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能否正确地确定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其对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清醒把握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凯歌行进，还是遭遇挫折，都是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取代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341～3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尽管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在理论上还不够准确，但它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抓住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起初是同意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他在会见外国党的代表时多次提到，斯大林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他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造成的。苏联国内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应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结束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1957年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毛泽东增加了若干重要内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同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606～6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毛泽东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6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否认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终于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摇摆，由正确转向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源自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

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引入科学殿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资本主义大工业充分发展的经济事实对未来社会作出了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推论和预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既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描述，更不是对一个已经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历史摆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任务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是从“科学上解决”而不是在“实际上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显然，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还不可能是系统的、充分展开的论述，还只能停留在纯粹的、一般性的理论设定的层面，还不能直接运用于具体的现实生活，还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在与新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作为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本本至上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对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多次提出“以苏为鉴”，并曾试图纠正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内一些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倾向。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和做法没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1956年以后，他不仅模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同此前的过渡时期的区别，把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作为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总体目标模式的选择上，严重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以及消费品分配方式上，他不仅“恪守”经典社会主义的个别结论，而且基本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如，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认定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范畴”，强调“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将按劳分配和工资制看做“资产阶级法权”。他甚至沿用革命战争的经验，主张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抓“革命”促生产。即使在遭受巨大挫折而不得不正视社会矛盾和冲突时，他也不是着眼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而是侧重于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力图通过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去加速生产力的解放。党和国家的工作长时期背离经济建设的中心，造成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导致国家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的面貌。二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状态。毛泽东事实上仍在延续斯大林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却以为找到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在后来所总结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是“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6页。）。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正是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反思中，邓小平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同上书，137页。）因此，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注：同上书，369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是同他总结超越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社会主要矛盾错位的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他对忽视发展生产力造成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的痛切感受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理应以资本主义业已成熟的商品经济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起点，即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商品生产的形式发展到整个社会生产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内在联系，劳动者通过社会生产能够无差别地直接运用进而占有生产的物质条件，“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时，才能相应地建立起全社会的占有和分配关系。这时，在控制了自己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真正个人联合的集体中，才“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63～564页。）。

然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基本上脱胎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建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须经历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不得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完成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经完成了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还难以实现，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随处可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共同存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和主导的作用。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其实质都在于说明：第一，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其国家的性质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或新民主主义的，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更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不是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曾标榜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不经过一个正常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全盘“西化”和私有化，是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无视“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可以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而直接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面对多年来由于超越发展阶段的“穷过渡”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6页。）。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清醒地把握历史方位的基础上，科学地判断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82页。）依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更为简洁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8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生产与需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着经济由不均衡到均衡状态的交替，不断改善着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是泛指生产与需要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而是特指生产力相当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商品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而“落后的社会生产”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不能及时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之前的整个历史阶段都难以回避、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只有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和解决的艰巨性，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依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在顺利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后，我们党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践表明，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则，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人民生活贫困，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54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注：同上书，265页。）。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说服力，离不开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逐步消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实现“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离不开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离不开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抓住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求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正确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排除了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据统计，1978—2011年的33年间，我国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增长的奇迹；我国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79元上升到2011年的34999元，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大为改善；截至2011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318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6421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一个约占世界总人口20%的人口大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又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及以此为依据确定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并没有改变我们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进入“成熟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中国，远未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尚待时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排名仍很靠后，彻底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还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次，处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异常突出，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从地区差距来看，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中西部的比重则在下降。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3%，人口占全国的28.6%，但GDP占全国的比重不足17%，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值的2/3，不足东部地区平均值的一半。从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来看，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2004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2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

最后，“地大物博”的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度匮乏，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淡水、矿产等的人均占有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高经济增长，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达到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我国人均GDP将有可能接近1万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也就进入了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既充满希望，也充满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收入不断增加，消费结构明显改善，城乡居民逐步告别温饱型消费，由小康型消费向富裕型消费过渡，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呈现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相统一的特征。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必将扩大有效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物质保障的同时，也使各种利益关系趋向多元化，不仅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趋于复杂。由于矛盾冲突增多，社会风险增大，必须着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以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必须有效遏止发展差距扩大、降低失业压力和健全社会保障，以缓解结构性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上述矛盾一旦处理失当，就可能因冲突激化而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党中央以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着眼点，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社会更加和谐”首次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方针。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必须抓住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经济建设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不仅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更由于当前经济社会中多种不和谐因素是由生产力不够发达带来的，只有通过生产力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离开了经济建设，离开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防止因强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而忽视经济建设的倾向。只有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董正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