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略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价值理念的内蕴与张力
石建国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简而言之，是指中国人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总体判断、方案选择以及理想追求。经济领域价值理念的形成，是同中国经济历史密切相关的。正是在中国经济历史的进程中，在认识和实践互动的基础上，经济价值理念才得以孕育、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回溯
中国经济的今天是从昨天走来的，而昨天的历史则是对更遥远的历史的继承。中国工业化道路不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而是一条时断时续、异常曲折的道路。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内忧外患的裹挟下起步的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大一统”的经济专制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延续了近两千年。经过如此长时期的打磨，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有许多学者坦言，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也将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工业革命，逐步地实现由传统农业主导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大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转变。更有学者提出了“李约瑟之谜”的假说。
世界工业化的迅猛进程没有给中国太多的思考时间，随着西方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的陆续完成，他们加快了拓展海外殖民地的步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自然是殖民者垂涎的对象。奉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腐败不堪，经过数次武力较量以后，被迫打开国门、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并由此陷入了近百年的战火频仍状态。自此，仍处于封建社会状态的中国，在巨大的外力冲击下，被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然这是一种被动的对外开放。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特别是西方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传入，以及西学东渐，西方世界的器物、思想、制度等文明陆续传入我国。自此，围绕着如何诊治中国传统社会之病和实现工业化之目标，中国社会各界、各阶层展开了长时期的历史探索。
自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政府和广大的民众当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求得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独立是富强之前提，富强是独立之目标。因此，在国家主权受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无论是由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官僚地主阶层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还是国民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都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上述阶段的工业化推进，也都未能形成一个严整的经济体系。其现代工业的局部，呈现出多点、至多是线列的布局，使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非常低，中国在20世纪中叶前求富、求强的梦想未能实现，但却为新中国的接力探索提供了很多遗产，包括经济遗产和制度遗产。
（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合力推动的历史选择
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热烈关注的一个议题。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全国经济建设面临的一系列困难，都迫使党领导下的政府要掌控关键领域乃至一般竞争领域的资源。而现实的实践反过来又证明了党的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仅仅在新中国成立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就用革命的方法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建立起单一公有和计划经济的体制。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后续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工业布局问题也得到逐步的改善。有研究表明，至 1966年“文革”前，中国计划体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体制生命力，是当时各种因素参数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革命的成功，中共主要领导人想通过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来实现经济革命的成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难以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党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来替代资本、科技乃至人才的不足，希望在很短的时期内“超英赶美”。为了解决激励不足的难题，党发动了种种运动，包括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和良好运行。
但是，由于这种日趋僵化的体制不能解决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也不能解决激励不足的问题，而且随着群众运动的频繁展开，经济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全国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无序化的破坏倾向。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必须变革原有的体制。这种求变愿望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潮，成为改革初期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确定了新的体制目标
中国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的。但改革的起步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国内人心思变。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层也想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但对于未来的路该如何走，此时尚无一个明确的路线图。而此时，中国计划体制的大幕却从农村撬开了一角。当时农民为了吃饱，主张把地包给各户，同时把上面派购的粮食任务也包给各户。这种颇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朴素做法后来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广，并冠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地推广开来。
与此同时，关于工厂放权的呼声日趋热烈。这项实验从四川的六个工厂开始，后来推广到全国。地处中国沿海地区、毗邻港澳的广东省此时也开始了引入外资的特区实践。
总之，伴随着中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中国经济原有的“大一统”体制开始被逐渐打破。这种市场力量的生长和发育，催生着许多新事物的出现，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已不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现实迫切要求执政党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在指导思想上为改革正名。初开国门后，一些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从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出发，为中国的改革积极出谋划策。
在执政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不得不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则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至此，中国政府主导的体制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此时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康的目标。在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念。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二、中国发展道路中经济领域价值理念的内蕴及其拓展
无论从长时段来看，还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60多年乃至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历史来看，尽管不同时期政权的性质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换句话说，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是共同的，不因时间和政权的改变而改变。
（一）从长远来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总的目标
如前文所述，自清王朝后期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那天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树立什么样的目标、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不可回避的难题。从毛泽东所提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邓小平的中等发达国家设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直到当下习近平的民族梦、中国梦，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早日富强。尽管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动摇，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我们的目标。
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 30年的发展，我国已突破了“贫困陷阱”。 20世纪 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90年代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在我党和我国政府正努力致力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一历史注定不是坦途，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不放弃，我们终会实现繁荣富强的目标。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我们核心的价值理念。
