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

第一节 中国与周边区域共生环境

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周边环境息息相关。构建与周边国家相互依存、可持续的共生关系，是国家营造国内外秩序的重要方式。友好协作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国家持续健康发展，敌视对峙的周边环境则会威胁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继党的十八大“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深刻地阐释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人文、自然机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环境、人文精神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命运已相互交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构建共生国际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使命。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构建以和谐为特征的共同价值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与当代理念，也符合人类追求国际共生的全球价值观。”

一、地缘共生环境

以地理为基点的周边，指的是与我国领土、领水、领海直接接壤的国家。中国的陆邻国家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其中，朝鲜与越南既是我国的陆地邻国，又是海上邻国。中国的海上邻国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机制等地缘合作平台的建设，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共生关系的主要体现。中国与周边基于地缘环境开展的密切合作，促进了双边及多边的共同发展，产生了地缘共生关系。

地理相近提供了互动的便捷，地缘互动让彼此利害相息。中南半岛的山脉是中国横断山脉的延伸，奔流于山间的河流发源于中国西南。中国的怒江是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中国的澜沧江是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的湄公河的上游，中国的元江是越南红河的上游。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民族同源、人文相近的形势。地缘相近，加之历史、人文、经济等因素，中国与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往来不断，经济贸易交流频繁。中国与周边国家谋求资源互补、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是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乃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邻或相近的地缘关系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地理条件。为了统筹国内外发展格局，维护区域发展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区域共同进步。上海合作组织、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经济走廊、中蒙经济走廊、中俄经济走廊等区域联合体的形成与发展，将会对中国与周边的一体化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基于区域发展的共同目标，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正是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可见，区域合作是地缘发展的良策，合作共赢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项。以命运共同体理念谋求进步，不仅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亦能够促进区域内经济互补发展，形成相互增进的良性共生环境；反之，若以邻为壑，试图向邻国转嫁危机，不仅无法实现自身发展，而且会受到恶性区域环境的拖累。周边环境恶化，终将影响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区域互动的加强，地缘关系在国家交往中的独特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地缘相近的区域合作，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使彼此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合作发展趋势更为迅猛。中国有“和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周边合作中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时，中国在处理区域紧张局势、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方面，也愈发积极主动，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积极倡导区域货币合作、营造共同市场、优化产业合作、建设跨国基础设施、减小区域发展差异，在此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高效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有效地缓解了成员国内部矛盾，并使区域国家形成发展合力，推动了成员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组成了东南亚区域合作大格局，交通、物流、市场等配套设施使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形成了具备强大辐射力的区域，为区域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相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地缘共生衍生出的合作共赢，是区域国家探索出的优良发展模式。中国在周边合作中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自身利益与区域国家利益的统一，是地缘共生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对解决区域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有重大意义。

在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与周边形成了和谐的东亚国际秩序，为东亚国际关系绘就了共生的底色。“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之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在利益交融的新时期，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基本方针，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理念落到实处，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周边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实现区域内国家的共同繁荣，体现了自身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大国担当。

二、多元共生文化

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对周边国家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华文明为纽带，以朝贡体系为特征的东亚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地缘关系，古代东亚区域内部的良性互动相对频繁，进而自然生长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和平跨居文化互动模式。频繁的友好互动与交流，使古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学习理念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度。高相似度文化奠定了文化共通的基础，文化共通又促成了文化共识，进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具有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共同体。虽然这种文化共同体在近代产生了断层，但也在文化记忆中留存。如何利用历史传统，在更高层次恢复和复活共同的历史记忆，打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沟通和理解，为启动“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是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历史的熔炉之中，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交互影响，构成了中国与周边丰富多彩的多元复合型文化。中国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使得中华文化大放异彩，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圈。汉语和汉字在中国传承几千年，不仅对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也对周边国家文化影响极深。语言文字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载体，也是双方文化密切交流的证明。秦朝时，大批中国人移居日本，中日之间开始了文化交流。公元前2世纪，汉字传入越南，对越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直接联系，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渐趋频繁。公元3世纪初，孙权遣使南海诸国，开始了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文化交往。公元4世纪，朝鲜开启了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事业。朝鲜的汉学之风大兴，汉学作品不断涌现。唐朝时，中日之间互派文化和外交使团，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日趋兴盛。在文化互动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了独特的魅力。中华文化在周边国家生根发芽，促进了周边国家的文化繁荣，成为周边国家攫取智慧的重要来源。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筹划将亚洲价值注入学校课程中，以此来抵制西方对青年人的文化侵略。新加坡教育部长吴庆瑞更是将儒家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选择之一，以图通过儒学教育，消解工业化带来的弊端，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另外，中华文化的和合共生的特质，也在化解文明冲突、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构建文化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民族交流，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在中国与周边文化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周边国家边疆地区的民族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相似或相同，在亲缘、族缘、语言、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中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和侬族，中国的傣族与越南、泰国的泰族，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中国的苗族与老挝、缅甸的苗族，等等。尽管这些跨境民族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在生活方式、民族习性和生产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相近的族源、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描绘了跨境民族和睦共处、相融共生的社会景象。中越跨境民族因血亲关系、姻亲关系、世交关系等而交往密切。“两国边民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双方的村寨一般相隔几里路……甚至有个别村子，村名相同，分上、下两村，上村在这个国家，下村在那个国家。节日喜庆丧葬，互相走访，或祝贺帮忙，甚至牧放牛马到对方的山岭草地。”在毗邻缅甸的木姐和南坎，“一寨两国”“一井两国”的景象随处可见，很多缅甸小学生跨越国界到中国的边境国门学校就读。这种共饮一江水、共说一种言的“和平跨居”文化模式，是文化共生的生动注解。

