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的个人主义
[日]夏目漱石 著
徐建雄 译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学习院。尽管以前对贵校并不十分了解，但毫无疑问，这与我想象中的学习院并无多大的出入。当然，走进贵校内部，于我，这还是头一回。
正如刚才冈田先生介绍时所提到的那样：今年春天，贵校也曾要我来作个演讲，可当时被什么事给耽误了——对此，冈田先生似乎比我本人记得更为真切。为了得到诸君的谅解，刚才已作了说明。总之，我当时确实身不由己，不得不有违贵校的好意。不过我也知道，仅仅拒绝邀请是十分失礼的，所以当时又加一句“下次演讲我会去的”。为慎重起见，我还问冈田先生：“下次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他回答说：“今年十月份。”我听了之后，暗自排了一下从春天到十月的日子，心想还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怎么着也没问题吧，于是说了声“可以呀”，就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后来，我就生病了，整个九月都卧床不起，一来二去的就到了约定的十月。进入十月份之后，虽说不再卧床，可我还是浑身无力，两腿直打晃，要演讲的话，就有些力不从心。可也不能将讲好的事情抛之脑后呀，所以惶惶不可终日，心想是不是马上就要来叫我去演讲了。
慢慢地，身体也不那么虚弱了，可一直到十月底，我并未主动询问此事。我没有将生病之事通告对方，不过有两三家报纸刊登过我患病的消息，所以我猜想，对方也许已了解此事，并另外请人替我演讲过了。如此，我也就放下心来。不料，冈田先生又突然跑来了。他还是穿着长筒胶靴来的（因为那天正赶上下雨）。总之，他如此打扮特意深入早稻田之腹地，为的是通知我，演讲延期到十一月底，希望我言而有信，务必践诺。由于我当时自以为已经躲过一劫，所以听了他的话，难免有些着慌。但转念一想，反正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到时候总有办法的，就回了他一声“遵命就是”。
如上所述，从今年春天到十月份，再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可以用来准备像样一点的演讲的时间，其实是不少的，可是总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没心思考虑，于是就心生怠慢，以为反正十一月二十五日还早着呢，拖拖拉拉地混日子。直到两三天之前，日子已经相当紧迫，虽说自己也知道必须加以考虑了，可由于一想起来就心烦，结果还是用画画来打发时光。说是画画，或许叫人听着觉得在画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其实也只画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画好了就贴在墙上，一个人冲着它发愣，一看就是两三天。大概就在昨天吧，来了个人，说这画很有趣——不，不是说画本身很有趣，而是说看得出我是在心情很好的时候画的。于是我就跟他说明了画画时的心理状态：不是因为心情愉快才画的，反倒是因为不愉快才画的。这世上有人因乐不可支而画画、而写字、而作文，也有人因不愉快且想让自己愉快而拿起笔来，或画画、或写文章。可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仅看这两种心理状态所导致的结果，就会发现，有时竟然是毫无二致的。不过这些我只是顺带着说说而已，与演讲的主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也就不再深入下去了——总之，我只是整天冲着那幅莫名其妙的画发愣，并没有构思演讲的内容。
就这么磨磨蹭蹭的，终于到了二十五日。也就是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来这儿抛头露面了。于是我在今天早上稍稍整理了一下思路，不过毕竟是准备得很不充分，恐怕很难满足大家的期望，不到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我不知贵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但并不认为作为惯例而从外面请人来演讲有什么不妥。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如此期待的精彩演讲，恐怕不论从什么地方请来怎样的神圣都难以完成。或者说，你们只是看到“外来的和尚”就觉得稀奇而已吧。
我曾在落语[7]家听到过这么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说的是从前有两个大名在目黑[8]一带玩鹰猎[9]。他们俩骑着马四处奔跑了好一阵子后，肚子饿得不行，不巧的是他们既没带便当，家臣也都离得很远，没法吃干粮充饥。情急之下，他们就跑到一户脏兮兮的农民家里，说不管什么东西，快拿些吃的来。那家的老爷爷和老婆婆倒是十分同情他们，就烤了现成的秋刀鱼当作菜肴，请他们吃了麦饭。他们两人就着秋刀鱼，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之后离去了。
到第二天，那秋刀鱼的香味似乎仍在鼻子前飘荡着，一点也没有减弱，叫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昨天所享用过的美味。于是那两位大名中的一个，决定请另一个吃秋刀鱼。听到这个命令，家臣们大吃一惊，但主命难违啊，只好积极地准备。他们吩咐厨师用镊子将秋刀鱼的细刺儿一根根地全都拔掉，将其浸泡在料酒里，并充分掌握火候，烤得恰到好处，这才端上去让宾主享用。但是，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那会儿肚子并不饿，而秋刀鱼经过他们这一番自以为地道的瞎折腾之后也已经原味儿尽失，所以两位大名用筷子夹着尝了尝，觉得一点儿也不好吃。他们面面相觑，最后得出了“看来秋刀鱼还非得在目黑吃不可”的奇怪结论——当然，这段落语的“包袱”也就在这一句上。
事实上在我看来，在学习院这样一所出色的学校里学习的在座诸君，每天受教于出类拔萃的诸位老师，却还想听听像我这样的人的演讲，并且从阳春一直等到了深秋，其心态、趣味，恐怕也与吃厌了山珍海味之后，想换换口味，略尝一下目黑之秋刀鱼一般无二吧。
此刻在座的大森教授，与我在同一年或前后差不了多少的时期从大学毕业。他曾对我说，近来，学生们都不好好听他讲课，学习不认真云云。不过我记得他所作出的批判并不是针对贵校的学生，而是针对某私立学校的学生。这些姑且不论，总之我当时是对大森先生说了些不太恭敬的话的。
