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如果从世界各国对茶(te)这个字的发音来看和“丝路”相提并称的“茶路”，亦即茶自东方传播到西方的路径，可以显现出中国茶叶的全球化过程。

现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对于茶的发音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系统，即中国广东话的CHA'和福建话的TE。台湾的发音属于后者，而属于前者的有：日本语、韩国语(CHA)、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CHAI)等；属于后者的有：荷兰语 (THEE)、德语(TEE)和法语(THE')等。

至于这些发音的传播路径如何呢？根据日本人的研究，语言(发音)的传播可分为陆路和海路二方向。即广东话系统的CHA是经由陆路，向北传送到北京、朝鲜、日本和蒙古，向西传播到西藏、印度、中东、近东和东欧之一部分；至于苏俄方面，则或从黑海沿岸、或从蒙古引进。在西欧，只有葡萄牙是属于广东话系统而非自陆路传入的，那是因为葡萄牙直接统治广东省的澳门，而从此地导入茶的缘故。另一方面，福建话的TE的系统，则深受与厦门开始直接贸易的荷兰的影响，茶经由荷兰而扩展势力范围至西欧各国和北欧，这是从南海航路向西方的传播。“茶”的发音的传播当然和茶叶本身的扩散是有关系的，因此以上的“茶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注1在大航路发现后，西欧国家开始东来，16世纪末荷兰商队到达爪哇(Java)，并以此为东方贸易的据点。17世纪初期他们曾经输送日本茶到欧洲，这可能是最早传入欧洲的茶。后来由于英国的崛起，再加上日本实施锁国政策(1635年开始)，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引进中国茶到欧洲的要角。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爪哇的万丹(Bantam)购进143.75磅的中国茶输入到英国。^注21689年，他们更直接自广州购买茶叶到利物浦(Liverpool)，并经此转口到欧洲各国及其北美殖民地。1690年买进38390磅，但1692年至1697年曾一度中断交易，1697年再开始购买中国茶。而由于18世纪中饮茶的习惯在英国一般家庭(包括劳动阶级)逐渐普及的缘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输入量与年俱增； 1718年已超过生丝与绢，居中国输出品的首位。到1730年代初期，欧陆诸国的东印度公司亦从广州积极发展茶贸易，并且自欧陆走私转运至英国本土。

自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后，茶之输出激增，中国茶市场被编入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之一环。换言之，茶贸易之扩大，并非由于中国本身的生产、流通等条件的变革所致，而是在市场之扩大、价格之决定、贸易之结算、贸易之担当各方面，皆受到外国市场之规制与主导。本章即试图探讨中国土著产业在世界市场之位置与中国茶贸易所具有之特征，并借此以窥中国近代经济的国际性之特质。

根据以前之研究，大抵认为茶之原产地为印度的阿萨密(Assam)，自古即传至中国之四川省，中国人在汉代(前3世纪—后3世纪)时已具有关于茶的知识。此习惯自四川省逐渐顺扬子江而下，向下游传播，在南朝时(5世纪半—6世纪半)，大致已普及扬子江流域，并逐渐传至华北，而约于唐代中叶(8世纪末)遍及中国全土。不仅出现陆羽(著有《茶经》)等著名的茶人，并且茶在唐德宗建中年间(8世纪末)，成为课税的对象，可见茶已非奢侈品，而成为民众的日常必需品。更扩延至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之间，盛行茶马贸易。

有关茶的历史之研究，有矢野仁一的《茶の歷历史に就いて》(《近代支那の政治及文化》，所收，イデア书院，1926)，其文根据《茶经》之记载，并利用文字音韵学，考究中国本土饮茶之历史，并述及回鹘、吐蕃、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饮茶，且言及俄国与英国之输入中国茶，其所叙述之历史，直至1830年代为止。

此后，佐伯富编《宋代茶法研究資料》(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1941)，收集有关宋代茶制度之资料。并于1956年发表《宋初における茶の專賣制度》(《中國史研究》，第1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所收)，其文指出宋代所以实施专卖制度，是因为要保证庞大数量之军人与官僚-这些人支持唐末五代以来发达的独裁政治-的生活，并提供防御与中国相对抗的塞外民族之经费，而且确保茶-或给茶予塞外民族，或与之进行茶马贸易-之统制，以怀柔外族的缘故。此专卖制度大致延续至清朝。宋代由于实行茶之专卖，茶商兴起，其势力甚至有可以左右政治者。同氏在《宋代林特的茶法改革について》、《宋代仁宗朝における茶法について》(同《中國史研究》，第2卷，所收)中，详述由于外族之时常侵入，为了征收军需物资，乃发行茶引与盐引，使商人纳入军需品，以获取茶引与盐引，而能贩卖茶与盐，并得大利。而私贩茶者，称为“茶贼”，在同氏的《宋代の茶商軍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2，1938年12月，同《中國史研究》，第1卷，所收)中，引用正史，论述政府招安这些茶贼，组织义勇军，以对抗外族。这是从政治方面研究宋代茶业。

