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着：从囚犯到领袖

——伏尔泰（1694～1778年）

1694年11月21日，伏尔泰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他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担当法律公证人的父亲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他也攻读过一段时间的法律，但不久便放弃了，却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直指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反动。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达11个月之久。他在铁窗内奋笔疾书，完成了史诗《昂里埃特》的写作，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伏尔泰深知摄政王冒犯不得，便不计前嫌亲自去向摄政王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摄政王也领略到了伏尔泰的影响力，急于要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之辞，伏尔泰最后一次表示感激说：“殿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感谢您。不过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过不多久，伏尔泰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

伏尔泰出名以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自嘲说，他都快变成全欧洲的旅店大老板了。一位熟悉的朋友也想到他的府邸住上6周，伏尔泰不禁脱口而出：“您和堂吉诃德有什么两样？他把客栈当成了城堡，您却把城堡当成了客栈。”他无奈地喊道：“请上帝来管管我的朋友们吧，我的敌人则由我自己来对付。”

哲学家小传

也许，伏尔泰已经超乎时空地成为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可他也因此遇到了麻烦——一些法国贵族总认为他缺少平民所应有的谦逊。

1725年，伏尔泰便同一个贵族罗昂骑士爆发了一场公开论战。

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

可不多时，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暗地殴打了伏尔泰，并又把他投入了巴士底狱。为了出狱，伏尔泰不得不答应释放的条件——离开法国。

于是，他前往英国，住了大约两年半，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伏尔泰学会了英文，通读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等著名英国人的作品。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没有哪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就把谁匆匆投入狱中；若以非正当理由将他拘留，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使其立即获释。

回到法国的伏尔泰于1734年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可刚一出版，即被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烧毁。然而伏尔泰却为此感到非常荣幸：“太棒了，我的书就像栗子一样，越烧卖得越快！”

该书问世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真正开始，那是“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伏尔泰引起了当局的愤怒，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法国东部西雷一个古老偏僻的贵族庄园里，伏尔泰一待就是15年。等聪慧文雅的情妇去世后，伏尔泰应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私下邀请前往德国。

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他是怀着劝说这位普鲁士王推行开明政治的幻想来到柏林的，但两人最终还是发生了口角。

伏尔泰不辞而别。他回想起那些痛苦的经历——路易十五请他当过宫廷史官，腓特烈二世待他为上宾，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接见过他，可都不欢而散——他认识到自己是被这些伪善的专制君主欺骗和利用了，便决心不再逗留于皇宫，不再与任何君王来往。

不过，很多年后，他还是同腓特烈恢复了友谊。

当朋友们要为他塑造半身铜像而募捐时，腓特烈特意写信来问伏尔泰他该捐多少钱。伏尔泰回答只要出“一个有王冠图案的银币和陛下您的名字”。

他赞叹身为国王的腓特烈不仅热心支持科学的发展，还资助铸造一尊皮包骨头的半身像，他相信，这无疑会促进解剖学的进步。

至于塑像之事，伏尔泰认为自己的脸已无法成为雕塑家的模型：“你们很难猜到它应当在什么地方。我的眼睛下陷了三英寸，我的面颊像旧羊皮……我所剩无几的牙齿现在也都掉光了。”

当漂亮女仆亲吻他时，他还自嘲说这是生命在亲吻死亡。

1760年，伏尔泰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20余年。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论著，与整个欧洲的文化领袖通信，热情地接待求教与来访者，小小的费尔奈庄园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达仰慕之情。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打那以后，每隔10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的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他竟“死而复生”了！

还有一位年轻人写书攻击伏尔泰，并鹦鹉学舌地用莱布尼茨的腔调说，这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伏尔泰给他回信：

“先生，我很高兴地得悉您写了一本批驳我的小书，这使我受宠若惊。如果您能够用诗歌或其他什么形式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最好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切断自己的喉管，我将不胜感激。我恭候您的论证、您的诗歌和您的谩骂……”

处于隐居状态的伏尔泰仍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积极地为无辜受害者奔走。

1762年，有个名叫卡拉的新教徒，他的儿子因欠债自杀了。天主教会马上向法院诬告卡拉，说他儿子因为想改信天主教而被信新教的父亲杀死了。法院将卡拉全家逮捕，进行严刑拷打，并判处卡拉死刑。处死之日，刽子手先用铁棒打断卡拉的双臂、肋骨和两腿，然后把他挂到马车后面，在地上活活地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

伏尔泰听后异常愤怒，他亲自调查真相，并把报告寄给了许多国家，全欧洲都对此感到震惊，纷纷痛斥法国士鲁斯地方法院。

4年后，教会不得不宣布卡拉无罪，恢复了他家人的自由。

从此，伏尔泰被称为“卡拉的恩人”，受到人民的尊敬。

此后，他又为新教徒西尔文、拉巴尔等人的受迫害案鸣冤，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都使他们恢复了名誉。伏尔泰也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越来越高。

伏尔泰一生助人为乐的善事不胜枚举，但他谦逊地自我评价：“我替别人做过的好事并不多，但它们都是我所做过的最好的事……一旦受到攻击，我会像魔鬼一样反击，不会屈服于任何人；所以，说到底，我还是个善良的魔鬼，最后，我总是一笑了之。”

1778年初，84岁高龄的伏尔泰重返巴黎，受到群众的盛大欢迎。他参加他的新剧《和平女神》的首次公演，许多观众为他喝彩，呼之为“伟大老人”。数以百计的敬慕者，包括富兰克林都登门拜访了他。

当伏尔泰卧床不起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一位牧师自作多情，走到他的床边，为他祈祷忏悔。可这位老顽固非但不领情，反而追根究底，盘问起人家的身份来：“牧师先生，是谁叫你来的？”

“伏尔泰先生，我是受上帝的差遣来为你祈祷忏悔的。”

“那么，你拿证件给我看看，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不久，伏尔泰逝世于巴黎。他没能举行基督教的葬礼，但13年后，胜利了的法国革命者将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伟人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