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奠基人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1804年），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家庭，1740年进入柯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45年毕业。从1746年起康德去一个乡间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4年，1755年康德重返柯尼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柯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病逝。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

卡尔·雅斯贝斯将康德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并列为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康德在其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留下了三部划时代的杰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康德以他的三部《批判》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真、善、美的统一，构筑起三位一体的神圣的哲学殿堂。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

德国大诗人海涅说：“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但是他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100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但是他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著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

1754年，康德发表了论文《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康德的星云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发表以后，人们才想起了康德的星云说，后来命名为康德—拉普拉斯假说。

康德外表生活秩序井然，千篇一律，比起从事这种工作的其他人来，显得更为单调刻板。

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的康德的一天是这样的：5时，康德起床，穿着睡衣去书房，他的书房里摆着两张普通的书桌，墙上挂着一幅卢梭的画像。康德的私人书籍并不多，各种书加起来也不过500本。先喝两杯淡茶，再吸一斗香烟。7时，康德去教室上课。课后他又换上睡衣回到书房看书。13时，康德再次更衣，与朋友共进午餐。康德是一个美食家，跟当时18世纪的习惯一样，康德午餐都到饭馆里去吃，而且很讲究美食佳肴。酒的选择对康德来说也很重要，早年中意于红酒，而晚年更喜爱白酒。他喜欢不慌不忙地悠然用餐，如果他喜欢某一道特别的菜，他会询问烹饪法以及它是如何预备的，也会随口评判一番。希佩尔后来开玩笑说：“迟早他会写成一部《烹饪术批判》。”

每天午后3点半，人们就会看到，在一座庭院外的林荫道上，总会悠然走来一个身高不足5英尺，凹胸凸肚，右肩内曲，左肩下斜，歪搭着头的小矮子。他身上永远穿着一套灰色的装束，手里永远提着一支灰色的手杖，后面永远跟着一位忠诚的老仆人，永远为他准备着一把雨伞。这一主一仆是如此的守时，以至于市民们在与他们亲切地打招呼的同时，总忘不了趁机校正自己的手表。这就是哲学家康德和他的仆人拉普。那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

一位康德传记家赞叹道：“康德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最规则的动词。”然而有一次，康德读到卢梭的《爱弥儿》，简直是如获至宝，不忍释卷，一连几天足不出户，把自己的作息安排表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是一次例外，而且这是康德仅有的一次例外。

康德说：“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康德对“绝对律令”的遵守也并非不折不扣，据说他规定自己每天清早只能抽一斗烟，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烟斗却越来越大。终生未娶的康德并非不近女色。康德曾开玩笑地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却养不起她；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却不再需要她了。”

在日常生活中，他衣着讲究入时。他喜爱参加哲学圈子以外的沙龙，且谈吐不俗，机智幽默，谈锋甚健，富有魅力，尤其是在女士们在场的时候。在课堂上也颇受学生的欢迎，演讲时的侃侃而谈，与三大《批判》中的晦涩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赫尔德回忆说：“我常常怀着感激而兴奋的心情回忆我年轻时候同一位大哲学家（指康德）的相处，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非常善于运用诙谐、警句和幽默，而在人们哄堂大笑时他则能保持严肃……”

据说《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时，有人向康德抱怨说感到手指头太少了。因为他每读一个从句便用一个手指按住，十个手指头用完了，而整个句子还没读完。然而，当康德在学术上终于获得公众认可，受到哲学界尊敬后，他的书又突然得到各界人士的青睐，成了时髦的书。甚至连不学无术的贵族夫人和小姐也要设法买几本放在卧室里，以显示自己的修养与学识。

康德的家庭信奉路德教的虔信派，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理性宗教观却被普鲁士政论指责为“歪曲蔑视《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学说”。康德晚年已经是闻名于世的哲学家了，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说，全部柯尼斯堡人都参加了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的葬礼，但是只有教会的人没有参加。康德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很好”，在他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当天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康德的墓碑刻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康德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

“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康德宣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任何东西都不能指望逃避这个批判。当宗教想要躲在神圣的后面，法律想要躲在尊严的后边时，它们恰恰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而失去人们对它们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自由与公开的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思想史家们习惯地把19世纪称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因为体系欲望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强烈地统治着哲学思想。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康德出版了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标志着他的批判哲学的最终建立和完成。

康德在其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回答了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而《判断力批判》则试图来回答如何消除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这也就是《判断力批判》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是哲学问题的核心部分。康德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他的问题：人类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黑格尔谈到康德的理性概念时说：“康德在灵魂的口袋里尽量去摸索里面还有什么认识能力没有，碰巧发现还有理性。”康德说：“我的问题是，一旦抛开物质和经验，我们凭借理性能有什么收获。”重建“知识论”是康德毕生的关注重心。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这条原理就起源于康德。