虽说在此将那些话再说一遍多少有些难为情，但还是要重复一下。我当时是这么对他说的：有哪国的学生会心存感激、津津有味地听你们的课呢？大森先生或许当时没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是在与你们同年或更大一些的时候，比如今的你们更不着调，甚至可以说，从未好好地听过老师讲课。当然，我说的是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人，或许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并非如此。总之，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觉得就是那样的。拿我来说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挺温顺、老实，其实做学生时也不怎么听课，一直在偷懒。根据这样的记忆，再看看如今这些认真学习的学生们，我自然也就没勇气像大森先生那样加以批评了。我对大森先生所说的那些十分粗暴无礼的话，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才说的。今天，我虽然不是为了给大森君道歉才特意来到此处的，却也想借此机会，当着大家的面，向大森先生道个歉。
话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倘若回归正途，顺着刚才的思路继续往下说，那就是这样子的了：
你们考入这所出色的学校，受到出类拔萃的老师的指导，每天聆听他们专业的或公共的课程。可尽管这样，你们还特意从外面找来像我这样的人，想听听演讲，就跟我刚才所说的两位大名在目黑享用秋刀鱼差不多，难免叫人作出“因为好奇而来一口尝尝”这样的推测了。说实话，比起听我的演讲，还是听听你们每天都见面的、供职于贵校的常任老师的课，更为有益，也更为有趣。就拿我来说吧，倘若我成了贵校的教授，单凭不具备新鲜刺激这一点，我想就激发不出聚拢这么多人来听讲的热情或好奇心。你们说是不是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假定呢？其实我以前确实考虑过到学习院来当老师的事。不过倒不是我自己找来的，而是一位供职于贵校的朋友推荐了我。当时的我十分迂腐，到了眼看着就要毕业的当口，还不知道为今后的衣食来源操一点心。毕业后来到社会上一看，发现光是双手揣在怀里傻等着，住宿费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也就顾不上考虑自己能否成为教育工作者了，觉得必须先找个饭碗再说。于是就照着我那朋友所说的那样，开始跟学校接触起来。那时，我有一个竞争对手。可我那朋友一个劲儿地跟我说“没事儿”，我也就觉得稳操胜券，还似乎已经接到任命似的，打听起老师必须穿什么衣服之类的事儿了。我那朋友说，不穿西洋式的晨礼服是不能进教室的，于是我在差使还没正式敲定之前，就先去定制了一套西洋式的晨礼服。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学习院在哪儿呢，所以说我的如此行为实在是太荒唐了。
等到晨礼服终于做好，原以为十拿九稳的学习院方面却决定不录用我了。原来是我的那位对手填补了英语教师的空缺。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或许是我也并不怎么觉得懊恼或憋屈的缘故吧。只听说那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因此，倘若当初贵校没有录用那位从美国回来的人，而是阴差阳错地让我当上了学习院的教师，并且一直干到现在的话，或许我就没机会受到如此隆重的邀请，没机会站在这么高的地方跟大家讲话了。而你们从春天一直等到十一月来听我的演讲，也无非是我没能当上学习院的教师，从而被你们当作目黑之秋刀鱼一般地尝鲜的明证而已。
接下来，我想把学习院求职失败过后的事情再稍稍跟大家汇报一下。这倒不是因为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必须顺着这势头再说一点儿，而是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演讲来说，这部分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还请大家耐心听讲。
我在学习院求职失败之后，那套西洋式的晨礼服也还是经常穿着。这也是不得已，因为那时我没有别的西服可穿。你们猜我穿着那身衣服去了哪儿呢？那会儿与现在不同，求职之道十分轻松，让人觉得无论去哪儿，大门都为你敞开着。也就是说，到处都缺人啊。就连我这样的，也几乎在同一时刻收到了高等学校[10]和高等师范的邀请。由于我对那位介绍高等学校的高年级同学给予一半承诺的同时，又向高等师范打了招呼，所以事情就变得微妙、复杂起来。我那时很年轻，考虑问题不周到，做事情也很不地道，遭了些报应也是罪有应得，不过当时也确实感到有些焦头烂额。过了一阵子，我那位已经做了高等学校的老资格教授的高年级同学把我叫了去，责问我说：“为什么答应了来这儿，还跟别处眉来眼去的，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我因为年轻，肝火特别旺，心想，干脆我两边都不去总行了吧？于是就开始照此办理。可谁知这么着，有一天又接到了当时的高等学校校长，如今的京都理科大学校长久原先生的通知，说是要我到学校里去一趟。我立刻跑了去，一看，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以及推荐我的那位高年级同学都在座。久原先生提出忠告说：“你不必顾虑我们这边，去高等师范那儿就行了。”事已至此，我当然不能说“不去”了，只得表示同意。不过我心里却觉得这下可真麻烦了。因为，尽管现在想来是十分难得的好事，可我当时并未觉得高等师范这样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第一次见到嘉纳先生时，我内心十分犹豫，甚至还对他说：“您要我成为跟您一样的教育家，成为学生的榜样，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嘉纳先生待人接物是十分高明的，说：“哦，既然你如此坦诚地加以拒绝，我就越发地希望你来了。”说什么也不肯放过我。如此这般，虽说我也并非贪得无厌地要脚踩两只船，可事实上给有关的人增添不少额外的麻烦，而最后呢，还是去了高等师范学校。
然而，由于我原本就缺乏那种成为伟大的教学家的资质，所以我当上老师之后也是缩手缩脚、诚惶诚恐的。就连嘉纳先生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太率直了。真拿你没办法。”所以或许我应该更随便一点才好吧。可是不管怎么说，我都只觉得这地方不适合我。说老实话，我当时的心态，其实跟去鱼摊、点心铺帮忙打下手差不多。
一年过后，我终于去乡下的中学教书了。那是位于伊予松山的一所中学。你们听到松山的中学就笑了，多半是读过我写的《少爷》[11]吧。《少爷》中有个绰号叫“红衬衫”的家伙，书刚面世那会儿老有人问我：“那家伙到底是谁呀？”这事儿该怎么说呢？当时在那中学里，身为文学士的只有我一个，所以如果非要给《少爷》中的人物都一一找出原型的话，那就只能说“红衬衫”就是我本人了。——真是荣幸之至啊！
我在松山也只待了一年。离开时有知事出面挽留，但由于跟下一家已经说好，所以最终还是谢绝后离开了。这次我去的是位于熊本的一所高等学校。我的教学经历就是从中学到高等学校，再从高等学校到大学，按照这样的顺序一步步走过来的。只不过从未教过小学和女子学校。
