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平篇
（一）水平分项竞争力分析
构建水平分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衡量城市外贸水平不等同于单纯的规模比拼，需要从企业平均实力、相对发展速度、贸易平衡度、经济外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2012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上出现7个新面孔，比2011年减少1个，稳定性有所提升（见表4）。由于外贸总值、外贸依存度、人均进出口额等指标优势突出，东部沿海外贸传统强市连续5年入围30强榜单，并垄断了前12位的前半段位置，深圳、东莞、苏州、上海等明星城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上的龙头地位无可撼动。年度榜单7个新面孔均出现在后半段，凭借个别指标的突飞猛进得以晋级，如山西长治因全国最快的出口增速使“变差优势”指标居首，促使水平分项竞争力排名由上年的第271位攀升至2012年第18位，其余6座分别排名第24~29位，综合实力不济使中小城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上“更上一层楼”难上加难。
表4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水平竞争力30强排名
纵观近5年的入选情况，共计56座城市入围过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其中连续5年入围与仅入围过一次的城市分别占据入围总数的33.9%和46.4%，单次入围城市的平均进出口规模仅相当于持续入围城市平均水平的5.6%。东部沿海地区包揽19座“常青树”中的17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各有6座持续登榜，环渤海4座，海西1座，综合实力显露无遗；东北地区只有渤海湾畔的辽宁大连凭借良好的地域港口优势连续入选；而西部地区只有甘肃金昌依仗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的优异表现得以年年榜上有名。相比之下，昙花一现的城市多达26座，集中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明显较少，如珠三角地区仅有2座城市近5年来仅单次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长三角地区在此项数据上保持着零纪录。
2012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仍延续“东高西低”格局（见表5）：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强大的外贸综合实力仍然牢牢把持榜单前排，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海西地区席卷30强榜单中的20个席位。其中，珠三角延续霸主地位，深圳以三项指标的绝对优势继续领跑榜单，东莞成功超越苏州、上海，一举登上亚军宝座，而汕尾的入围使珠三角地区入围总量增至8座，整体优势进一步扩大；长三角地区入围的6座城市与上年相同，虽然上海、宁波、无锡、南京在榜单中的排位小幅下滑，但仍对“第一集团”珠三角地区形成强大压力；山东东营与日照退出榜单使得环渤海地区入围城市数量减至4座，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差距有所拉大，但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重点城市仍然地位稳固；福建泉州的成功入围使位居榜单第7位的厦门不再孤单，也让海西地区近5年来首次出现2座城市同时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反观内陆城市，依赖单项指标的跳跃性增长是提升水平竞争力的主要推力，因此，无论是入围城市数量、所在榜单位置还是在榜稳定性，均难以望东部沿海地区之项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内陆地区想要蚕食沿海强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中的份额十分困难：一方面，新登榜城市徘徊在榜单中后部，一旦落选大多一泻千里，如甘肃嘉峪关2012年水平竞争力由上年第13位大幅下滑至第91位，广西钦州排名更落至百位开外；另一方面，内陆城市进出榜单的更替主要靠“内部消化”，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入围城市数量的增加挤占西部地区之前的入围名额。中部地区表现抢眼，入围数量由上年的2座增至5座；东北地区占据3席，除辽宁大连和本溪保持原有水准外，黑龙江牡丹江市新晋入围；西部地区最为失意，西北入围城市较上年减少1座，仅2座入围；西南交出白卷，上年入围的3城全部跌出榜单。
表5 2012年与2011年各地区水平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二）外贸总值统计分析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占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用于描述该城市对全国外贸的贡献程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贸大格局使“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相对稳定，在2012年前30位排名中，河南郑州、福建泉州和浙江金华分别取代浙江温州、浙江台州和湖北武汉，成为新贵。从地区分布看，经过30多年的积淀，东部沿海地区强大的外贸整体实力彰显无遗，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吸引外资、产业链延伸、人才储备等外贸相关领域齐头并进，积累了其他地区短期内难以赶超的优势：2012年该指标30强榜单中包揽26席，其中，由核心增长极上海领衔的长三角地区共有11座城市入选，但傲视群雄的风采有所减退，不仅入围城市数量较上年减少1个，上海还让出了保持5年全国外贸第一的地位；与此同时，深圳终于击败上海再次登顶，并领衔珠三角其他6城入围；环渤海地区再度入围5城，北京继续稳坐“探花”，并携手天津与青岛在10强中抢得3席；福建泉州的晋级让海西地区在该指标榜单上实现突破，近5年来首次出现除厦门、福州外的第3座城市入选。明星城市领跑各大沿海发达经济区域外贸，展现出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垄断格局。
