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转换
自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16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一部在理论上凸显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与时代发展和各国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在实践上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论证到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中凯歌行进和如磐风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我们试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视角，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的历史考察，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明确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开拓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现实，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新的回答。
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以50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也就经过了由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的重大转换。
（一）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中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已经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1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真正开启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稳固政权后，才有能力把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作为重要的任务提出来，踌躇满志地去发掘蕴藏在自然、科学、工业、农业中的巨大生产力，以其“非常革命的作用”，适时地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迅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系统。这时，资产阶级以“自由”的旗号，不断地巩固自己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指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已干涉国家事务的地方，自由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尽可能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以及保护本阶级来对付工人结盟与造反的自由。”（注：［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8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后半期，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和日本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也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在使社会物质文明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在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工业革命在不断地刺激资本财富的积累、强化资本的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工人贫困的积累，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地发展起来。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在周期性地破坏自身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在社会阶级矛盾的激烈对抗中，艰难地寻求社会变革和调整的出路。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一急剧变化，迫使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究竟该向何处去？当时西欧社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没有回避这一涉及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但是，无论是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人，还是他们的最忠实的后继者们，都没有能够对这一问题作出成功的回答。（注：参见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5～1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那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把事物的矛盾看做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黑格尔在对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的解答上却毫无建树。黑格尔在肯定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却断言普鲁士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是德国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辩证法，被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扼杀。当欧洲思想界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而止步不前时，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独树一帜，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等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的，在对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的回答上，他退缩到唯心主义的立场。他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仅仅是宗教变迁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宗教和抽象的人“爱”所推动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留有的唯心主义的印记表明，在涉及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资产阶级哲学大师们当时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了。
当时，试图对资本主义命运问题作出解答的，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们。19世纪初，英国的李嘉图的全部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的。他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极力掩饰产业革命过程中已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断然否定资本主义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在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上所持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所运用的非社会的和反历史的方法，得出的只能是这些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悖的理论观点。作为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最后补充，法国的西斯蒙第严厉斥责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确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他却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看成是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极力鼓吹恢复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力图以小生产的原则和规范来填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问题上，西斯蒙第同样茫然无知。
在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资本主义发展难题一筹莫展时，空想社会主义者从资产阶级营垒内冲杀出来。无论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还是英国的罗伯特·欧文，都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理论勇气，有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努力奋斗的善良愿望，而且也都阐述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愿望，并对这种社会的具体细节作了富有天才性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仍然裹足不前。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但却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却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19世纪30年代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只是躲到他们幻想的海市蜃楼中求得一丝慰藉；他们留下的一些真理的颗粒零星散落，已不可能再聚合成什么石破天惊的理论洪流了。
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作出科学的说明。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即后来用它的创始人之一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理论课题作了科学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在哲学上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科学论述，翻开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篇章。
1848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之后50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下三个基本论题：
第一，《共产党宣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视角，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以及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必然性。《共产党宣言》深刻地阐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无情地摧毁了封建生产方式，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生产力总和的巨大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本身的发展，同样无情地产生了摧毁自己的力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是“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就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些论述奠定了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根本原理。
第二，《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不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局部规定性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定性问题；它要回答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某一阶段的问题，而是要揭示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发展规律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时代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不可能过时。这些论述是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所蕴含的现时代的价值。
第三，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原理，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打算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套周详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正如恩格斯晚年一再强调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描述成为“千年王国”。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是要由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作出创造性的回答。这些论述是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精髓所在。
之后的50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多个方面作了展开论述，特别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60年代后半期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以及70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内涵。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那几十年间，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电的发现及其在工业上的广泛运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再次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作用下，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迅速膨胀，最终造成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过渡。
列宁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对19世纪20世纪之交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和主题转换作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理论结论。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把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历史变化性质的基础，从“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的高度，得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注：同上书，120页。）等一系列科学结论。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两个重要的结论是：第一，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注：同上书，20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第一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仍然是时代发展的内涵。第二，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使得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直接推进到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这就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主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列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深刻分析了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对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注：参见吴易风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12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主题。与本文论题相关，列宁提出的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方式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方式的问题上，列宁设想过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两种方式，在实践中发生了由直接过渡方式向间接过渡方式转变的认识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观点。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两大阶段的思想作了阐述，重申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认为这是“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26页。）。这一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带有明显的“直接过渡”的倾向。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的实践，改变了列宁“直接过渡”的思想。列宁认为，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经历的是不同于西欧发达国家的过渡阶段，是“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注：同上书，69页。）。实际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背景的，他并没有具体地预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具体方式。列宁认为，对于俄国来说，“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68页。），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注：《列宁选集》，3版，第3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列宁明显地改变了原先直接过渡的思想。但是，列宁这时在间接过渡的体制设计上，还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的是一个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的产品经济模式。