我在熊本待的时间相当长。后来文部省突然透风给我，问我想不想去英国留学。那是去熊本后第几年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对于出国留学，其实我当时是想回绝的。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人，即便去外国留学了，恐怕也不会对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可是，传达文部省内部消息的教头说，那是对方考虑的事情，你没必要自己掂量自己，还是去的好。再者，我也没有什么非要反抗到底的理由，于是就服从命令，去了英国。但是，到了那里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无事可干。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之前的情况介绍一下了。这些话也是今天演讲内容的一部分，还请大家理解。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英国文学。你们或许要问，这英国文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老实说，尽管专门学习了三年，我如今也仍在云里雾中呢。当时，我们的老师是杰克逊先生。我在他跟前或朗诵诗歌，或朗读文章，或写作文，有时也因漏掉了冠词而被他训斥，或因发音不准而惹他光火。考试的时候尽是些“华兹华斯是哪年生、哪年死？”“莎士比亚著作的大开本有几种？”或者是“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写出司各特的作品名”之类的问题。即便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学生恐怕也能想象得到吧：这些能算是英国文学吗？英国文学姑且不论，事实上，靠这样的学习方式，是连“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都不可能明了的。于是我想，既然如此，能否凭我一己之力来搞清楚文学呢？这其实也如同盲人骑瞎马一般，是徒劳无益的。我一头钻入图书馆，东转转，西看看，可还是毫无头绪，一无所获。我觉得这倒也不全是我能力太差的缘故，相关的书籍实在太缺乏了。总而言之，学了三年，最终也没搞懂文学是什么。所以，若说我的人生烦恼首先就来源于此，绝非虚言。
我就是在如此浑浑噩噩、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走上社会的。与其说是当上了老师，还不如说是被人当作老师，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呢。所幸的是，尽管我的外语也很不靠谱，总算还能糊弄得过去，这日子一天天地倒也过得平安无事。但我的心里却时常觉得空空荡荡的。倘若仅仅是空虚感，或许反倒能想开些，可除此以外，我还总觉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潜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扯不断理不清的令人不快的东西，真是叫人受不了。不仅如此，对教师这一职业，我丝毫也不感兴趣。对于自己缺乏教育家应有素质一事，我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可即便是仅仅在教室里教教英语，也总觉得不胜其烦。所以我似乎一直就跟半欠着身子、不肯坐实似的，老想着一有机会就跳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领地去。然而，这属于我的领地似有却无，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去，都没地方可跳。
我只知道人生在世必须干点什么，却不知道具体应该干点什么。我如同困在云里雾中之人，孤零零地傻站着，不知所措。不过我也知道，与其期待着从哪儿射来一束阳光，还不如自己打开探照灯，发出一道光束来照亮前方。但不幸的是，无论我朝什么方向望去都是混沌一片，四顾茫然之下，我仍然呆立原地。那感觉，简直就像一个被塞进了麻袋怎么也出不来的人，心中焦急万分，觉得只要手里有一把锥子立刻就能脱颖而出，可偏偏就没人给我一把锥子，自己也找不到这样一把锥子，只是一个劲儿地为今后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着急，不为人知地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
我就是怀着如此惴惴不安的心情从大学毕业，又揣着同样的不安从松山跳槽到熊本，在将之深埋心底之后去了外国。然而，既然都出国留学了，自然也就多少感觉到了一些新的责任。于是我尽可能地发奋努力，想要干出些名堂来。可是，不论我读了什么样的书，却发现自己仍身处囊中，还是没有脱身出来。我走遍了整个伦敦，也找不到那把可破囊而出的锥子。我待在自己寄宿的房间里苦苦思索着，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聊透顶。我明确地感到，无论读多少书，也不会令自己满意。甚至连为什么读书，也都变得令人茫然起来。
到了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关于文学是什么，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建立起基本概念之外，我是没有出路的。我终于感觉到，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以他人为本位，如同一叶浮萍似的在那里漂着，这终究是行不通的。我这里所说的“他人本位”，是指让别人喝了自己的酒之后，聆听其评价，然后一刀切地以此评价为准。说白了，就是鹦鹉学舌。说穿了之后，由于太过傻气，或许有人觉得难以接受，或许会觉得怎么说也没到鹦鹉学舌的地步吧。然而，毋庸置疑，事实就是如此。就拿最近非常热门的伯格森和欧肯来说吧，不也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说三道四，咱们日本人就跟着瞎起哄吗？那一阵子，几乎是不管西洋人说了些什么，咱们这边都一概盲从，并且还摆出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气派来。随口编排些片假名人名[12]大吹大擂，摇头晃脑的家伙比比皆是。我倒不是在说别人的坏话。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譬如说，读了某西洋人对另一西洋人的作品的评论，不考虑其是否得当，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领会了，就到处散布传扬。这样的知识，可谓是囫囵吞枣的知识，是僵硬死板的知识，并不能化为有血有肉的自己的东西。我们就这样将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财富，自以为是地四处张扬。更何况由于所处时代的缘故，大家对如此做法还大加赞赏呢。
然而，不管人家怎么赞赏，由于自己清楚仅仅是穿着借来的衣服在抖威风，所以难免心虚，难免忐忑不安，跟轻而易举地将孔雀羽毛插在身上虚张声势没什么两样。于是我终于意识到，倘若再不抛却浮华，追求本真，那么就永远也无法做到心安理得了。
