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一 国价值的基本内涵

1 软实力视阈下中国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兼论我国国家形象建构

胡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的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不仅限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也深入到社会和思想层面。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是在中外交往、中西碰撞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也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任何国家的价值理念，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与历史上数千年的王朝时代相比，以及与改革开放前封闭的社会主义相比，是一个更加走向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过程。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本文以软实力为理论前提和视角，以建构中国美好的国家形象为宗旨和目的，重点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当中政治价值的逻辑和取向。

政治价值与国家形象：软实力的视阈

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看，最核心、最重要的在于政治价值观，这也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目前不少人在谈及软实力的时候，往往把软实力单纯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以“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和对外政策（正当合理且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奈自己也评论“软实力就是文化力”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他说：“有些分析家简单地认为软力量就是流行文化的力量。他们错将软力量的行为与有时有助于产生该力量的文化资源画等号。他们混淆了文化资源与吸引的行为。”

可见，文化只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而且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软实力。一方面，文化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只有被其他国家和民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可能具有软实力；另一方面，这种软实力通常要具有政治性质，相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而言，政治理念对于国家力量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一国的文化受到外国人的喜爱并不等于该国就对它产生了软实力，例如不少西方人喜欢中国的瓷器和餐饮，但这并不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好感，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这些中国文化尽管是积极的，也不具有软实力，因为这些文化并不涉及政治价值观的问题。约瑟夫·奈在讲软实力时，重视的是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忽视了上述两点内容，就可能使人认为只要文化，不管它是哪方面的，也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只要大力发展文化，中国就会产生“文化软实力”。

实际上，没有政治观念上的改变很难说文化产生了软实力。亨廷顿说得很明白：“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9·11”事件就是极好的例证。因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困境：一是文化有精华与糟粕的双重性，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也未必会产生软实力；二是一种文化对该国内部产生软实力，但未必对他国或他者产生软实力，即使人们接受某国的某种文化也未必就能说这种文化产生了软实力。奈的软实力的核心理念是“人随我欲”——不管是他国的人还是本国的人都会自愿跟随一国的意愿发生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只有那些人们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文化才意味着他产生了软实力。

因而，文化只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并且文化的力量要上升到软实力的层面时就不能不具备政治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这句话点出了国际竞争和软实力的本质所在。奈曾这样评价柏林墙的倒塌：“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间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推土机也不会管用。”但这并不是影视等流行文化本身的威力，而是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

除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也至关重要。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对于国家的软实力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成功地取得并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在这些文化和制度中又以政治制度和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价值最为重要。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国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关键的变量。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说明一国经济的状况，除了自身的资源禀赋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及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这种两种能力充分发挥的前提则是政治本身的效力如何。

沿着上述思路，可以把软实力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边缘层软实力、中间层软实力与核心层软实力。边缘层软实力是一国的传统、自然、风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对于他国民众所产生的表象的、一时的吸引力；中间层软实力主要是一国的制度规范特别是政治体制对他国的感召力；核心层软实力主要是一国的主流价值理念特别是政治价值观在国际上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等。上述三个层次的软实力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零星散乱到系统整合、由稍纵即逝到稳定长久的对一个国家认知和认同的过程。只有具备了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软实力，一个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根本的良好形象，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说服力。

总之，从如何来塑造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软实力的政治内涵，忽视了中国价值理念的政治层面，忽视了我国的政治价值观建构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都不能得以解决。而长期以来恰恰比较弱的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关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缺乏足够的关注。

政治价值：普遍性还是特殊性？

任何国家的价值理念，包括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肯定带有中国自己的特点、特色与特征。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等等，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打上深深的烙印。而且，中国自身也特别强调30年改革开放所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有人称之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还有人直接就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以凸显其独特性。在国内，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作为软实力资源来推广，尽管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官方话语上也还是一个未定的话题；但在实践上，中国已经悄然无声地在输出其发展模式和改革经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这其中，自然包含了隐藏在这一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价值观，如对西方式民主价值及其制度设计的否定，包括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等，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否定。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所指出的，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虽然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独特性的概括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答案，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待深入，但目前对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政治价值的独特性的探讨成为热点和主流声音，相反，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的研究却凤毛麟角，甚至很多人不敢去研究中国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对这一现象，倒是需要进行深入的反思。

有鉴于中国时下特殊主义的观点大行其道，对目前中国政治价值的分析，尤其需要辩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价值理念的特殊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过于夸大，甚至否定其中所蕴含的普世价值，片面强调中国和别国不一样，单一突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色，把政治价值普遍性的一面忽视了，这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这是因为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看，减少差异是获得大家喜爱的普遍法则，甚至是一个生存法则，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从众行为”。如果一个国家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另类，过于强调自己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一样，是很难提升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

