称灵镜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给使用者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它涉及计算机、多媒体、仿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技术，以及心理学、生理学和行为学等多领域的知识。虚拟现实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在80年代由美国VPL公司创建人拉尼尔（Jaron Lanier）正式提出。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进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互联网等技术，大型数据集合的声音和图像的实时动画制作成为可能，虚拟现实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广泛运用于军事、航空航天、科技、商业、教育、医疗、娱乐、科研、设计等领域。我们现在所说的VR，一般是指广义的虚拟现实技术，泛指各种革命性的视觉成像技术（Visual Revolution），而狭义的VR概念必须具备浸入感（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on）和构想性（Imagination）三个基本特征。与VR技术产生的仿真情境相比，传统电影成像的原理比较简单，仅仅是借助了人眼睛的视觉暂留效应，以静态图片的匀速运动就骗过了人的眼睛和大脑，从而产生了神奇的银幕世界。VR技术则要全方位地作用于人的感官和神经系统，让人在自然浸入中感受到立体的逼真。从理论上讲，VR技术不但打破了三维时空的限制，改变了日常生存的基本方式，拓展了生命感受的体验，为真实增加了新的维度和内容，而且能够帮助主体自由穿越在客观时空与虚拟时空之间。也许我们还对“虚拟”的现实有所怀疑和忌惮，但VR变革意味着全新的现实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它是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推动下人机互动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彻底打破了人与物、精神与物质二元的对立，它必将彻底改变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人类的生存空间、认知方式和思维的结构，它是人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量子跃进式的革命。VR影像已经开始从多个层面改变人类的感知和生存方式，使人类的生活日益呈现出高度智能化与审美化融合的趋势，正在引发人类文化范式的转型。当代文化这种“情境交融”的“场景”化转型呼吁着一种对于人与世界关系、人与现实关系的全新的哲学认识和表达，呼吁着一种新的具有公共性和伦理建构功能的全球文化美学。面对这种技术转型带来的世界文化消费与传播的新走向，如何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并在反思与重建中发掘自身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参与全球话语建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消费即存在：大众文化传播重写全球交往格局

全球化最早是以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起始的，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争与掠夺的方式把全世界强力纳入到一个“西方化”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而当下消费社会的商品逻辑又把全球纳入到一个文化书写与意识形态竞争的阶段。商品经济和市场消费把文化创作变成了文化生产，文化欣赏变成了文化消费，传统的文化形式正逐步被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形式所取代，资本市场以文学、音乐、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理解世界和空间的不同方式，“它们还创建了一个媒体环境和各种关系”，不但电视成为“全球客厅”，资本的市场扩张和媒体技术持续地创造着新的世界文化共同体，但“大批量的大众文化有着自己特定的象征性的地理”，“大众的”，其潜台词就是“美国的”，全世界变得日益“麦当劳化”和“迪士尼化”，“资本主义作为文化系统、价值系统、社会规范系统和信仰系统，其特征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伴随资本主义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崛起，全球文化已经是“一种业已变化了的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是一种业已重构的历史地理学”。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说作为VR技术标志性产品的“Oculus有机会创造有史以来最社交的平台，并改变我们工作、游戏和通信的方式。”中国和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最积极接受和推广VR的国家，著名国际数据公司IDC刚刚发布的《全球半年度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产值指南》（Worldwide Semiannual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Spending Guide）预测：美国将是2017年AR/VR产值最高的地区，达到32亿美元；其次是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达到30亿美元；排名第三的是西欧地区，数字为20亿美元。预计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将在2017—2019年期间超过美国，全球AR/VR产品和服务的总产值将从2017年的114亿美元猛增至2021年的2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8.4%。VR技术是当下全球文化市场争夺的焦点领域，它必然要落实到商业模式的营销与文化内容的载体上。由于“美学关系模仿社会权力关系，而且帮助再生产出社会权力关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意识形态如同一朵文化的浪花拍打着经济的滩头岸边”。全球化变成了以大众文化“书写世界”的一种新型的、隐藏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夹杂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地理学。在这种“文化地理”中，文化的情感性、审美性和伦理性逻辑被日益凸显。以独特的文化生产与审美风格标明自己的世界位置和文化身份，不但是自身摆脱“他者”身份、确立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更是为具有公共性和包容性、能够被不同的民族所分享的全球公共美学的建构贡献一分力量。