（二）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来看，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
由于我国现代经济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代产业特别是新兴的工业缺乏自然生长的过程。一些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较低的产业私人资本难以负担，但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军工产业所必须，因此，必须要由政府来兴办。从清末兴办的军事工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工业，概不能外。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的概念得到拓展。它不仅包括了人民政府及其各级组织，还包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织，以及被赋予行政管理职能的团体，都可以看成是政府。这是我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党和政府通过这种严密而广泛的组织，将社会资源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同时，将社会成员也都人为地镶嵌于各种单位组织，切断了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渠道，从而保证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来推动经济建设。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由原来的资源调配者变成了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监管者。但这种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构建与完善，一些价值理念不断地被提炼出来，并被社会所接受。
1.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要求体现自由平等理念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尽管发生过权力介入市场交易的事件，甚至某一时期某地区为数繁多，但总的趋势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不论其带有何种所有制的标签，只要它不损害其他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只要它不以牺牲市场的公平和效率为代价，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竞争。这是所有发达的、成熟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价值原则，不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
进入新的世纪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公平竞争、自由平等，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2.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要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理念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但西方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历史普遍表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会造成两极分化。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是中共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初苦苦探索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中共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之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能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
3.市场竞争主体努力体现改革创新的理念
计划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积极性，在企业生产管理与自身利益脱节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复制“古董”是企业的普遍行为。但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各种形式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相比拼，在此情形下，竞争力就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创新又是企业能否有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变，才能在市场大潮中站稳脚跟。所以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重要表征，创新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的话，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使我们的企业能够走出去，使我们需要的资源能够拿回来，即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需要我们国家在整体上不断进取、推陈出新。所以说，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是经济活力之源。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追赶步伐，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创新也正在内化为我国的国家精神。
4.市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蕴含着包容和谐的理念
黑格尔曾经说过，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谓“存在即合理”。我国的国情异常复杂，仅就当下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经过近 30多年的率先发展，已基本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但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方兴未艾。东西部地区之间这种发展的时代差是很巨大的。此外诸如城乡之间、人与环境、中国与外国等之间的这种发展的矛盾与问题都是广泛而真切地存在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同时，仅就中国经济而言，它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不同信仰的企业家，都能在中国充满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寻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此外，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进程中，法治、诚信等价值观念，也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些价值观念，同中国道路其他领域的价值观念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推动着中国积极融入世界文明的进程。
三、经济发展道路中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发展当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系列问题。这种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如何有机地加以协调缓解，是当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GDP主义与科学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这一精神分解到实际工作中，容易变形为GDP主义。
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是中国GDP主义产生的土壤。尽管党的领导层早已注意到这种倾向。但是，在现行体制下，强大的体制惯性和利益驱动，特别是官员考核晋升机制，都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将GDP目标放在首位。反映在市场经济的方面，就是容易出现单纯追求利润和产值的倾向。部分领导干部被资本主义价值观所侵蚀，以资为本，重效率轻公平、重资轻劳、重经济轻社会建设。这种现象的蔓延，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即便经济发展随度很快，GDP体量也很大，但人们难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其结果是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断言，如果这种倾向不加以改变，GDP主义将摧毁中国的政权基础。
现在距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业已十年，反观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所昭示的原则与理念，二者尚有很大的差距。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二）生产过剩与内需不足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由于各方面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人为地造成“内需不足”。当下社会一个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是产能的过剩和大量放空；另一方面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表现在社会整体层面，就是生产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民生问题恶化的倾向，这种社会现象是同我们所秉持的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巨大反差，使得现阶段意识形态的重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如何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改革的成果，如何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仅仅依靠经济本身的发展是难以奏效的。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思路应该跳出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在经济本身之外。因此，实现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改革全局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作者简介：石建国，男，1977年9月生，黑龙江通河县人，2006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五年，任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著作编辑及其思想的研究工作。发表中国经济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共计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