2012年内陆地区在该指标30强榜单中露面的机会寥寥无几，东北地区的独秀大连，西南经济重镇重庆与四川成都，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城市河南郑州榜上有名。尽管内陆城市在与沿海的外贸比拼成绩上仍然乏善可陈，但外来重点企业迅速释放能量，带动整体外贸列车快速前行，例如，鸿富锦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将iPhone手机生产线强势进驻郑州后，龙头企业大显身手，进出口被迅速激活，仅此一家占据2012年郑州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就达78.8%，对当年郑州外贸增长贡献度更是高达138.7%，直接拉动全市外贸总值由2011年的160.2亿美元跃升至2012年的358.6亿美元，推动郑州的该指标座次直升15个位次至第21位。
（三）企业进出口规模统计分析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的强弱。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排名前30位的地域分布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特点，25席为内陆中小规模外贸城市所包揽，其中，中部地区延续了2011年9城入围的辉煌，再次成为最大赢家，西南地区由上年的4座增至7座，西北及东北地区分别有5座、4座入围。内陆城市由于身处腹地、产业配套发展缓慢，导致外资吸引力不足，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打造优势特色产业成为其经贸发展的重要推手，个别城市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甚至关系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受此影响，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与总体进出口规模呈现反向的相关关系，在外贸总规模不占优的背景下，内陆地区依靠龙头企业或垄断行业抬高平均规模而挤入榜单。2012年全国参评城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为1451.2万美元，而内陆地区超亿美元的城市就达4座，例如，有“镍都”之称的甘肃金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已探明镍储量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外贸总规模在全部参评城市中名列第96位，但因仅有4家进出口企业，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达到8.6亿美元，其中以有色冶金为发展核心的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仅是当地进出口的领军企业，也是地区经济的顶梁柱，为金昌勇夺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榜首立下汗马功劳；荣登榜眼和探花的贵州六盘水、甘肃嘉峪关也是依靠资源优势打造龙头冶金企业主导当地外贸进出口。但是，内陆中小城市在该项指标的统治地位，也恰恰揭示了这些城市外贸发展的短板：外贸发展不均衡、产业过于集中，一旦外部市场风吹草动，缺少风险释放窗口的中小城市外贸将面临“一损俱损”的困局；此外，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更给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造成多方压力。
经过多年市场化竞争的洗礼，东部沿海地区外贸企业发展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局面，除吸引外资企业进驻外，大量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外贸领域，但为数众多的外贸企业不可避免地摊低了原本庞大的进出口规模。如苏州，其2012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排名第4位，从外贸总规模来说稳坐第一集团，但其外贸企业数量超过1.7万家，且中小企业众多，近万家企业进出口规模不足100万美元，甚至有超过3800家企业全年进出口值不足10万美元，导致指标排名由上年的第30位落至2012年的第34位。再以南京与重庆为例，2012年两者进出口值都在500亿美元水平，重庆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为2336万美元，在该指标榜单排名第21位，而南京有超过3900家企业，比重庆多1600余家，拉低企业平均进出口值仅为1412万美元，排名第56位。
庞大的企业数量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在该项指标上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落后局面，仅有5席勉强挤入榜单，其中，环渤海地区入围3席，海西地区则继续保持零入选纪录。虽然具备一定数量的进出口企业是外贸活力的一个表现，但也易造成中小企业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引发一些入门门槛较低的领域低价竞争，影响外贸秩序，增加摩擦风险，产生不良影响。
（四）人均进出口额统计分析
人均进出口额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该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用于描述该城市进出口人均水平。
人均进出口规模与外贸总值具有很高的关联性，2012年外贸规模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有23座登上了人均进出口规模30强榜单。因此，在榜单稳定性和地区分布上，该指标表现与“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基本趋同，2012年30强榜单中只有安徽铜陵、福建福州、广东江门跌落，被西藏拉萨、广西防城港和新疆博尔塔拉取代。与此同时，“东高西低”二元梯次分布再次出现，东部沿海地区25座城市入围30强榜单，其中长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互相辅助与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人才流动与经济发展已经步入良性循环轨道，10座的入围成绩彰显了颇高的“含金量”；珠三角是全球主要的生产加工基地之一、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引进地，在榜单上合力挤入7席；而作为我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首都北京驻扎大量央企和高素质人才，辅以“第三增长极”之称的天津，环渤海入围城市也达到7座，与珠三角并驾齐驱；此外，厦门成为海西地区唯一入选城市，上年上榜的福州不幸落榜。