二、重塑审美主体：“光场”“造境”激活传统审美意境

（一）从“想象性虚拟”到“浸入式真实”

VR技术以“光场”摄录和即时影像生成技术能够灵活迅速地创造故事化、互动化的“情境”，必将革新电影的审美体验。如果说早期电影理论中对电影审美的“白日梦”式类比，与弗洛伊德梦的解释、潜意识理论相互呼应，从某种程度上为观影行为粗略地画出了一个心理路线图，那么拉康的“镜像阶段”和“三界”理论就更为具体、有效地解释了观影的心理过程与影院运行的内在机制。但无论是“梦境”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无意识畅游，还是在观影过程中通过电影这个特殊的“镜子”发现并认出自己，观影的审美过程都是借助“想象”这一核心心理中介才得以实现的。这一凭借想象确立主体的心理过程也因之被拉康命名为“想象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麦茨说：“电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现想象界，而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为一个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想象界的运作，以想象为根本机制，主体通过在与他者（影像故事）的想象性关系中，也是在对自我的“误认”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就是在想象界中被激活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就是“想象的产物”，传统的影院审美是观影者们共同默认的社会集体仪式，固定单向座椅与独自不语的静态行为框定了观影者的基本行为模式，观影作为集体式的梦幻过程，为疲惫的现实生活开辟出了一个想象性的心理空间，其中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是内置于主体而发生作用和意义的，是虚拟式的自我成长与锻炼，是未被完成的自我想象与梦幻，它也许终结于幕起灯亮的时刻，也许将在长远的未来生活中被再度唤起，但观影中的审美只是一次启发和试练的模拟过程。VR电影的观影环境将远远超越现在座椅固定的影院和当前只能360°转动的VR影院，它必将提供适宜不同电影故事行动的灵活多元空间，能够提供具有互动感与游戏感的场景，以及完全浸入式、创造性十足的真实体验。成熟的VR技术完全可以蒙蔽身体感官，在大脑中形成认同真实的现场体验，把传统影院安静的心理审美活动转成深刻自然浸入、创造性十足并能够多重分享的积极审美实践，观影活动由静态的心理想象变成了一种开放参与式的现场参与和实践。这种积极的审美体验活动因其主动性、创造性、互动性和开放性而与主体的现实生存真正地关联了起来，并使之成为现实真实的一部分。

VR电影提供的这种互动式的审美体验状态彻底颠覆了西方从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身心二分的“主体性美学”思维，体现出了胡塞尔提出的强调主客体对话的“主体间性”或“交往主体性”的特点，符合海德格尔“共同的此在”的描述。但仔细体察就会发现这种调动身心的审美体验也许更贴近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境感受，因为在VR技术制造出的特殊“幻境”中，主审美体由忘我的情感灌注，达成了“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不是抽象的思维形式，是情志身心的有机整体，“是实有的统一、存在的统一、生命的统一和价值的统一。所有这些复杂的统一体均可被交织成相互依存、本质相关和互利互惠的紧密整体。”但现象学仍然把这种主体间性的美学体验作为一种“纯粹意识”，其研究的旨趣在于渴望透过这种“纯粹意识”把握到物的本质。正如徐复观所说的“现象学只是为知识求根据而暂时忘知；庄子则是为人生求安顿而一往忘知”“现象学之于美的意识，只是悦然遇之；而庄子则是彻底的全般的呈露”。西方主体间性美学背后仍然深植着逻辑演绎的方法论与真理认识的目的论，而传统美学则表现出一种“物我合一”，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整体感悟观，表现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和内在价值超越性的有温度和有高度的审美。同时也是一种更具有文化创造性和市场消费性的审美方向。

（二）从“凝视”的“想象界”到“复数”的“新主体”