譬如说，即便西洋人说这是一首很好的诗，音调绝佳，读起来朗朗上口，那也只是西洋人的见解，虽说对我也不无参考价值，但只要我不那么认为，就不应该现学现卖。只要我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日本人而非英国人的奴婢，只要我是一个拥有如此见识的国民成员，那么，即便从全世界通用的“诚实”这一道义的角度来看，我也决不能委曲求全，随随便便地放弃自己的意见。
但是，由于我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倘若英国批评家所说的话与我的想法有矛盾的话，一般来说，就难免叫人气馁了。于是我便考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矛盾。风俗、民情、习惯，一样样地排查过去，发现国民性格的各个方面全都能成为其原因。其实，这是基于某种“必然性”而导致的错误认识——因为一般的学者们都将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认为甲国人喜欢的东西必定能获得乙国人之赞赏。我不得不说，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便不能化解这种矛盾，也应该是能够对此加以说明的。而仅仅是对此加以说明，就已经相当于朝日本文坛投去一道光明了。——这就是我当时所领悟的。虽说领悟得太晚，自己也觉得惭愧之至，但事实如此，所以就在此实话实说了。
为了巩固自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不，不是巩固，应该说是“重新建设”吧，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阅读一些与文学毫不相干的书籍了。简言之，由于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了“自我本位”这四个字，所以为了证明这个“自我本位”，我就一头扎入其中，也不管它是科学研究还哲学思考了。如今，时代不同了，多多少少有些头脑的人，对于这些事情都已经十分明了。但在那时，不仅我个人愚昧无知，社会也尚未发展到如此地步，因此，我采用那种做法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
自从掌握“自我本位”这一理念之后，我自己也就强大起来了，甚至生出些许“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之前的我，一直可谓是茫然自失的，而指导我立身于此，告诉我必须走这条路的，不是别人，正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字。
坦白地说，我就是根据这四个字而重新踏上人生旅途的。由于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起哄于心难安，我考虑后认为，倘若能抛出不必盲从西洋人的无可动摇的理由，不仅自己畅快，他人也会很高兴，所以就决定以著述来成就功业，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到那时，我内心的不安已经完全消除。我得以用轻松的心情眺望阴郁沉闷的伦敦。打个比方，就跟我经过多年的苦恼烦闷，终于用鹤嘴镐“咔嚓”一声刨到了矿脉一样。如果再允许我啰嗦几句的话，我可以说，那就像一个之前一直被困在浓雾之中的人，突然被指明了前进方向一样。
其实，我受到如此启发，已经是在留学生活过去一年多的时候了。因此，我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在国外完成事业的，只能尽可能地收集资料，以便在回国之后出色地加工成型。虽说事出偶然，我反倒是在要回国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动力，而不是在出国之前。
然而，我一回国，就不得不立刻承担起义务，为衣食而四处奔走了。我去高等学校教过书，也去大学教过书，后来由于钱不够用，还去一家私立学校教过书。雪上加霜的是，我又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最后竟落到不得不写些无聊的东西投给杂志的境地。如此这般，受制于种种现实窘况，我那原本规划好了的伟大事业终于半途而废了。我所著的《文学论》，与其说是一种纪念，还不如说是失败的遗骸，它是畸形儿的遗骸，或者也可说是正在建设中就遭受地震摧残而坍塌的未来城市的废墟一样的东西吧。
但是，“自我本位”这一我当时所获得的理念，依然保持着。不，应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强劲了。尽管著述性质的事业已经以失败告终，但当时所拥有的那种以自己为主、他人为宾的信念，仍给今天的我带来强大的自信和无可替代的心安理得。我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直到今天仍活在我的心中。事实上，现在我能站在高台上向诸君演讲，或许就是仰仗着这股力量的支撑。
以上，仅是粗略地介绍一下我的经历，而之所以要跟你们说这些，完全是出于“是否能为你们提供参考”这样的多管闲事一般的好心肠。今后，你们全都会离开学校，踏上社会。有人或许还要在学校里多待一会儿，有人或许很快就要活跃在现实社会之中了。不管怎样，可以预料的是，你们恐怕也会重复一遍我所经历过的烦恼（即便烦恼的种类不尽相同）。恐怕许多人会像我一样，想要突出重围而冲不出去，想要抓住点什么却像摸到一个光头一般，滑溜溜地什么都抓不住，以至于焦躁不安，着急上火吧。如果你们之中有人已经凭借一己之力劈开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例外了。如果有人满足于跟在别人后面，走前人走过的老路，我也决不会说这样子有什么不好（只要自己心安理得且充满自信就行）。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能自己挥动鹤嘴镐挖掘前行，直到刨到矿脉为止了。不这样是不行的。我之所以说“不行”，是因为假如刨不到矿脉，那么他将终生郁郁寡欢，张皇失措，不得安生。我前面之所以要着重讲述自己的经验，其理由尽在于此，一点也没有要大家以我为榜样的意思。事实上，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迂腐之辈，只要具备了自己能够开辟出前进道路的觉悟，那么，不论在你们看来那道路有多么的不堪，也只是你们的观察和评价，于我是没有丝毫损害的。对此，我是感到心满意足的。但是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决不会因为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了，获得自信了，就希望你们也走同样的道路。