由于茶是农产品，故有分析其成分与效能者，如加藤繁的《茶の科學》(河出书房，1943)、佐伯富的《茶と歷史》(《史原》六，1975，同《中国史研究》，第3卷，所收)，后者泛论各地、各时代的饮茶之风习与茶之科学成分；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则言及茶之医学方面的作用、茶与政治问题、各国饮茶习惯等。

从近代经济史的观点研究中国茶，始于波多野善大的《中國輸出茶の生産構造—アヘン戰爭前におけ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2卷，1952；氏之《中國近代工業史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1，所收)，他主要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广东茶贸易，透过预先融资茶款的方式，控制行商，并由行商以同样方式操纵茶庄，而茶庄兼营再制工场，买入山户之毛茶，并借预先支付茶款之法来左右后者。他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有H.B.Morse的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734 (Oxford, 1926)，R.Fortune的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 (London, 1822)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London, 1853)和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2-1856): In 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London, 1957) ，S.Ball的An Account of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1848)等书，他借这些资料分析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输出茶之关系，并究明输出茶之生产构造为山户—茶庄—行商—东印度公司。其后，重田德发表《清末における湖南茶の新展開—中國近代産業史のための斷章》(《愛嬡大學紀要》，第1部人文科学，7卷1号，1962；氏之《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5，所收)，利用湖南、湖北省之地方志，详论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后，由于五口通商，促使湖南茶——往昔以销售西北边境地带与塞外方面为主-进出欧洲贸易，而由广东商人担任贩卖事宜，汉口开港之后，湖南茶之输出量更显著地增加。此文之主旨着重于湖南茶之输出的历史过程。与他在1965年所发表的《清末における湖南茶の生産构造-五港開港以後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究》，16卷，4分册，氏之前揭同书所收)相连续，此文分析作为输出茶的湖南茶之生产构造，沿袭波多野之说法，而利用地方志，对山户与茶行、茶庄之内容加以详细的解说，并且指出前者(山户)从属于前期的商业资本的茶庄，茶庄因把握生产的最终过程(即精制过程)，故不但能支配直接栽培者的山户，且能支配外国贸易商人。在此点上，他忽略了当时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与促进湖南茶之市场扩大的外国市场之变化。他从事分析商人资本，于1968年发表《清代徽州商人の一面》(《人文研究》，19卷，8分册，氏之前揭同书所收)，利用《婺源县志》之人物志部分，详析五口通商以后，徽州绿茶之输出的剧增，使婺源茶商抬头，成为徽州商人之主流，但其资本与经营形态仍具有前近代性之特征。