传统影院的审美过程以“凝视”为基本行为模式，以“想象”为主要心理机制，封闭式主体内心安静地展开、独自地盛放，而VR环境中的审美过程则是开放性主体在浸入式过程中，通过创造性探索，与复杂情境互动而生成的心理及身体行为，是深蕴审美情感的实践活动。在传统的影院观影中，审美是一种以想象为中介的自我建构，是在对屏幕的“凝视”中，以“自恋”为心理依据的对外交往与互换，是想象性地把自我与对象进行关系式地对照与关联，在对照中依据自我进行阐释、切割、接纳与拒绝，并在自我之内埋藏起了这些痕迹——对生命、生死等存在基本问题的态度，对自由、爱情、幸福、价值的社会认同的体认等。传统影院中，主体的审美认知既发生于主体内部（intrasubject），也发生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观影过程虽然是观影者自我建构的想象过程，主体也是在想象界中被激活的自我，但想象界的心理过程也是主体误认自己，并迷失于他者的异化过程。以电影“镜子”为参照的想象式认识与建构，基本上是在主体心理内部完成，从根源上说是主体在与他者想象性互动中生成的一个幻像。VR环境把传统观影过程中通过想象生成的主体转变成了“身体—媒介—主体”三位一体式的“复数”主体。在虚拟环境中，身体直接变成了媒介，人类的身体感官在虚拟现实中被激发出巨大的潜力，数字技术生成的情境故事建构了情理一体、身心同步的主体，同时创造了基于互动的崭新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因为极致的真实情境而更容易触及情感的迸发，心灵的互动，以及理性的升华。VR电影不是简单的景观震撼与游戏娱乐。它具有无限贴近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潜力，可以激发多维情感、认知与理性的共振，达到一种极限共鸣的效果。在这种崭新的审美过程中，身体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既是初衷也是目标，既是游戏也是抵抗，既是审美也是消费，既是过程也是意义。VR电影带来的是一种积极开放的生产性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充满着自由意志，想象力充盈，创造力十足，既是感性直觉的积累升华，也是感性理性的深度融合。它不但轻松愉快，释放着主体内心常有的情感，而且还能够将人们更深层次地进行连接，带来具有挑战性的主体自由，主体集观赏者、创造者和传播者为一体抑亦并借助这个审美过程实现中国传统审美的“意境”的生成。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境提倡一种积极开放式的生产性生命经验，它特别突出了审美主体细致、复杂、多维的生命感受，更把审美活动与自然外物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坚守“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强调“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合一，“物”与“我”徘徊互动、共情互生的审美理念，最终达到“忘我忘物”“物我合一”、互为主体的生命境界。它不但提供了个体超越现实困境，实现生命理想的艺术化生存方案，也提供了多元融合、平等分享的绿色伦理逻辑与公共性内核，昭示出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价值和全球化的文化新秩序。

三、创新社会量度：以技术重建传统美学的公共性价值

自古以来，“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诉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就带有强烈的济世情怀，是一种“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传统文化至少在内容生产的情感内涵取向、超越性价值机制与伦理性态度立场方面为VR技术的现实落地与全球化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强大文化资源和独特审美风貌。

（一）“情深而文明”：走出西方文化“超真实”的困境

在传统的审美境界中，情感是其核心的环节和关键，不但万物有情，而且“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正是情感连接了人与景才形成了审美意境，达成了“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这情不是普通的喜爱与亲近的心理倾向，更不是轻易生发的好感与欲望，而是真情、深情与至情，它天然纯粹，既来自自然人性，又符合人伦教化。汤显祖的至情论、袁枚的性灵论，还有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的都是真性情的关键作用。汤显祖特别强调“情”，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推崇情的自然与真挚，强调情的执著与坚守。《宋书·律历志上》:“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言明了在情志相合、情意相通中生命获得的超越性状态。同时情感不但是生命寄付的基础，更是促动人类艺术化地认识世界，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前提。《文心雕龙》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古人认为万物自有天地之道，人能够靠自己的内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当内心有所感悟的时候就想表达，于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连累不穷”，才有了艺术表达，文化与文明也才成为可能，而这种自我与世界万物之间自然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同一，最终形成了神与物的审美意境。

这种审美意境因情真、情至而摆脱了功利主义，更是抵抗文化商品低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必然前提。在景观生产的时代，以鲍德里亚、尼尔·波兹曼、居伊·德波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意识形态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与批判性，他们尖锐地指出：“由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建构出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把文化变成了“一堆甜蜜的言辞流泻”，变成了一种既定社会权力逻辑的装饰性修辞。“把‘人们’牢牢地置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商业与意识形态控制之下。”VR技术所生产的“超级现实”和“超级景观”也被笼罩在这种技术主义的批判之中。VR技术必须依靠人的文化内涵与人性化的情感才能具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情深”自然“文明”，传统审美以情感为内核的体验定位，自然超越了西方文化“超真实”的现实困境。