总之，根据我的判断，我所经历过的那种烦恼，你们以后也一定会遇到，但实际情况到底会怎样，是谁也说不准的。倘若真是这样，那么，在解决这种烦恼之前，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做学问的人，把找到人生道路之前的探索当作自己终生的一项工作，或者是十年二十年的工作，恐怕也是必需的吧。“啊，我的人生道路在这儿呢！”“啊，属于我的矿脉终于被我挖到了！”——恐怕只有当你们从内心深处喊出这样的感叹句时，你们才能够真正觉得心安理得吧；而不会被轻易摧毁的坚强自信，也会随着这一声呼喊从你们的胸中冉冉升起吧。或许达到如此境界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可是，如果有谁仍困在半途的迷雾之中而困惑不已的话，那么，不论付出怎样的牺牲，也应该继续探索前行，直到挖到属于自己的矿脉为止。我这么说，并非仅仅是为了国家，甚至也不是为了你们的家人，而是觉得为了让你们自身获得幸福就绝对是需要这么做的。如果有人早已走过我所走过的道路，那就无话可说了，可要是有人正纠结于某处障碍，那你就必须冲破障碍，继续前行。——因为，说是要前行，但原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好，所以遇到障碍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我其实并不想将类似于忠告之类的东西强加给你们，只是觉得这或许关系到你们今后是否幸福，才坦诚相告的。我是觉得倘若心中犹犹豫豫，不干不脆，迷迷糊糊地怀有这样也行、那样也未尝不可的海参一般的精神状态的话，恐怕自己也不会觉得愉快。当然，如果有人说“这也没什么不愉快”，那就无话可说了。或者说是“已经超越了这种不愉快”，那也挺好。我祝愿大家都能超越。不过我是出了校门三十年仍没有超越的。这种痛苦虽然是一种隐痛，但我确实年年岁岁都受它的折磨。如果在座的诸君之中也有谁患有与我一样的病痛，那我就希望你奋勇向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认为，到了那里，发现“哦，原来我的安身之所在这儿！”就能获得充分的自信，就会终生都感到心安理得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说了上面的那些话。
上面所说的，相当于我今天演讲内容的第一部分，现在，我想开始第二部分的演讲。
在世人眼里，学习院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进的学校。恐怕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正如我所推测的那样，寒门子弟进不来，这里所聚集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子弟的话，那么在你们毕业后随之而来的种种东西中，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权力。换言之，你们踏上社会之后，比寒门子弟所能使用的权力要更多。我前面已经说了，“奋勇前进直到挖掘到属于自己的矿脉为止”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幸福和心安理得，那么，为什么它会给你们带来幸福和心安理得呢？那是因为你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安定下来；而在安身立命之后再往前行，你们的个性才会得以进一步发展。当你们感到“啊，这儿才是我安身立命之处啊！”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个性完全相符时，方始能说获得了幸福和心安理得。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角度来考察一番刚才所说的权力，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将自己的个性强加到别人头上的工具而已。倘若一口咬定它就是工具的说法不太好，那么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能够用作工具的利器吧。
排在权力之后的是金钱。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你们也比寒门子弟拥有得更多。如果我们以同样的角度来对金钱考察一番，就会发现它是一件可用于扩张自己的个性并诱惑他人的宝贵工具。
如此看来，在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他人，或将他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这方面，权力与金钱是十分管用的工具，而比起穷人来，你们在这方面也更具优势。也正因为拥有如此力量，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刚才我说到，在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后，自己的个性才能在学问、文学以及兴趣爱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它的应用范围要宽广得多，并不仅限于学术和文艺的领域。
我认识这么一对弟兄，弟弟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哥哥则喜欢钓鱼且沉湎于此道。哥哥觉得弟弟畏畏缩缩的，对于他总闷在家里的做法极为反感。他自以为弟弟是因为不出去钓鱼，才变得如此消极厌世的，于是就强拉着弟弟钓鱼。弟弟尽管非常不快，但由于哥哥非常霸道地要他扛起鱼竿，提起鱼篓，跟随自己一起去钓鱼塘，也就闭着眼睛跟他去了，最后也钓到了一些半死不活的鲫鱼之类，垂头丧气地回家了。那么，弟弟的性格后来有没有像哥哥设想的那样有所改变呢？一点也没有。非但如此，反倒越来越讨厌钓鱼了。这是因为，钓鱼这件事十分符合哥哥的性格，可谓严丝合缝，毫无间隙。但这仅仅是哥哥的个性，与弟弟毫不相干。这个例子中不涉及金钱，仅说明动用权力对人施加高压的情况。是哥哥的个性压迫弟弟，从而强迫他去钓鱼。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上课的时候，参军入伍之后等，即便是寄宿生活，也是以军事化为主的——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高压手段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说的是你们独立走上社会之后的事情，所以你们必须以此为前提来理解我所说的一切。
当你们今后十分幸运地遇上了我前面所说的那种自己以为很好的事情，喜欢的事情，与自己的性格相符的事情，然后便开始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性之时，如果忘记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就会心生“把那家伙也拉进圈子来吧”的念头。这时，你们如果拥有权力，那么与他人关系就会变得与上面所述的那对兄弟一样别扭了。如果拥有金钱的话，就会想到以撒钱的方式，将他人改造成自己的模样。也即，以金钱为诱惑的工具，利用其诱惑之力，将他人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不论哪一种，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我常常会这样想：你们应该在能发展自己个性的地方安身立命，应该找到完全适合自己的工作，在此之前，必须奋勇迈进，否则将造成终生的不幸。但是，如果得到社会的允许，自己的个性受到了尊重，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自然也就应该认可别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价值取向。我认为这是完全必要且十分正当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己的天性偏向右，就看不得别人偏向左，那就不对了。当然，如果是由更为复杂的因素所构成的善恶或正邪的问题，不借助稍稍精妙一点的解剖之力，是不能妄加评论的，但在与那些问题无关或虽然有关却并不太复杂的情况下，只要自己在他人那里享有自由，就必须平等对待，坚信自己也应该给他人以同等的自由。
