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生态功能差异的矛盾

在资源禀赋差异与区域利益相对独立性的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功能的非均衡矛盾，这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自有人类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在发展空间上的非均衡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是，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开始加剧，区际以至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成为困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与此同时，生态功能也在区域空间上呈现出非均衡性，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2.1.3.1 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对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有一定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J.G.威廉姆森(J.G.Williamson)的“区域成长”理论。1965年，威廉姆森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杂志第13卷发表了他的著名报告《区域不平等和国家发展过程》。在这篇文章里面，威廉姆森以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Vw)作为地区差距的主要评价指标，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衡程度。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的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的消失。这种理论认为：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倾向不平衡成长，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程度将趋于稳定，当到达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逐渐趋于缩小，倾向平衡成长，此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有时间变量的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即所谓倒“U”字形理论(见图2—5)。

区域经济成长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演变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在区域成长的初期，极化效应较扩散效应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呈拉大趋势，这种不平衡表现在生产要素首先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增长极)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而在区域成长后期，扩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聚集经济向周围扩散渗透，并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缩小。威廉姆森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发展中也处于一个区域增长差距扩大期间。从大的角度看，这种区域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差异，二是四大区域的差异。改革开放后，城乡差异日趋明显，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万元，比上年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同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9年的3.33∶1缩小为3.23∶1。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不过是2.36∶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从未来看，要使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的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从区域空间差异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均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这一时期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6.81∶6.78∶7.25，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转变，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曾一度缩小了的区域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已经越过了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各区域的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不平衡性，区域间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不平衡性明显，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四大区域的地区差距上。

从GDP总量来看，在2010年，东部地区GDP达到229384.64亿元，中部次之，为85437.32亿元；西部地区再次之，为80825.43亿元；东北地区居最末，为37090.35亿元(见图2—6、图2—7)。而更大的差距体现在人均GDP上，东部地区远远超过其他区域(见图2—8)。

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也可以从省市区发展的具体情况看出，2007年，四川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使全国GDP总量超万亿的省份中终于有了西部的代表(当年9个)。2010年全国GDP总量超万亿的省份达到17个，即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四川、上海、湖南、湖北、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见图2—9)，并且东部省份明显靠前，其他区域省份均比较靠后。可以看出，东部省份为主体，达到8个，中部4个、东北2个和西部3个(见图2—10)，而且东部GDP超万亿省份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见图2—11)。从更能反映一个区域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0年人均GDP前五(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均为东部省市；而人均GDP倒数十位又集中在西部地区(贵州、甘肃、云南、西藏、广西、四川6个)和中部地区(河南、安徽、江西3个)(见图2—12)。

区域经济差异实质是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在空间上不均衡的表现，各地区、各阶层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差别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总的形势来看，东部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区”，经济基础雄厚，生产工艺先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金融业发达，资金比较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该地区积极推进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区情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刚好相反，除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加富裕外，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资金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另外，东部地区位于太平洋经济圈的西海岸，相邻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正处于结构调整、资本和技术输出阶段，对外投资活跃。因此，东部地区具有接纳国际资本和技术、发挥劳动优势、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越经济地理位置。西部地区相对较差。地域经济分工的状况是：东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价值大的制成品，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自然资源及其初级加工品。

从深层次来看，区域经济差异的诱因主要是制度政策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西部地区进行的重工业建设，没有充分注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地方经济互不相连的“二元经济”，甚至在争夺资源、资金等方面引起了负面效应，以及国有经济成分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被定位为给东中部发达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原材料与西部地区所需工业产品的比价又极不合理，使西部地区在输出原材料和输入工业产品时，利润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充分享受了国家赋予的诸多优惠政策，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享尽了中国土地、劳动力和环保成本的优势，为自身的持续强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较短时期内，现有这种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难以缩小，而且从绝对的差距来说还是要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导致现在区域空间差距的原因在短时期内并不能消除，包括区域发展资源环境条件、区位条件、思维观念、自主创新能力和政策倾斜等。二是一些新的因素在不断出现，如国际环境新变化、国内市场竞争加大，这些新的因素为那些已经发达的区域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使得已经发生差距的不同区域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东部地区占据了更好的机遇。新老因素累积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差距在短时期内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日益扩大。

2.1.3.2 区域生态功能差异

“我花钱种树，他免费乘凉”，“上游保护，下游受益；上游污染，下游遭殃”是目前我国区域生态环境矛盾的生动写照，也是区际生态利益失衡的集中表现。我国的区际生态差异往往与社会发展差异相对应，即生态资源环境富集区往往是经济贫困区，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区也往往是经济贫困区，具有生态脆弱和经济落后相互重叠与交织的特征。在这些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解决生态资源环境的经济核算、资源产品的合理价值体现，建立有效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与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倒“U”字形理论相近的是，在环境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吉恩·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3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Theodore 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用于描述收入不均等程度与发展阶段关系的倒U形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如图2—13的Y0所代表的收入水平)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形关系。EKC理论表明，在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有限，较少的污染可以通过环境自净能力加以降解；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迅速起飞，资源消耗加剧，废物排放增加，污染进入到曲线的高阶阶段；当发展进入水平较高时期，经济相对发达，技术先进，环保意识加强，治理开支增加，环境退化得到遏制并逐步改善。这一点从现状的横向比较也可以得到直观认识，即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更注重环境问题。而在历史上，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也经历了环境恶化的阶段。因此，要真正解决外部性问题，避免环境污染加剧的途径在于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支持，改善或帮助其摆脱落后贫穷的局面，以期能尽快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高阶阶段。

从具体的区域生态功能差异来看，我国在生态功能区划中进行了分类。按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方案，按照我国的气候和地貌等自然条件，将全国陆地生态系统划分为3个生态大区：东部季风生态大区、西部干旱生态大区和青藏高寒生态大区。然后依据《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为3个等级：(1)根据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所具有的主导服务功能类型，将全国划分为生态调节、产品提供与人居保障3类生态功能一级区。(2)在生态功能一级区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功能重要性划分生态功能二级区。生态调节功能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等功能；产品提供功能包括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人居保障功能包括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大都市群和重点城镇群等。(3)生态功能三级区是在二级区的基础上，按照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地形差异、土地利用的组合来划分生态功能三级区。全国生态功能一级区共有3类31个区，包括生态调节功能区、产品提供功能区与人居保障功能区。生态功能二级区共有9类67个区。其中，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等生态调节功能，农产品与林产品等产品提供功能，以及大都市群和重点城镇群人居保障功能二级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三级区共有216个(见表2—1)。从生态功能分区来看，生态调节这一生态功能一级区明显承担了更重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或禁止的方面更多，其所在区域的居民和组织付出的代价无疑也要大得多(见表2—2)，因此应该是生态补偿的重点区域。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08年7月。

从生态功能分区的角度来看，对于自然保护区、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重要渔业水域、湖泊湿地区、荒漠绿洲区等区域，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建设项目。对水资源、土地资源、林草资源、野生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加强保护，特别是对于兼有重大生态环保意义和旅游开发价值的国家森林公园与世界遗产需要突出生态恢复和重建。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经常陷入“两难”选择，一方面，环境问题是由开发和发展不足造成的，不开发和发展，环境恶化问题将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要解决开发和发展问题，若开发和发展方式不合理，就有可能进一步破坏环境。在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原生环境问题相结合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我国比大多数国家严重得多，特别是近年来这个差距更为明显。因此，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抓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抓生态环境建设。以西部地区为例，在功能分区的背景下，基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国家需要生态重点区域的协调发展(见图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