地缘文化的亲近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人文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建立“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机制，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则是以文化促和谐的主动作为。中老缅泰在边境地区举办的文化艺术节，给四国边疆地区民族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并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中俄成立的俄中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合作委员会，促进了两国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旅游方面的交流活动。中国和周边国家成立了人文合作性质的委员会，并推出了相关文化主题内容的人文交流举措。2004年，我国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办孔子学院，以孔子为汉语教学品牌，推广汉语文化。目前，孔子学院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以弘扬中华文明与中国精神为主题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已在蒙古、韩国、日本、俄罗斯、泰国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建立，为文化互鉴和民心沟通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平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为彼此增进友谊提供了机会，为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的发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多元共生的文化性质，使中国与周边一体化发展建立在较为深厚的多元文化底蕴之上，促进了区域国家的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多形式、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体现了文明的对话与交融，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信任，为全方位合作夯实了基础。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让世界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中国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互动中，还存在学术板块较弱和大众文化普及不够等问题。“文化共同体”恢复与重构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因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建设，依旧是“路漫漫其修远”。

三、经济互补互融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于共同发展目标，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建立起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机制。例如，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经济合作、中蒙经济走廊、中俄经济走廊、图们江区域合作、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等。这些经济走廊或合作区，是有着地缘属性与结构功能的特殊地域。这些跨境地缘经济区域的形成是经济互融的结果，也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融。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方面彼此交融。在中国与东盟方面，“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在1991年是79.6亿美元，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721.6亿美元，年均增长18.5%”，“截至2014年底，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了1300亿美元，其中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2010年之后对东盟新增的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0%以上”。在中巴方面，2012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为124亿美元，2015年中巴贸易额达到了130亿美元。在中国与中亚方面，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公路通道、铁路通道等已相继建设或建成运营。2012年，中国与中亚5国的双边贸易额为460亿美元，是建交之初的100倍。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活动增长较快，2013年，新疆对外贸易同比增长9.5%，达到275.619亿美元，其中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90.24亿美元，占新疆进出口总额的69%。中俄两国在2009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2014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同年11月，中俄签署“西线”供应框架，双边能源合作不断深化。中蒙两国的合作起步于1994年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友好合作关系条约》。1998年，中国成为蒙古第一大投资国。1999年，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8年，中、蒙政府签署《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以来，两国间经贸合作以边境贸易为先导，以矿产贸易为主体，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建议将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建立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建设，就是以夯实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打通三国之间的交通网络，构建起三国经贸合作强大的交流通道，从而借助强大的交通网络，促进三国能源与资源的合作开发，形成三国基于能源与资源方面新的统一市场。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三国通过自贸区进行经济合作是最理想组合之一。

地缘上的相邻性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经贸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货物进出口规模呈扩大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互补性，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彼此信任与合作。2016年，中国与蒙古、伊朗、东帝汶、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韩国、孟加拉国、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菲律宾等亚洲周边国家实施了经济对接发展规划，在统筹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园区建设、能源、金融、区域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源等各领域推动达成了一批务实成果，实现了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双边经贸联委会机制的全覆盖。习近平2014年在APECZ商领带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指出：“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上半年，吸收中国投资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中有6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累计将超过10万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向外界传递的投资、贸易和人文交流的三大潜力数据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利益交融是现实可行的。习近平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为地区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过去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中国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口商品累计超过34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地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近150亿美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巩固、‘进’的格局更明显、‘好’的趋势在加强。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多年来最低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2.8%；前10个月进出口增长16%，财政收入增长9.2%。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日益多样化，是世界最具成长性的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外汇储备充裕，越来越多的企业有意愿有能力走出去”。若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增进互信、携手应对外部挑战，充分利用经济的互补性并深化合作，定能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的空间，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振和共进效应，更深层次地推动双边和多边贸易的协同发展。

命运共同体是照应和谐共生的终极关怀，是具有永久性道德价值的中国方案。共生关系是彼此相互依存又不相害、共同成长又不相悖，进而达成和谐共生的状态。共生关系不回避和否认矛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也不能回避其制约因素。冷战后，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考虑，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其威胁，在中国周边不断挑唆，形成对中国战略围堵之势。在合作机制方面，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等组织或国家的贸易协定交叉重叠。针对经贸过程出现的体系问题，如果协调不到位，容易发生贸易冲突。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种愿景与期许，也是中国由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国际责任，以期充实和谐共生的内涵、完善共生观念，并推进和谐共生向高阶段迈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整体上还处于落后阶段，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上也有所不同，要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亦非一国之力所能为之。若周边各国能够排除域外大国的干扰，本着“道不同，互相为谋、为学、学鉴”信念，共谋区域和平与发展，定能不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