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活幸福度的经济学分析

生活幸福度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它的本意是指人们对生活满足的程度。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关系时，将生活幸福度引入以说明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利益。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们生活幸福度的最重要指标，二者之间呈现某种正相关关系。但是，不能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就一定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人们幸福。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此外，也存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不相符合的情况，如巴西、阿根廷和中国人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比其收入预期的要高一些，一些东欧国家的幸福感则比其实际的经济收入水平预期的要低一些，与收入反差最大的是东亚某些国家，其国民经济收入水平很高，但其幸福感却很低。这表明收入与幸福度并不一定成正比。根据赛利格曼的观点，财富只有在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就小多了。这和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一样，当你在很饥饿时吃的第一个馒头边际效用最大，此时你的幸福度最大，而当你吃第二、第三个馒头时边际效用则递减，此时你的幸福度就降低了，然后依次降低直至你吃饱时边际效用为零。

事实上，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人们对生活满足程度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4年武汉东湖论坛上指出的，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其实不能只用一个指标（GDP指标）来衡量，那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如在非洲一些国家，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人们经常在解决温饱后就在大树下开展娱乐活动，显得对自己生活很满足；而一些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数万美元后仍觉得生活困苦或者压抑。从中可以看出，要衡量人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生活幸福度来衡量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要科学和合理。

生活幸福度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心理评价，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具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创新能力和方向是知识及其结构的函数，即人们知识存量的多少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能力，知识存量的结构决定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知识的存量越多，就越能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刻的理解，这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要求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就越强烈，而不同的知识结构又决定了人们制度创新的努力方向的差异。如在西欧国家，科学创新的精神受到推崇，所以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但在中国偏向于学而优则仕，这样就导致中国科举制度得以巩固。

人们对幸福度的感知作为一种更深层次上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人们在生活幸福度的方面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价值标准和方向，即知识存量和生活幸福度呈反相关关系，而知识结构则决定了生活幸福度发展方向。如在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的知识存量有限，对于生活满足的要求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解决温饱是最大目标，此时人们的幸福追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从而生活满意度也较高；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的解决，对自身的自由和发展的要求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人们的幸福追求得以升级而不容易得到满足，从而生活幸福度下降。而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生活爱好和满足状况，如在美国人们都热衷于信贷消费，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地提前满足自己的需要，即生活幸福度高；而中国人认为负债消费是一种生活压力，习惯在积蓄后消费，认为这样消费的生活幸福度高。这种对生活幸福度不同的认知根源就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人类的许多正式制度都是在非正式制度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数量是很少的，而非正式制度则遍布在人们的周围，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非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变迁，这就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经济利益。在不同的地区或者社会不同阶层中，由于人们对改革及生活幸福度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就导致人们对改革所触动利益的不同反应：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下降，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从而增加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上升，会成为改革的支持者，从而降低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正确处理和掌握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人们心中有关改革及生活幸福度的知识存量及结构，可以为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提供方向和动力。正确对待人们因不同知识存量和结构而产生的对生活幸福度的不同理解，采取不同的疏导政策来适应、引导人们对生活满足的程度和方向，让人们感知制度变迁带来的生活幸福度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实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