康德如此断言：“知性不是从自然界获得自己的规律，而是给自然界规定规律。”正是从康德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将人的心灵视作一面镜子的认识，不再显得理所当然。其意义对于认识来说，正如哥白尼翻转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康德将自己的工作称之为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事实上，可能意义比那还要重大。因为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康德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只要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就必定是自由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目标是确定道德意识的性质是否能确证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的实在性，尤其是从道德——实践理性中把人的“自由意志”突现出来。道德首先是和自由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

追求自由也就是人类向至善无穷接近的过程。然而，现在，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于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如何消除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在“自然人”与“自由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中介环节，这就是“审美人”。因为除认识之外，任何东西也不能传达给别人。因为思想的客观性的基础是概念，普遍性标志着客观性。审美判断既是单称的、个别的、主观的，又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而且又不是逻辑上的，即依赖概念的普遍性。

为了解决审美经验的普遍性不借助概念而得到实现的问题，康德提出了“判断力”的概念。康德说：“判断力是一种特殊的天赋，它完全不能学得，只能练习。因此判断力是被称为天生机智的特性。”它是对抽象知性力的一种补充。其功能在于将“殊相”包含于“共相”之中。

判断乃是连接个别与一般的命题方式，譬如“这花是红的”和“这花是美的”，具有相同的判断形式，但在意义上却不相同。前者是知识判断，“这朵花”是个别的，而“红”则是普遍的一种属性。后者是审美趣味判断，因为是主观的、个人的、特殊的。康德就这样确认审美经验的内在普遍性：“一个表象和这种判断力的诸条件的协和一致必须能够假定作为对每个人先验地有效。”

康德是最早按照整个哲学体系的要求来建立美学范畴的美学家。康德美学范畴的主干是：必然—美—崇高—自由。在康德看来，尽管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的判断，而是凭借想象力和理解力相结合而与主体的快感和不快感相联系的审美判断。因此，可以运用理解力的四项范畴质、量、关系、情状来考察审美判断力，依照这四项范畴来对审美判断力进行分析，这就形成了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

美的分析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美的特点在于没有利害性，这是因为审美判断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不涉及对象的内容和存在。康德还把审美判断和逻辑判断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审美判断是一种情感判断而非理智判断，所以不涉及概念。

康德认为：“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因此美感不同于快感，美不同于善。就质而言，美的特点是不涉及利害而令人愉快，这是美的无目的性决定的。这一分析把审美愉快与感官上和道德上的愉快区分开来。美只适用于人类，这种不关利害、无所欲求的自由的审美活动，正是人类高于动物的精神境界的完美追求。这也导致了“纯美”和“纯艺术”的偏向，这对后来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起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从量的方面考察审美判断，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因为审美快感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所以它就不依赖概念，所以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就不是客观的，即不是对象的一个属性，而是主观的，是一切人的共同感觉。一切鉴赏判断都是单个的判断，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但是，鉴赏判断本身就带有审美的量的普遍性，那就是说，它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是人的心理机能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康德说：“关于快适，下面这个原则是妥当的，即每一个人有他独自的（感官的）鉴赏。在美这方面，那是完全两回事了。如果那些对象单使他满意，他就不能称呼它美。但是如果他把某一事物称作美，这时他就假定别人也同样感到这种愉快：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这样判断着，他也是为每一个人这样判断着。”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的，这是由美的合目的性决定的。

第三，从关系方面考察审美判断，康德提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是指内容而说的；“合目的性”则是指形式而说的，也就是说，美的事物，它在内容上虽然没有给我们什么实际的满足，但在形式上，作为一个完整而又独立自主的整体，却合于我们审美的目的。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客观的目的，而是主观上的一般合目的性，所以叫作没有具体目的的一般合目的性。

第四，从审美方式看，康德认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所谓判断方式是指判断带有可然性、实然性或必然性。任何形象的显现都有产生快感的可然性；某一形象令人产生了快感，那是实然的；而美的东西令人产生快感却是必然的。所谓必然性，是指事物间内在的必然联系。美的事物，必然能引起审美的快感。这不是由于理论上的推论、道德意志上的要求，也不是由于经验上的总结，审美判断的必然性只能是“范例的必然性”，是由于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即一切人对一个用范例（某一具体的形象显现）来显示出一种不能明确说出的普遍规律的判断都要表示同意的那种必然性。这种“都要表示同意”的基础就是康德所说的尽人皆有的先天的“共同感觉力”。审美判断恰恰在于，在对象的性质适合了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时，我们才按照这种性质称之为美。

康德在对美分析之后，又进行了对崇高的分析。他从认识领域相关的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活动走到了理性参与的道德领域，从重视对象与主体的和谐，到更加偏重和强调理性，从而进一步体现了审美判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可以说，至崇高的分析，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才真正实现了逻辑结构的完整性，知、情、意三种心意机能所追求的真、善、美才能在先验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谐统一。

康德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人进行了认识，他说：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这句话概括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宗旨。

正如哲学家们常说：永远说不尽的康德。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写道：“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