以上为研究在中国茶业与资本主义体制相接触时，中国茶业本身的生产构造之形成与变化的论文。

至于纯粹着眼于茶之与外国贸易者，有吉田金一的《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东洋学报》，45～4，1963年3月)，氏利用中国之《海关报告》与俄国之《关税局统计课汇报》以及《1689—1881年之露清条约集》等第一手资料，详述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的中俄茶贸易，和1860年《北京条约》以后中俄茶贸易之发展过程。但关于中国茶与欧美方面的茶贸易之关系，迄今尚无专论者，有关之论文和专书，大抵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之对亚洲贸易的构造，而在贸易构造之中，中国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如田中正俊的《中國社會の解體とアヘン戰爭》(《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西村孝夫的《イギリス東インド會社史論-イギリス东インド貿易及び貿易思想史研究への序論—》(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部，1960)、卫藤沈吉的《アヘン戰爭以前におけるイギリス商人の性格》(《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本山美彦的《イギリス資本主義の世界化とアジア-アヘンをめぐる東インド會社の廣東商社の角逐—》(《世界經濟と帝國主義》，东京，有斐阁，1973)等，皆论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独占中国茶贸易，而在形成英国—印度—中国之三角贸易构造的同时，达成购买中国茶的手段，换言之，作为鸦片与原棉的对价所获得的茶，被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本国独占性地贩卖，以其收益来偿还东印度公司之本国债务(home charge)。此外，1820年代至1830年代以后，中国对美国输出茶之结算，与美国对英国之棉花输出的债权相关联，而透过美国之在华洋行发行以伦敦为收件者的票据之方式，以结算亚洲贸易之中的茶贸易，形成美国—中国—英国三国间的贸易和结算关系，提出此多角性的决算构造的，有本山美彦的《地域的多角决濟から世界的多角决濟への發展の論理》(《世界經濟論》，东京，同文馆，1976)、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國における貿易金融の一考察—19世紀前半の銀價騰貴と外國貿易構造の變化—》(《東洋學報》，57～3.4，1976)和《資本主義、植民地體制の形成とアジア—1850年代イギリス銀行資本の中國進出過程—》(《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第1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等。而加藤祐三的《19世纪のアジア三角貿易-統計による序論》(《横濱市立大學論叢》，30卷Ⅱ、Ⅲ号，1979)则详论红茶、棉制品、丝、鸦片在英国与亚洲的贸易中所形成的多重关联。角山荣的《茶の世界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0)主要探讨在世界市场中日本茶的发展与演变。

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提及茶业问题者，大抵概论茶之兴衰史，并简述生产构造，有赵烈的《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1)，吴觉农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吴觉农、范和钧共著的《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后二书之内容相似，研讨中国茶业衰败之因与改良之道，并以20世纪30年代之展望为主。冯国福译自英国《财政时报》所登载的《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10～3，1913)，则简言中英之茶贸易的历史。林满红连续发表《台湾茶、糖、樟脑的出口及生产分析(1860～1895)》、《晚清台湾茶、糖、樟脑业的产销组织》、《茶、糖、樟脑业对晚清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三篇载《台湾银行季刊》，第28卷，第2～4期，台湾银行经济研究所，1977年6月、9月、12月)，利用台湾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所编之台湾产业调查表和海关报告等，分析台湾出口品之发展因素及其对当时台湾社会经济的影响(即出口茶和樟脑为主的北部之经济发展，超过输出糖为主的南部)，并提及外国资本没有操纵台湾茶业。但当时台湾茶皆由淡水输往厦门后，再输出到世界市场，所以淡水之茶贸易仅能成为国内贸易而已。

英文方面，有T.H.Chu的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Shanghai, 1936)，述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两湖茶业之兴起与外国资本在汉口、九江之砖茶工业，并言及茶在国内流通之过程。W.H.Ukers的All about Tea (New York, 1935)则泛说各地的茶之生产情形。Boris P.Torgasheff的 China as a Tea Producer (Shanghai, 1926) 亦仅叙述中国茶之历史。Hoh-cheung & Lorna H.Mui合著的“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XVI., No.2, 1963)和“Andrew Melrose, Tea Dealer and Grocer of Edinburgh，1812-1833”(Business History, Vol.9, 1965)二文，以减税法之前后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之独占特权被废止时，英国国内伦敦商人和地方商人之竞争茶贸易为主题，着重于1830年代之前英国茶市场的构造。至于Robert Gardella的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1757\|1937(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则参考本书第一版和前述相关著作，以及大陆的地方文献，专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福建茶的贸易。

本书参考以上各著作，而重点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后，到1910年代，于英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规制之下，中国茶贸易之发展与其限界。除了地方志之外，主要使用历年海关报告和英国国会文书之中的领事报告，以图借当时国际贸易要角的原始资料，了解中国近代茶业在西洋冲击之下的演变过程。

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简述鸦片战争之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广州茶贸易。第二章论述福建茶鼎盛时期(1850年后半—1870年后半)之生产与贸易。第三章分析在1860年代后半逐渐兴盛的两湖茶贸易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之位置与外国商人之主宰中国茶贸易的手段。第四章检讨中俄茶贸易之性质及其演变，并借此分析俄国在中国的内地茶市场-汉口-之经营形态，以企求了解汉口的二元性茶贸易所具有的意义和中国输出茶与列强资本主义的关系。第五章叙述中国各通商港埠的茶贸易，借以说明中国茶的转口贸易，并进一步论究茶商之特征。第六章分析中国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第七章则全面析论中国近代输出茶所具有的特征。而于第八章中提出本书的结论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