约瑟夫·奈在分析文化之所以会产生软实力时，对文化有两点限定：一是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二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美国之所以具有软实力，主要是因为其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获得了广泛的吸引力，具有越来越强的普世性。这方面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可以说，美国政治价值的全球传播成为其软实力扩张的要义，这正是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核心，即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比其他文化资源更有吸引力与说服力。奈说：“我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民主价值观，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人权和民主的信念又帮助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

因此，在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都有其共性和个性的一面。从塑造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加弘扬的是人类共享的一些价值，而不是那些特殊主义的内容。而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是比较严重的，主流话语特别排斥人类普遍的理念，过于强调自己特殊的道路，这非常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也不利于对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阐释。从国家形象的塑造来看，如果要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好感，首先让各国民众感觉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是有共享价值的，特别是对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中国也应当尊重和践行。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说成和别人都不一样、和别人没有共享的价值，怎么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和喜爱呢？

单纯的特殊主义的观点之所以不可取，除了上述原因外，也是因为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背离。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主流的文明更疏远了还是更接近了？毋庸置疑是更接近了，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讲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改革开放虽然也有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是中国更加与世界文明接轨，更加注重学习西方的经验和长处，更加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很少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概念，而且如果使用这些概念通常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严重的还要受到批判。那时中国更多强调的是专政，要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很少提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概念才逐步获得认同，从最先倡导民主和法制，到对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的肯定，其进步是巨大的。从过去天天讲专政，到现在天天讲民主，虽然到目前我国宪法上还写着“人民民主专政”，但正如江泽民所阐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人民民主。可见，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已经在不断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和政治价值当中，而不是更加脱离。但是为什么在宣传上偏偏总是讲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总是讲我们实际已经接受了的许多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呢？至少就国家形象建构而言，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总体上、客观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更加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过程，是逐步摆脱狭隘、偏见和愚昧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是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这显示了中国政治价值的基本走向和正确取向，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是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需要考量，我们都应该大力地宣传、弘扬上述这一进程，理直气壮地说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具有更多的普世性，而不是让国际社会感觉到我们越来越跟人家不一样。片面突出中国的特殊性，既不符合国家形象塑造的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任何国家的政治价值，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中国的政治价值和与之关联的政治制度，既无法跳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研究中国特殊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斥普遍的价值，而是旨在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更好地统一起来。

中国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国家形象建构

那么，如何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上对当前中国的政治价值进行认识呢？从建构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角度看中国应当倡导什么核心政治价值观呢？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规范的和经验的不同方法去研究和回答。从经验上看，中国的政治价值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比较强调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等级秩序、人伦关系等，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民主、法治精神的价值理念形成对比。这些政治价值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的糟粕和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腐观念，需要进行更新和改造。同时，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也处在一个变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之中，经验上看一些传统的价值正在式微乃至解体，一些新的价值正在孕育和成长，但总的来说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生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价值危机的时代，以往的价值分崩离析，新的价值尚未确立，中国的价值正在走向多元，但缺乏主流的、核心的价值观。从经验上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进行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这里更多从规范的意义上对此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

从规范的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必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价值的特殊性所在。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都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核心。

中共十八大郑重宣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的，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理论概括，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应当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有着重要的区别，但从上述内容上看，也存在一些共享的价值，如对于民主价值的肯定，尽管中国所理解的民主与西方并不相同。无论有多少不同，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民主的价值，认同主权在民，这就是普遍性的东西。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的政治价值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诸如人民主权、代议制、普选制、竞争公职、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司法独立、政治公开、合法反对、有限政府、法治、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之一，现代民主和法治不断深入人心，这也应当成为中国政治价值的题中之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一重要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应当区分和界定“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把握好其相互关系，这对于建构中国的政治价值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人类政治文明”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文明”都应当具有这种文明形态的共性。实际上，“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类性；而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领域一切优秀的制度与文化的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的关系。而研究国情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普遍的原理，而是把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研究和借鉴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以此来塑造当代中国新的核心价值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八大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成果，既突出了核心价值观中政治价值的成分，也体现了迄今人类社会共享的一些基本政治价值。十八大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分三个层次：第一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第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三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概括有两个特点，一是突出了核心价值观之中的政治价值的成分，其中包含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都是政治价值观最为核心的内容；二是充分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了迄今人类社会共享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而不是突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虽然十八大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还是初步的和规范性的，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从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综上所述，从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看，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时候，一定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更加注重挖掘和弘扬中国价值观当中普遍性的内容。而且，不仅是在理念上认同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还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把这些核心价值诉诸政治过程之中，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并拥有一个让世界人民心向往之的美好国家形象。

（注释略）

作者简介：胡伟，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全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亚名人会”中方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1982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2000年9月转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挪威卑尔根大学等国际名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国际政治学会（IPSA）理事会成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著有《政府过程》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发表论文上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