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承上启下
席勒（1759年～1805年），德国戏剧家和诗人。2005年5月9日是席勒200周年的忌辰，德国政府将这年命名为“席勒年”。
席勒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父亲是外科医生，后在部队里当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因为父亲在军队服役为军官，他是由母亲一手养大的。1773年初，席勒被符腾堡欧根公爵强行送进他创办的军事学校，先是学习法律，1775年迁至斯图加特时加了医学课，同时又学军医课程，直到1780年，席勒一直在这里受教育。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与外界长年隔绝，整年不得外出，亦无假日，出身不同的学生彼此之间严禁往来，尤其是不许阅读进步书籍。席勒称这所学校为“奴隶养成所”。
席勒，德国戏剧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德国文学巨匠之一，与同时代的歌德是德国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
在斯图加特期间，他接触了“狂飙突进”运动文学，他秘密写出反抗暴君的第一个剧本《强盗》。1782年1月13日第一次公演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它是狂飙运动的代表作之一。1782年席勒逃离了公爵统治的斯图加特，悄悄跑到曼海姆等地专门从事戏剧创作。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对自己的艺术使命和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1782年他写出了第三部悲剧《阴谋与爱情》，是其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作。恩格斯称该剧为“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狂飙突进”运动中戏剧方面的杰作。席勒在曼海姆负债累累，心情抑郁。创办杂志和同贵族女子之间的爱情失败，使他心力交瘁。
艰苦和漂泊不定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1785年，他在贫病交迫中接受克纳尔等4个年轻人的邀请，4月间前往莱比锡城外的哥里茨村度假。他们先是发出邀请，后又寄去钱袋。席勒在哥里茨小村住了4个月，安定的生活环境，清新宁静的田园风光，友情的呵护，使他心田里充满激情，激发他写出著名的《欢乐颂》。这首诗写成之后，约有百名作曲家为之谱曲，其中以贝多芬最有名，成为他著名的第九乐章。在那里还完成了《唐·卡洛斯》，标志着他的创作正从狂飙突进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
1787年7月席勒来到魏玛。1789年经歌德推荐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1790年与夏洛蒂结婚。1792年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1788年至1795年间写出了许多历史和美学著作。
歌德和席勒在一起10年（1794年～1805年），对德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创造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灿烂时期。席勒的最重要著作和叙事诗、后期的力作都完成于这10年之间。歌德也曾对席勒深情地说过：“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而复活了——我早已不再是诗人了。”
1797年歌德和席勒各自都写出一系列著名的“谣曲”叙事诗，因而这一年被称为“谣曲年”。此后席勒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写出《华伦斯坦》三部曲（1798年、1799年）以及《威廉·退尔》（1803年）等著作。1805年5月9日去世。
没有人能说清席勒究竟是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一个作诗的哲学家。
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
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
走出你的神圣的殿堂。
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
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
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人人都彼此称为兄弟。
——《欢乐颂》钱春绮译
审美中介说
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著作《论美书简》和《审美教育书简》集中地谈论了美的问题。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的命题大多数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的。虽然席勒认为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是历史必然，但是现代性具有二律背反特性，席勒认为现代性也导致人性的分裂和艺术低俗。
席勒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一个标志。”
▲1788年，席勒为魏玛的奥古斯特公爵表演并朗诵了他的《唐·卡洛斯》的第一章。席勒的美学思想承上启下，为美学向全新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现时代，欲求占了统治地位，把堕落了的人性置于它的专制桎梏之下。利益成了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侍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在这个拙劣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贡献毫无分量，它得不到任何鼓励，从而消失在该世纪嘈杂的市场中。”
席勒给自己的使命是：“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只有美的观念才能使人成为整体，因为它要求人的两种本性与它协调一致。”
他根据这个观念把人性区分为“人格”和“状态”的要求，认为人有两种冲动，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
感性冲动，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把人置于时间的限制之内，并使人成为素材；感性冲动的对象就是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席勒将之称为“最广义的生活”。
形式冲动。它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致力于使人处于自由，使人的表现的多样性处于和谐中，在状态的变化中保持其人格的不变。席勒说：“感性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自我活动的自由，形式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依附性和受动性，但是排斥自由的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的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无论处在哪一种冲动的单独强制下，人性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不自由的。只有由第一种冲动过渡到第二种冲动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使现实与必然、此时与永恒获得统一，真理与正义才得以显现。
席勒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席勒说：“这一工具就是艺术，在艺术不朽的范例中打开了纯洁的泉源。”席勒认为，艺术的根本属性是“表现的自由”。
席勒提出了“游戏冲动”。人身体内郁积了许多精力，要发泄出来，人在这种状态中使两种冲动成为一种相互抵消的自由自在的活动，人也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得到了自由，人从感性的人过渡到理性的人，这种过渡的中间桥梁就是审美教育。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为当人处于游戏的时候才能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席勒指出，只有通过审美教育这种精神能力的协调提高才能产生幸福和完美的人。这就是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中介论”，是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正因为美育具有这种特殊的中介作用，所以席勒认为它是德智体其他各类教育所不可取代的。
他说：“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
他还认为审美教育可以实现社会改良：“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借助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黑格尔认为：“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即美）里实现了这种统一与和解。”
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中主要是从诗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划分他们的作诗方法。歌德曾经说过：“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个人。”
席勒说：“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这两种不同创作方法的特征是：“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因而他的全部天性都完全表现在现实中，所以诗人就必定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相反，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全部天性的和谐协作仅仅是一个概念，所以诗人就必定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理想。事实上，这是诗的天才借以表现自己的仅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因此，席勒所说的诗人的两种创作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两种诗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前者的特征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后者的特征是“表现理想”。
作品描绘的是一对贵族夫妇在茂密的丛林中游玩戏耍。年轻的贵妇人正在荡秋千，眼光中充满挑逗，她故意把鞋踢进树林中，其夫被引得四处忙乱地寻找，她反而恣情大笑。作品虽然轻佻俗艳，却很符合当时贵族的审美需求。
歌德曾经指出，席勒为美学的全部新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美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于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
正如鲍桑葵所认为的那样，席勒是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