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格兰古瓦！在这庄严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纵使圣约翰节的所有双响炮齐鸣，二十支火枪齐发，比利炮楼那赫赫有名的蛇形炮轰鸣（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巴黎被困时，它一炮炸死了7名勃艮第人），圣殿门储存的所有弹药全部爆炸，也比不上执仗吏口中这句话更能震聋他的耳朵：“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

这倒不是格兰古瓦害怕或蔑视红衣主教大人。他既不懦弱，也不傲慢。按今天的话来说，格兰古瓦是位地地道道的“折中主义者”。他为人高尚坚定，温和恬静，一直恪守中庸之道（stare in dimidio rerum），富于理性，充满自由哲学主义思想，并且尊重红衣主教。这类宝贵的哲学家一脉相传，智慧好比又一位阿丽亚娜，上天交给他们一个线团，使他们得以从开天辟地起，安然穿过人类沧海桑田的迷宫。各个时代都有他们的身影，并且始终如一，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会审时度势，适应各自的时代。如果我们能恢复皮埃尔·格兰古瓦应得的荣耀，他也许真是十五世纪这类哲人的代表。我们的格兰古瓦暂且不论，但肯定是这类哲人的精神在激励着杜·普雷尔，他才能在十六世纪写出这样率真而卓越的话语，足以流芳百世：“从籍贯上来说，我是巴黎人；从言论上来说，我是自由派。因为passhisia在希腊文中意为言论自由：我甚至对孔蒂亲王殿下的叔父和兄弟这两位红衣主教大人也讲言论自由，不过我同时尊重他们的地位，从不冒犯他们众多随从中的任何一位。”

所以说，虽然红衣主教大人的出场让皮埃尔·格兰古瓦很不愉快，但这与仇恨蔑视无关。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精于人情世故，他的长衫已经破旧不堪，他巴不得让红衣主教阁下亲耳听听他在序言中的丰富隐喻，尤其是对法兰西雄狮之子海豚的颂扬。然而，在诗人的天性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个人利益。假定数字十代表诗人整体，那么可以肯定，若让化学家对其进行分析和剂量检测，如同拉伯雷所言，便会发现其中私利只占一分，而自尊却占了九分。然而，在那扇看台门为红衣主教大人打开时，格兰古瓦的那九分自尊，被观众的赞誉之风一吹，已经迅速膨胀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我们刚刚从诗人气质中辨别出来的那一丁点微乎其微不易察觉的私心被窒息而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实这点私心倒是宝贵的成分，好比压舱物，让诗人不脱离现实和人性，否则他们就该脚不着地了。面对格兰古瓦贺婚诗句中层出不穷的长篇大论，全场观众无不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连气也不敢喘一下。格兰古瓦感觉到、看到，甚至可以说触摸到了他们的这种热烈情绪，心中好不畅快！我敢肯定他自己也和观众一样如痴如醉，与拉封丹的反应正好相反。后者在其喜剧《佛罗伦萨人》上演时问道：“是哪个混蛋写的这首歪诗？”而格兰古瓦却会乐意询问身边的观众：“这是谁的杰作啊？”因此，红衣主教大人大煞风景地突然驾临，格兰古瓦心里是什么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他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红衣主教的入场引发了人群的骚动。大家都转过头去望着贵宾专用看台，异口同声再三欢呼：“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倒霉的序言再次被打断。

