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改造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算法理论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理论紧密相关。在我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存在及其与其他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对立是造成社会科学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造新古典经济学进而统一经济理论是建立统一社会科学的关键步骤。新古典理论是如此重要，作为本书的一个准备，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它的若干核心特征再次做一个简短的陈述，并扼要介绍一下算法理论改造新古典经济学所采取的基本思路。

传统主流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针对一些显明的经济现象以及各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若干基本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例如价格是如何决定的，等等。为此，主流经济学家采取了这样的立论方式：设想经济中有众多消费者和厂商，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愿望和目标，拥有实现这些愿望或目标的一定的资源，并面临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在目标、资源和各种约束之间存在某些确定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表示为各种函数)；经济行为者(或曰“当事人”)在这些条件下理智地进行各种分析与计算(求解包含众多变量的联立方程)，从而确定各自进行商品(包括劳动)交换的最优价格—数量组合；在一定的理论预设之下，采用高深的数学方法，经济学家业已证明，存在一组关于商品交换的最优的、唯一的且内部一致的价格—数量组合；在该组合之下，所有必要的商品交换都得以完成，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个人的愿望和目标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这种状态被称为“一般均衡状态”。

一般均衡理论所包含的诸多基本思想(诸如供求平衡、最大化等)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当人们面对日常经济问题时，很难设想会绕过这些概念；然而，可能部分地由于数学方法的使用，经济理论开始向极端的方向迈进。许多原始经济资料本来就是数量化的。在这些来自各类经济活动的数据面前，经济学家需要尽快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一种关于建立经济系统之“总体平衡”的思想油然而生，经济学家受到这种思想的强烈吸引，这一工作也成为所有理论工作的优先任务。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一般均衡理论终告“成功”，其标志是阿罗、德布勒于20世纪50年代初创立“阿罗—德布勒一般均衡模型”。

阿罗—德布勒一般均衡模型是经济学脱离实际的一个主要证据，这一点连创立者本人也不讳言。不过，经济学家通常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参照系”，通过与它的比照，人们可以对经济现实“获得一定的理解”——换言之，这是对真实经济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近似”。在这样的看法之下，各种附属理论和边缘学说基本上都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组织，从而形成了现有的经济学体系。

阿罗—德布勒模型也是一个极端。自此以后，主流经济理论开始走回头路(除了数学方法的使用在继续发展)，即逐步向现实世界靠拢。这一过程伴随着对其他竞争性的、批评性的或补充性的理论的吸收。某些理论学说在此以前早已提出，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影响；而另一些理论派别则直接宣称它们以取代新古典理论为目标。在《算法》以及本书的视野范围内，我们重点关注以下这些理论或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有限理性论、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古典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我们重点关注这些学说的“纯理论”方面。在《算法》中，我们对于这些理论或学派的长短得失大都做了一定的评论，某些进一步的评论将在本书中不时穿插进行。

在当今美国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堂上，据说形成了这样一种并列行进且又相持不下的局面：一边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边则是“行为—博弈—演化经济学”，两者各自为政，又不时地唱一唱对台戏：这是一幅何等生动有趣、又发人深省的景象啊！

在《算法》中，笔者表达了十分简单明确的观点，即尽管各类“异端的”经济理论各有其珍贵的理论价值，然而就改造或取代主流新古典框架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不得要领的。经济理论不能继续受新古典框架的引领，只是进行一些小修小补；经济理论需要在哲学观念和方法论上进行一场大变革，需要从一个不同于新古典框架的甚至与其完全相反的基点出发，来进行全面的重建。对于这项重建工作，我认为我们业已取得了一种简明的、统一的思路。现在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有关的基本设想。

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理论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当事人是通过进行思维活动而展开行动的，而思考、分析、计算与决策是需要花费时间及其他代价的；如同当事人所面对的物理世界^注1一样，思想世界也是客观实在；思想在特定的时点上具有特定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它又会不断变化发展。尽管现有的经济学在个别情况下对此有一种含糊的承认，然而，思想活动之上述特点的影响极为深远，对此经济学家们完全未有察觉。笔者认为，被忽略的恰恰是最重要的。在传统上，经济理论的焦点是瞄准当事人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不恰当的；经济理论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人的首要特征是他的思想，因此，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应当就是人的思想、思想活动以及思想的发展。顺便说明一下，尽管我们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提出这一论点的，实际上其他领域的学者(例如哲学家、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对此命题是有大量直接或隐含的论述的。

我认为，上述观点是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史所进行的艰难探索的一个应有结果。我们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当我们以这种方法论眼光来重新看待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时，它们都在我们的体系中各自找到了一定的位置，而这些理论之间的冲突、分歧以及我们视野范围内的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都得到了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或者得到了一种实质性的理解或“消解”。具体情况在此简要分述如下。

如果思想是客观实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思想活动就是类似于企业中机器加工原材料的“生产活动”——大脑就是“机器设备”，信息就是原材料；如果我们赋予思想活动一定的进行速度(这显然是十分真实的)，迂回生产方法的采用就是必要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既作为前期生产结果又作为后期生产资本的知识存量，即人力资本；思考速度的引入同时意味着时间的引入，以此前提来构造的理论必定是动态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没有思想活动的动态化，任何所谓的“动态理论”其实都是不得要领的，不是真正的动态理论。思想活动的成果随着时间而增加，这本身就是通常所谓的“创新”(我们显然应当放弃熊彼特式的狭隘的“创新”概念)。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核心机制——可以称之为“思想活动的迂回生产方法”或“思维—知识—创新三位一体原理”——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那么所有的主流或异端的经济理论就都可以统合为一个理论，并且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也都大致可以统合进来，由此形成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大综合”。例如，据此我们可以立即推演出知识有限性、不确定性、多元性、主观性、人际差异与冲突、演化、发展等概念、现象或后果，甚至推演出通常所谓的“非理性”，可以立即形成对制度与组织的实质性解释。作为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命题之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在根本上必须依赖于算法框架。严格地说，关于法律与政体的科学分析也必须立基于算法框架之上。算法理论还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统一从根本上开辟了道路。《算法》一书已经使用了较大篇幅来说明算法理论的用途。这是巨量的学术工作的一个开端。只要掌握了算法的方法，读者也可以自行展开这项“大综合”的工作。本书的计划是，在《算法》采用倒叙方式的基础上，本书采用顺叙的方法，再来进一步说明这其中的种种道理。

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主流经济学。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认为思维活动不需要时间和成本。可以说，主流经济学的种种弊端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此引起的；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表现出来的决定论或绝对真理观倾向，则是这一认识的一个直接后果。我相信这一论点可以让那些为重构经济理论而苦苦思索的人们生发“恍然大悟”之感。事实上，并非主流经济学家们蓄意要宣扬绝对真理观，应当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思考的时间与成本”是如此地重要，对它的排斥所引起的后果是如此地广泛，我们有必要给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特征(当然也包括由此所引起或与此相联系的其他一系列特征)一个正式的名称，即“新古典主义”^注2。

不理解主流经济学，就不能理解算法框架；不打破主流经济学，则不能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新古典主义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我们也不能够全面予以否认。在算法框架下，现有的新古典理论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一代代的学者如此长久地受到一般均衡理论的吸引？一般均衡理论错在何处，又应如何加以改造？本书也将为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进行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