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新点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作为探索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的主要创造性工作体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体而言：

(1)依据多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计算了结构性预算余额。借助结构性预算余额这一指标刻画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并利用多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产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借助虚拟变量、OLS等技术运用多种模型对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研究中考虑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研究结论更加稳健。

(2)引入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概念，利用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2008年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利用内生划分非线性效应区制的方法，即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并对非线性效应产生的主体预期假设进行了再检验，从非瓦尔拉均衡理论视角初步分析了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

(3)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线性LM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应用Logistic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LSTVAR)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工具对我国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应用金融加速器理论对其进行了解释。

(4)分阶段、定量地评价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贡献。

(5)基于政策当局的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了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借助这一成果全面、系统、定量地评价了我国1984—2008年宏观调控的执行绩效。

(6)利用HP滤波和滚动相关系数对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在深入分析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走势的基础上，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2012年、2013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情景预测。此外，还利用生产函数法对2010—2015年经济增长潜力进行了预测，并与已有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

(7)基于“产出缺口为零时经济处于理想运行状况”的思想和“平均化”思想估计了我国物价的适度波动区间，并对2012年、2013年物价走势进行预测。

(8)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趋势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从调控目标、工具选择、调控模式、调控对象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宏观调控效率效果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受到篇幅、时间等的局限，未能也不可能将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调控所有方面都纳入研究框架。本研究只是作者在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始，虽然仍存在许多不足或者未触及的角度，但作者今后将尽力补足，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具体而言，下一步将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

(1)本书在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方面的结论可能只是初步性的，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在今后研究中，一方面，将在方法上做更深入的研究，并将多种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在数据方面，将尽可能获取国别面板数据；另一方面，今后将在Solow模型、OLG模型及Ramsey模型的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创新和拓展，并对实证模型进行改进，将政府支出和税收进行细分(比如将劳动税分离出来)，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和税收结构对产出的非线性效应，从供给方面深入探究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出现的原因，增强解释力度。除此以外，将尝试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继续探讨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本书未对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绩效和效应进行定量研究，笔者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围绕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等对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

(3)笔者今后会将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作为重点内容之一，特别是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联机制，并对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计算机模拟，进而提出更全面、更稳健的政策建议。

(4)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宏观调控应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维持物价稳定，但究竟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和物价波动的适度区间(或可容忍区间)是多少，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国内虽然已有学者给出了经济增长适度区间，如8%~10%，但事实证明，适度区间具有一定的时变性，今后应以更加严谨的态度，从更加全面的角度，采用更加严格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进行刻画与测算；物价波动的适度区间的估算更具有紧迫性，笔者同样会对我国物价波动的适度区间进行跟踪研究，论证3%的经验标准的可靠性。这对宏观调控取向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5)本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展开，今后将更多地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和机理，这样才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宏观调控有效性进行科学、合理地把握。

国外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较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与政府调控相关的理论不断演进和发展，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它们不仅阐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而且对调控目标、工具及模式做了论述。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等对政府调控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论点和主张，丰富和拓展了宏观调控理论，推动了宏观调控实践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泰勒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等，使得宏观调控在手段、目标和操作模式等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样，宏观调控在国内也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相关争论不断，围绕调控模式、调控目标和调控手段等分化为若干“流派”。另外，在宏观调控有效性方面，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在政策效应非线性框架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和效果，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促进宏观调控理论发展，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为此，本章将对国外经济流派宏观调控政策主张的演变和发展、我国宏观调控各流派的观点，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下面的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