红衣主教在看台入口处停留了片刻，用相当冷漠的目光扫视人群，骚乱愈发猛烈。人人都想看清他的尊容，恨不得把脖子搁在旁人的肩膀上。

这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看他比看任何一场戏都值得。查理，波旁红衣主教、里昂的大主教和伯爵，兼高卢首席主教。他的兄弟——博热的领主皮埃尔，娶了国王的长女，因而他是路易十一的姻亲。此外，他的母亲是勃艮第的阿妮丝，所以他与莽汉查理也有姻亲关系。然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性格上最鲜明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对权贵的阿谀奉承与顶礼膜拜。可想而知，这种双重的姻亲关系给他惹了多少麻烦，他的精神之舟不得不在各类暗礁之间迂回穿行，以免撞到路易十一和莽汉查理这两座堪比沙里勃德和西拉的险礁，重蹈内穆尔公爵和圣波尔统帅的覆辙。多亏上帝保佑，他才顺利穿越海峡，平安抵达罗马。然而，尽管他已抵港，也正因为他已抵港，每当他回顾自己险象环生、历尽艰辛而又漫长的政治生涯时，无不心有余悸。因此他常说一四七六年对他而言是“黑暗而又光明”的一年；意思是说这一年，他同时失去了他的母亲波旁奈公爵夫人和表兄弟勃艮第公爵，而这两件丧事恰好可以互相安慰。

话说回来，这是一位好人。他过着红衣主教的快活日子，开怀畅饮夏约皇家葡萄园的美酒，对丽莎德·卡穆瓦兹和托马斯·萨伊阿德这类女子并不仇视，乐意布施美丽的少女，而不愿意理睬老太婆。鉴于以上种种原因，他很受巴黎民众欢迎。他每次出门都有一帮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随行，他们个个出身名门，风流倜傥，放荡不羁，胡吃海喝；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虔诚的信女们，晚上路过波旁公馆灯火辉煌的窗户时，不止一次地听到白天给她们念诵经文的同一批人，竟然在觥筹交错声中吟唱教皇博诺瓦十二世的酒神颂来，无不愤慨万分。这位教皇曾在三重冕上又加了第三重冠：Bibamus papaliter。

也许是因为他素得人心，才在入场时免遭群众的嘘声。大家刚刚还怒气冲天，尽管在即将选举胡闹王的日子，他们对红衣主教并没有多少敬意。不过巴黎人一向不怎么记仇，况且，市民们刚才不等红衣主教，擅自迫使演出开始，已经灭了他的威风，也就心满意足了。再说，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仪表堂堂，穿着一件漂亮得体的大红袍。总之他赢得了所有妇女的好感，因而等于得到了一大半观众的拥护。对于这样一位身着漂亮得体红袍的美男子，只因为他耽误了演出开场就嘘他，未免有失公道，也太显得小家子气了。

他步入看台，面带着那种天生的大人物对待平民百姓的微笑向观众致意，然后若有所思地款款走向他猩红色的天鹅绒座椅。随行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按今天的说法该是他的幕僚们——跟在他后面一齐涌入看台，引起观众更大的喧哗声和好奇心。大家争相指指点点，呼名道姓，显示自己至少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是马赛的主教大人阿洛代，那位是圣德尼教堂的教务会会长；这是罗纳尔·德·雷斯皮纳斯，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院长，路易十四某位情妇的放荡兄弟。他们不是张冠李戴地认错人，就是把名字念得阴阳怪气。至于那帮学生们，嘴里都是骂骂咧咧的。这一天本是他们的好日子，他们的胡闹节、狂欢节，法院书记员和大学生一年一度的狂饮节。这一天想怎么闹就怎么闹，百无禁忌。况且，人群中还有不少疯狂的长舌妇，像西蒙娜·卡特利弗、阿妮丝·拉卡蒂娜、罗比娜·皮耶德布，等等。在如此美好的日子里，有教会人士和烟花女子相伴，难道不许起码随便骂上两句，抱怨上帝几句？因此，他们是不会错失良机的。于是在一片嘈杂声中，教士和学生口中亵渎神明的脏话和荒谬可笑的粗话尤为恐怖刺耳。因为害怕圣路易的烙铁，他们的舌头缩在嘴里整整一年，不敢乱说话，怎么可能放过今天这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可怜的圣路易，这些人在他的司法宫里如此恣意妄为，这对他是多大的讽刺啊！他们各自在刚进入看台的人中选中一个作为攻击的对象，不是这个穿黑袍的，就是那个穿灰袍的，或是穿白袍的，要不就是穿紫袍的。至于磨坊的约翰内斯·弗洛罗，作为副主教的弟弟，便大肆攻击穿红袍的。他放肆地盯着红衣主教，扯开喉咙吼道：“Cappa repleta mero！”