俄国不断推进的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列宁的思想。1919年初，列宁对自己间接过渡的思想作了重要修正，清楚地认识到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消灭货币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279～280页。）。因此，在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进程中，首先要找出“过渡”的关键，“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注：同上书，224页。），然后才能正确地发现符合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迂回过渡”的方法、形式和途径。从直接过渡向间接过渡的认识转变说明，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已经根据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开启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
第二，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取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之初，首先就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引向合作制，实现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在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实现这一最初的过渡，必须找到“中间环节”，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由这些“中间环节”构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会由于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但是，它们又都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经济特征，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征。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54页。）。处于过渡时期的俄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种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成分和因素的“特殊制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际，列宁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任务。1917年11月到1918年春，列宁提出采取国家监督的办法没收大企业，采取赎买的办法把一切银行和资本的辛迪加收归国有，采取强迫实行联合的办法对中小企业强迫实行辛迪加化，并争取把没收来的地方庄园改组为大的模范农场，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18年春夏之际，列宁又提出俄国应该“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注：同上书，85页。）。在这个阶段，要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方式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这个办法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和社会化的东西，它“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又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注：同上书，122页。）。国家资本主义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注：同上书，122页。）。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作为集中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一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统计的、可以由国家进行监督的生产和流通的形式，它有利于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以获得利润为目标的生产和流通形式，利用它要付给资本家较多的“贡款”，要以某些牺牲为代价，因而必须对其加以限制，规定其活动范围。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探讨，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为背景的，是以俄国间接过渡的具体历史条件为依据的，并在实践中渐进式地实现的。它实际地解决了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理论的形成，是列宁在不断总结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理论经历了由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到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制，再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理论探索的过程，也是间接过渡中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的结果。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过程的经济模式的设计和选择。1920年底，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和论证了由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的形式上，“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282页。）。1921年10月以后，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经验的基础上，列宁认为，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还必须继续后退，要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并使它们的发展受到国家的调节。
列宁以上这些论述，是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主题转换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最显著地表现在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讨上。同时，列宁得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求得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解，也已经被20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史实所验证。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后起的国家是因为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同样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对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理论创新，集中于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二是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三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及两大阵营对峙态势的模式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化的态势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而后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解冻”，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各自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也成为引发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关系新变化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沿着以垄断为主线的道路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私人垄断持续发展了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使国家对军事的调节得到了巨大发展，也使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有了显著增强。适合战争的需要，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迅速发展。50年代中期，借助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也借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些成功之处，包括计划经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做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了明显的自我调整。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已由原先在战争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运用的一种临时性的非常措施，转变为一种经常性的日常经济运行的必要机制，这是国家垄断资本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
国家垄断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化形式的变化”上。英国学者本·法因认为，这种“社会化形式的变化”的主要表现，一是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阶段”，它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化机制为特征的”。这时，控制生产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机制是国家干预，不再是市场交换和信用制度这些强制的力量。国家（通过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在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二是在于占有和控制剩余价值方式的变化。“剩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征税的方式被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资本各部分之间在利息或企业利润形式上占有剩余价值的争斗性的斗争，也由于国家的作用逐步地社会化”。三是在于“政治上的转化”，即“原先体现政治关系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直接卷入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的具体体现”。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正相反，那时，资产阶级国家是建立在这三方面关系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注：参见［英］本·法因等：《重读〈资本论〉》，105～109、121～125页，伦敦，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1979。）“社会化形式”的这些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但却改变了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的发展状态。
70年代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中，技术进步要求对科学研究进行大量的投资，而科学研究只有通过大企业并在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大笔经费资助下才能进行；企业及其综合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起的作用也极为重大，以至于这种国际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特征。资本的国际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发展的一种“附加”因素，而是成为一种“首要”因素。如波兰学者明茨所强调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中，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国际卡特尔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的成立和扩大；逐步和部分实现的西欧各国资本融合的趋势，以及美国资本与西欧资本融合的趋势；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强，资本的输出和输入以及资本的国际联系；劳动力的迁移，特别是从经济欠发达国家转移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注：参见［波］布·明茨：《现代资本主义》，8～8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明显增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有：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进而到当代的国际垄断的趋势与特点；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在信息经济的背景下，资本输出形式在同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配置结合中的变化和特点；国际经济组织的新作用，主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作用；世界范围内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地区）两极分化的趋势及其特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冲突及其走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变化。
垄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但并没有消除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在新的形式上加剧了这一矛盾。21世纪，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可能作出新的调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并存，其合作、交流与矛盾、冲突的基本态势也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时期同样发生着深刻的变化。5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同时，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的裂缝已经显现，到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特征还是显露出来了，特别是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以来的新变化。尽管直到现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还是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流甚至合作上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抗乃至冲突上得到了体现。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今时代主题的这一两面性的表现也还是现实地存在着。
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交流与矛盾、对抗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论及资本循环时的用语，社会主义在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发展的主题，可以看做如时间继起性的问题，主要探讨一种旧的社会制度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问题；第三阶段可以看做如空间并存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同时前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凸显而出。
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题的研究，不只涉及时间继起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时间继起性基础上的空间并存性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时间继起性是空间并存性的前提，只有在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而且必然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关系；空间并存性也是时间继起性的过程形式，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科学的理解。
从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的关系来看，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解上也更具有广延性。如果只强调时间的继起性，就不可能理解现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合作、交流的必然性；忽视了两大制度长期的并存性，就不可能现实地推进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如果只强调空间的并存性而放弃时间的继起性，就一方面可能否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也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可能只看到并存性中的合作和交流，而忽视并存性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这两个方面的案例都可以发现。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转换及其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集中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新的主题的探讨上。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作为他的政治嘱托，包含了对这一主题变化的极其深刻的论述。他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如何在同资本主义的并存和矛盾中发展和完善自身，最终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作了全面的阐述。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论述，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包含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主题的新阐述和新判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探索中，特别是在对科学发展观的阐述中，同样包含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主题的新观念和新视野。
（顾海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