（二）“齐物而逍遥”：发掘华夏美学超越性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审美境界，追求把观照人——宇宙的哲学情怀与创造生命的诗—艺术的灵感结合为一体，并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感应与交互性涵融中观照自己与世界，达到了“齐物”与“逍遥”的平等自由与酣畅快意，这是一种“最大范围和最高质量的精神民主”，它并不如西方审美，或是容易走向抽象的演绎，或是容易倒向身体的放纵，而是将形而上学的教条转化为精神生活之道，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道德自省的超越性机制和一切能够为众生所分享的哲学。

庄子“齐物而逍遥”的“天人合一”主张，既是一种有生机的自然哲学观，也蕴涵着道德努力的内在价值观与万物平等的价值本体论，呈现出人性独特的价值尊严与超越能力。方东美先生指出，通过“逍遥”与“齐物”，“庄子展现给我们人类解放的真正道路”，即：第一，个人与价值的原则；第二，超越性的原则；第三，人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自发自由原则。“他使我们极其清晰地看到迷失自我的盲目和如何重新获得真正的自我。”与道家这种“忘我忘物”的“超然物外”式的超越性不同，儒家也开辟出了自己独特的进击入世型，强调责任义务的超越性可能。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特别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心性精神”及“内在超越性”，向世界揭橥了中华文化“活的精神生命”与文化资源。这种对儒家精神的提炼与梁漱溟、能十力所强调的生命生活与美的同构性，提倡的“体用不二”的“生命生活美学”的精神一致，在看重生命实现与世俗经验的同时，又辅之以“良知”“灵明”“尽善尽美”的责任义务与道德一体的取向，强调了审美意识中涵融的道德理性和“超越性”价值。道家与儒家获得存在超越性的路径虽然不同，可用“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作比，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如徐复观所言：“儒家的乐，是来自义精仁熟。而仁义本身，即含有对人类不可解除的责任感，所以忧与乐是同时存在的。但庄子之道，是艺术精神，要从一般忧乐中超越上去，以得至乐天乐，这便不同于夹带有责任感的仁义之乐。”但这两者确无高下之分，都以自己独特的超越性为当下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思路。面对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主义潮流，面对大众文化过度的逐利主义与纵欲主义，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并汲取其超越性的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在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中“诗意的栖居”。

（三）“达人而达己”：推动技术美学的全球化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交往中具有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世界主义的文化潮流与消费主义的文化传播语境中更加体现为一种实在的文化生产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理念。

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的资源库，在现代社会契约精神之外，西方文化骨子里科学至上的文化气质、二元论的形上传统，以及线性进步的文化观念等，仍然是造成当下全球文化技术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异化自然人性的主要原因。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民族独立自强，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刻板嫁接技术理性，在确立实践性与强化实用性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取舍进退失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情感内核与自我超越的宝贵精神资源，以至于造成当下社会以金钱为主要标准的偏颇价值观念和缺乏诚信的巨大道德危机。而真正能够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并获得文化自信与认同的办法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除了自然朴素真挚的情感与内在的道德超越性诉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大立身理念，基本已经是一种被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这种以“同情”“同理”为内在机制的情感文化逻辑，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文化”，它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它是深蕴着“利他精神”与“情感共振”的文化精神，是凝结着“乐”于互通共进的理想，是建立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特别是VR技术在未来的广泛运用，必将把我们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坍塌了，美学对于生活，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关系，“应是伦理/美学的关系。美学的表面可能作为设计的外形。然而，其伦理/美学的内核，目标却是公正。”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他指出：对审美结构及当代审美意识中的伦理/美学成分的验证，最终会导向对以美学命名的这个学科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审美的伦理/美学维度去深入并纠正生活，并“促使其作为一种文化酵素而发生作用”，使文化产品不但能够“悦耳悦目”，更能“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从而建构一种公共的健康的文化审美与社会价值系统。

马尔库塞说：“审美之维可以作为一种对自由社会的量度。”在人类未来生存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景观社会中，在被高度科技化所催成的复杂性审美体验和全球化、消费化的过程中，传统美学精神将被进一步升级为公正对待“异质性”的公共审美原则，借助新技术条件充分激活个体的生命创造力，整合主体建构生活实践、经济交往、文化传播等多重维度，推动社会公正和世界正义的策略性实现。乐观审慎地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自觉汲取传统艺术境界与审美精神，在文化实践中积极建构中国艺术审美的当代价值与世界价值，以人文的尺度和公共的利益加持科技进步与全球发展的方向，使积极的传统文化力量成为“存在的牧羊人”和“人的看守者”，这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