我们在这里向读者一一交代的细节，都混杂在一片喧嚣之中，众人的叫骂声在到达贵宾专用看台之前就被淹没了。何况红衣主教根本不以为意，因为这一天的恣意妄为本就是风俗习惯。再说，他脸上的神色表明他另有心事，这件烦心事紧追着他不放，几乎与他同时进入看台，那就是弗兰德使团。

他并非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表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公主和他的表弟维也纳的查理王储结婚会有什么后果，奥地利公爵和法兰西国王勉强维持的亲善关系能延续多久，英国国王对自己女儿受到轻慢会有什么反应，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每晚照旧畅饮夏约皇家葡萄园的美酒，根本就不会想到，日后路易十一热忱地赠送给爱德华四世几瓶同样的酒（当然经过了库瓦克蒂埃医生的稍加检查并改变其配方），在某个清晨竟然帮他摆脱了这位英国国王。“奥地利公爵大人备受尊敬的使团”没有给红衣主教大人带来任何这方面的烦心事，而是其他方面让他头疼，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开头就大概提了一下。他，堂堂的查理·德·波旁，却不得不热情款待这些无名小卒；他，堂堂红衣主教，却不得不热情款待这些乡镇小吏；他，堂堂法国人，快活的座上宾，却不得不热情款待这些爱喝啤酒的弗兰德人，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实在叫他难以忍受。诚然，这也是为了讨好国王，是他生平最厌烦的一次惺惺作态。

所以，一听到执仗吏大声通报“奥地利公爵的使节驾到”，他便把脸转向门口，摆出世上最优美的姿态（他在这方面素有研究）。不用说，全场观众也都把脸转了过去。

奥地利马克西米连的四十八位使节排成两队，神色庄重地步入大厅，与查理·德·波旁身边那帮活跃的教会人士形成鲜明对比。走在最前面的是圣贝尔丹修道院的院长、金羊毛修会主事、尊敬的约翰神父，和根特市首席执行官、人称多比先生的雅克·德·果瓦。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来宾们一本正经地依次向执仗吏自报姓名和头衔，后者再将它们向观众胡乱通报一气，大家听到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和头衔，都忍不住轻声窃笑。他们是：洛瓦·罗埃洛夫，卢文市的助理法官；克莱·德·埃杜勒德先生，布鲁塞尔的助理法官；保尔·德·巴欧斯特先生，又称瓦尔米泽尔先生，弗兰德的议长；约翰·科勒根斯大人，安特卫普市的市长；乔治·德·拉摩尔大人，根特市法院的首席法官；盖道尔夫·樊·德·哈格，根特市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还有比埃尔贝克先生，约翰·皮诺克，约翰·迪马泽尔，等等。总之，不是执行官、法官、市长，就是市长、法官、执行官。个个腰板挺直，装模作样，一本正经，身着丝绒和锦缎的节日盛装，头戴缀有塞浦路斯金线帽缨的黑天鹅绒风帽。总之，个个都是弗兰德人的典型相貌，庄严而又肃穆，活像伦勃朗在《夜巡》中以黑色背景为衬托，用浓墨重彩刻画出来的弗兰德人。他们的额头上仿佛铭刻着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在诏书中所说的话：他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的见识、勇敢、经验、忠诚与贤明”。

有一个人例外，此人面相精明、聪慧、狡黠，一副外交家的机灵相。但见红衣主教向前迈了三步，对他深施一礼，可那人不过是“根特市靠养老金过活的参事，名叫纪尧姆·里姆”。

当时很少有人知晓纪尧姆·里姆是何许人。此人是个罕见的天才，如果生逢乱世，必能叱咤风云，领袖群伦，但是在十五世纪，只能偷偷摸摸搞些阴谋诡计，借用圣西门公爵的话，就是只能生活在“坑道里”。所幸欧洲第一号“坑道兵”对他很是赏识，他和路易十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经常参与这位国王的秘密事务。然而，现场观众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见红衣主教对这位病容满面的弗兰德法官那样彬彬有礼，只是感到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