近来，出现了高唱“自我”“自觉”，并将其当作自己可以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标签来使用的现象，其中怪异之象甚多。他们在高喊要彻底尊重自己的“自我”时，一点也不认可别人的“自我”。其实，既然具备公平的眼光和正义的观念，那么在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必须给他人以自由。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不能毫无理由地妨碍他人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而发展个性。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妨碍”这两个字呢？那是因为你们之中的很多人，今后将处于能够妨碍他人的地位。你们之中的很多人，能够运用权力，运用财力。
本来，世上是不存在什么不附带义务的权力的。像现在这样，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着你们，拥有让你们静听一两个小时的权力，那么我就必须讲出能让你们静默听讲的内容来。就算是作一次平淡无奇的演讲吧，我的态度和姿态也必须端端正正，这样才能让你们保持礼貌恭敬。如果说由于我是客人，你们是主人，所以你们才这么安分守己，自然也无可厚非，但这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礼节，是不触及灵魂的习俗，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另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想必你们在教室里也经常受到老师的训斥吧。假使老师只会训斥学生，他自然是没资格授业解惑的。作为老师，在训斥学生的同时，也必须殚精竭虑地给学生上课，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拥有训斥权力的老师，也必定拥有教育的义务。为了维护纪律，维持秩序，老师可以充分使用被赋予的权力。但如果不尽到与该权力密不可分的义务，那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了。
财力方面也是如此。我认为，那种没有责任感的财主也是要不得的。简明扼要地来讲，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金钱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无论用到哪里都很吃得开。譬如说，如果我通过证券交易赚了十万元，就可以用这十万元来盖房子，也可以用它来买书，或者到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我可以以各种方式来使用这十万元钱，其中也包括用作收买人之精神的手段，比如可以用它来收买人的良心，可以用它来使他人的灵魂堕落，很可怕是不是？如果让在证券市场上赚到的钱在道德伦理层面发挥巨大的威力，那就只能让人觉得是使用不当了。然而，尽管会被人认为使用不当，但实际上金钱就是被如此运用的，我们拿它也没什么办法。除非拥有金钱的人同时也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妥善利用金钱，不使它在道德层面上造成伤害，否则是没什么办法能够防止人心之腐败的。所以我想说，金钱一定要附带着责任一起流通。如今自己拥有如此财富，倘若将其用于这方面，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倘若将其用于那方面，就会产生那样的影响——我们不仅仅要培养出这样的见识，还要根据这样的见识，负责任地处置自己的财富，如若不然，就对不起这个社会。不，不仅是对不起社会，也同样是对不起自己。
将上面所说的内容归纳一下，就是：第一，要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想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必须明白它所附带的义务；第三，倘若要显示自己的财力，就必须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可以归结为这么三条吧。
这样的意思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道德修养，否则的话，发展个性是没有意义的；使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使用金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为了自由自在地享受这三者，就必须同时接受这三者所提出的人格要求。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倘若一味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会妨碍他人；倘若使用权力，就会沦为滥用；倘若动用财力，必将导致社会腐败，总之，会呈现出十分危险的迹象来。又由于你们最容易接近以上三者，所以我认为你们一定要成为人格高尚之人。
下面我稍稍岔开一点，谈一下英国的情况。众所周知，英吉利这个国家是非常尊重自由的。然而，尽管它如此热爱自由，却又秩序井然。可以说，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规矩、严谨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英国。没办法，我确实挺讨厌它的。如此崇尚自由又秩序井然的国家，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吧。像我们日本这种国家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他们可并非只是一味的自由。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在热爱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因此，在他们所谓的自由背后，肯定是附带着义务这一观念的。“英格兰希望所有人恪尽职守”[13]这一纳尔逊的名言，其意义绝不仅限于一时一地。这种思想无疑是与他们的自由互为表里地共同发展而来的，有着深邃的历史根源。
当他们感到愤愤不平时，经常会发起示威运动，可政府绝不横加干涉，而是绝对的放任自流。与此相应的是，进行示威的人们也极有分寸，不会胡作非为，给政府带来麻烦。在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来有所谓的女权扩张主义者闹腾得有些出格，这就只能说是例外了。虽说要算作例外的话，似乎数量太多了些，但也还是只能算作例外。由于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或者钻了自古以来尊重女性之传统的空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显得与英国人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了。她们撕破名画，在监狱里用绝食的手段来为难狱卒，把自己绑在议会的长凳上大喊大叫。这些现象确实出人意料，或许她们以为，既然身为女性，那么不论怎么胡闹男人们也都会退避三舍的吧。但是，且不管她们有怎样的理由，如此行为总叫人觉得有些无法无天。要说到正常的英国风度，应该还是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在不违背义务观念的前提下热爱自由。
我这么说也并无一定要以英国为榜样的意思，只不过觉得怀有义务之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在社会上是无法存在的。即便存在于一时，也肯定会遭到排斥，遭到摒弃。我希望你们拥有自由。与此同时，又希望你们接受义务的观念。在此意义上，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扬“个人主义”的。
注意，千万不要误解这里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尤其是面对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倘若灌输了不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会问心有愧，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请你们多加注意。由于余下的时间不多，我只能简单说明。总之，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个人的自由对于个性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个性发展又与你们幸福与否密切相关，因此，我认为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那种“我向左而你向右也没关系”式的自由，不仅自己应该拥有，同时也必须赋予他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财力、权力的运用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仅仅由于自己不喜欢就加以打压，由于自己看不惯就将人干掉，对方毫无过错却向他滥用财力、权力的话，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在人的个性惨遭破坏的同时，还会造成人世间的巨大不幸。譬如说，我没干一点坏事，仅仅因为不符合政府的心意，警视总监就派警察将我家团团包围了，那会怎样呢？或许警视总监拥有这样的权力，可道义良心是不允许他如此运用权力的。再如，要是三井或岩崎这样的大资本家与我过不去，用金钱收买我家的用人，事无大小一律与我对着干，又会怎样呢？如果他们那财力的背后多少附带一些人格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如此恣意妄为了。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危害，就是由于没有理解符合道义之“个人主义”，而运用权力、财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结果。所以，“个人主义”，我在此所说的“个人主义”，绝不是庸俗之辈所以为的那种会危及国家的思想。我对此的解释是：一种在尊重他人之存在的同时，也尊重自己的“个人主义”。我认为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堂堂正正的“主义”。
如果说得更为简单明了一些，这是一种只问是非曲直而毫无党派意识的主义，不会为了权力和财力而结党营私，胡作非为。也正因为这样，“个人主义”的背后，也潜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孤独。既然不结党拉派，既然是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也不妨碍别人走他们的路，那么在某种时候，某些情况下，就必定是分散的，是单独行动的。所谓孤独，就在于此。在我主持《朝日新闻》的“文艺栏”那会儿，不记得是谁，写文章说了三宅雪岭[14]的坏话。不过不是人身攻击，只是一般的批判而已。再说文字也很短，只有两三行。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刊登出来的了，总之，我是负责该栏目的，但可能我正在生病，也可能不在生病，而只是觉得无伤大雅，就同意刊登了。反正那则批判在《朝日新闻》的“文艺栏”上刊登出来了。可谁知这下可惹恼了《日本及日本人》的那帮家伙。尽管他们没上门来跟我直接交涉，却向我的手下人提出了撤销的要求。并不是三宅雪岭本人提出的，是他的小弟——说“小弟”就好像有些赌场氛围了，不好——应该说是他的同仁吧，强烈要求取消那些文字。如果真是污蔑言论，当然是应该撤销的，可既然是批评，哪能这么做呢？就我来说，只能说刊登与否是我方的自由了。但要求“撤销”的《日本及日本人》的某些人，竟然每期都写骂我的文章，真是令人震惊不已。我没与他们直接交涉，但间接地听到这些事儿后，觉得十分奇怪。因为，与我遵照“个人主义”的行事方式不同，对方似乎是基于“党派主义”的。当时，我甚至会将恶评我作品的文字刊登在自己主持的“文艺栏”，所以对他们由于不满别人对雪岭先生的批判而动怒，感觉十分惊讶，同时也感到十分奇怪。我以为这种思想太落后了——尽管这么说有些失礼，甚至觉得这是封建时代才有的集体观念。尽管我这么想，却无法摆脱某种孤独感。我对于出入我家的年轻人，有时会提出一些建议，但只要没什么重要原因，是不会压制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因为我明白，不论是在多么亲近的人之间，也总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的。我尊重他人的存在，就等于给了他人相应的自由。因此，只要对方不起劲，那么不论我感到多么屈辱，也决不会求助于他。这，就是“个人主义”的孤独。由于“个人主义”在以人为目标而决定向背之前，首先要弄清是非曲直，要决定自己的取舍去就，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总是孑然一身，觉得孤独、寂寞，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劈开的柴火，捆成一捆的话，也会胆壮气豪的。
为了避免误解，还有一点我也必须说明一下：“个人主义”并不是与“国家主义”为敌的、蛮不讲理的东西。其实，凡是称为什么什么“主义”的玩意儿，我都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人是不能归结为什么“主义”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才不得已在什么“主义”下陈述种种事宜罢了。有人以为如今的日本不推行“国家主义”是不行的，到处鼓吹如此主张，甚至还有不少人宣扬不对“个人主义”加以践踏国家就会灭亡什么的。可哪有这种混账事呢？事实上我们既是国家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同时还是个人主义者。
“个人主义”是个人幸福的基础，而个人的自由又是“个人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各人所享有的自由又是随着国家之安危，如同温度计一般地上下变动的。如果说这是一种理论，那么它也是一种从事实中自己冒出来的理论。自然状态就是如此。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个人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国泰民安之时，个人的自由也会得到伸张，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只要具有一定的人格，那就不可能在国家危亡之际疯疯癫癫地只想着发展自己的个性。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其实也包含着针对那些火灾早已过去却还戴着防火头巾的人的忠告。他们这么做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把自己弄得十分憋屈。因此，也请你们从这方面来加以理解。
再举一个例子。以前我在高等学校的时候，那儿曾创建了一个“会”。这个“会”叫什么名字，以及宗旨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个标榜国家主义的，挺一本正经的那么个“会”，并不是个什么不三不四的“会”。当时的校长木下广次似乎也很支持。该会的会员全都在胸前挂个徽章。我也被拉了进去，但徽章么，我就不挂了。我自然不是发起人，并且也很有些不同的看法，但考虑到加入了也没什么妨碍，就加入了。不知怎么的，在一个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有一名会员上台去演讲了。这人虽是会员，可有些方面极其反对我的意见，所以记得我以前曾猛烈攻击过该会的宗旨。他在成立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完全成了对我的主张的批驳了。我不知他是故意的，还是出于偶然，反正看那架势，我不予以答辩是过不了关的。没办法，我只得在他之后也登上了讲台。当时我的态度和举止想必是相当难看的，但还是简洁明了地将自己的主张讲了出来。你们或许要问我那时都讲了些什么，其实都是些很简单的道理。我是这么说的：
国家或许非常重要，可要我们像中了它的邪似的一天到晚地将它挂在嘴上，终究做不到。或许有人觉得坐卧行止，生活琐事都与国家大事密切相关，但要一个人从不间断地只想着一件事，是不现实的。挑着豆腐担卖豆腐的人，绝不是为了国家而四处叫卖的，其本意无非是想赚钱养家而已。但是，不管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其行为的结果却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与国家利益间接相关的。同样的道理，我今天中午吃了三碗饭，而到晚上却增加到了四碗。那么能说我饭量的增加是为了国家吗？恐怕不能吧。说实话，吃多少饭，是取决于我的胃口的。可是，从间接又间接的意义来讲，也未必不能说影响到了国家利益吧。不，从某些方面来说，多少也与世界大势有关吧。可是，倘若本人老想着这个，为了国家而吃饭，为了国家而洗脸，为了国家而上厕所，那就叫人受不了了。要颂扬国家主义的话尽管去颂扬，而要将事实上难以做到的事情假装是为了国家而做的，那就是虚伪了。
我当时的答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国家一旦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没有人不会为之担心。而当国家强大，对于战争的忧虑减少，或者说越是不担心受到别国的侵略，国家观念也就越淡薄。这时“个人主义”进入人们的内心，填补空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今天的日本恐怕并不那么的国泰民安吧。不仅贫弱，还很小，因此，难以预料在什么时候，发生怎样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应该考虑一下国家大事。但只要日本还没到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就没必要到处“国家、国家”地嚷嚷个没完。这与火灾尚未发生，就没必要抢先穿戴起消防服饰满大街乱跑，将自己弄得透不过气来是同一个道理。说到底，这是个实际程度的问题，一旦爆发了战争，或真的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具有考虑国家大事之头脑的人，以及具有不得不考虑之人格修养的人，自然会倾向于此，为了国家利益，束缚一点个人的自由，限制一下个人的活动，也就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因此，我坚信，这两种主义并不总是相互矛盾，你死我活的。关于这一点，我本想详细解释一下的，但由于没有时间了，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承蒙盛情相邀，我今天来到贵校，尽可能地向即将开启个人生涯的在座诸君，说明了“个人主义”的必要性，是因为我觉得，这对你们走上社会之后，多少是有些参考意义的。我不太清楚你们是否理解我所说的这些，如果我所说的里面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那就是我表达能力不够，或表达方式不好了。因此，如果觉得我的话中有暧昧模糊的地方，请不要将就着理解，可以到我家里来直接问我。无论什么时候来，我都会尽量解释清楚的。当然了，如果不这么费事也能充分理解我的本意，我将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的演讲到此为止，占用了大家很长的时间，还请多多原谅。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学习院辅仁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