内陆上榜城市表现苍白，仅有5座城市入围30强，除辽宁大连位居第16位，其余全部在榜单第20~30位之间。从地区分布看，西北地区3座，东北地区1座，西南地区1座。内陆地区在外贸规模上无法比拟沿海外贸大市，入围动力主要来自城市化建设滞后导致的较低人口基数，例如，西北地区入围的甘肃金昌、新疆博尔塔拉、西藏拉萨总人口数均未超过50万人，位列所有参评城市人口数量的倒数水平，但较低的人口数量反而保障了其在人均进出口规模指标上的发挥。相反，对于一些内陆重镇，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动推高了人口基数，摊低了平均水平，例如，所有参评城市人口数量之最的重庆，虽然2012年进出口额增幅高达82.2%，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第16位，但是仍然难以冲抵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进出口额指标被动拉低，只能排名第72位。
（五）外贸依存度统计分析
外贸依存度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具有政策导向扶持和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2012年“外贸依存度”指标30强榜单中，沿海地区席卷22席，其中深圳继续稳坐龙头宝座，与珠海、东莞霸占前三，加之佛山新晋入围，珠三角共8城入围，已可与长三角地区并驾齐驱。同样有8城入围的长三角地区由苏州与上海领衔，与珠三角地区形成缠斗之势。环渤海地区在山东烟台晋级后入围城市数量上升至5城，继续保持对前两个集团的追赶之势，海西地区则由于福州退出只有厦门独自上榜。内陆地区共计8座城市入围，其中西北地区3座，东北地区2座，西南地区2座，中部地区1座。观察这些内陆上榜城市发现，能登上榜单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偏低造成的对比效应推高了外贸依存度指标，如新疆博尔塔拉，其2012年151亿元的GDP水平列参评城市倒数第2位，西藏拉萨、甘肃金昌等上榜城市也只是在200亿元左右。另一方面，龙头企业通过出口创汇在小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小城市在外贸依存度榜单得以立足，如甘肃金昌。事实上，小城市经济转型与抗风险能力较差，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经济发展易被外部市场绑定，外贸大环境变动对其经济影响力度相比沿海强市来得更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步伐加快，部分城市外贸依存度指标明显下滑，如2012年该指标30强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107.3，而上年则为121.2，剔除人民币升值因素，下降幅度超过9%，显示经济增长正逐步从靠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六）变差优势统计分析
变差优势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于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2012年“变差优势”指标30强城市中，中部地区延续上年辉煌，入围城市数量增加1座至14座，占据近半壁江山，山西长治以出口值同比增长17.2倍的抢眼表现一举登上状元宝座；西部地区入围11座城市，其中西南地区6座入围，西北地区则有5座；而雄厚的外贸基础、逼近瓶颈的发展阶段制约东部沿海城市强大增长动力的持续性，导致在该项指标的表现上不尽如人意，仅有江苏淮安和福建三明两座城市入围。在水平分项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变差优势”指标跳跃性最强，2012年仅有5城能保住前30位的座次，榜单更迭率高达83.3%。其中连续2年入围变差优势前30位的郑州与重庆，其外贸出口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其中新进驻的富士康旗下6家企业拉动郑州出口增长111.6%，而重庆则是依靠达丰、仁宝等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和富士康等手机代工企业外贸业务的共同发展拉动。
（七）外贸平衡度统计分析
外贸平衡度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于衡量贸易平衡能力，贸易顺差、逆差过大都会给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贸易先行城市形成的进口依赖与出口导向标签仍显眼。要素禀赋决定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各城市依此逐步确立各自外贸发展的“方向标”，因地制宜地形成一批或出口导向、或进口依赖的城市。但由于进口依赖或出口导向倾向显著，外贸大市往往产生无法登上平衡度榜单的遗憾，如北京市2012年进出口规模指标位列全国第3，但肩负着全国能源、粮食、矿石等关乎国计民生大宗商品进口重任的诸多央企，使其进口值占同期外贸总值比重高达85.4%，外贸平衡度指标仅居第219位；而浙江金华外贸规模居全国第30位，但纺织服装、塑料制品、家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使得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总值比重达到93.7%，外贸平衡度指标大幅退居第255位。反倒是一些内陆中小外贸城市，“中庸”的外贸特征和相对较小的外贸规模基数使其进出口更易趋向平衡，2012年外贸平衡度30强城市中有23座外贸总值不足100亿美元，有11座不足10亿美元；中小城市大量入围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是该指标榜单表现的不稳定性，仅16座连续两年上榜，近半上榜城市发生更替。从地区分布来看，中部地区成为最大赢家，一举夺下7城，入围城市数量较上年增加3座，山西太原登上榜首；西南地区有5席入围，且全部是进出口总值3亿美元以下的小型城市；西北地区入围4席，新晋入围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出口总值仅24.6亿美元，内蒙古鄂尔多斯更是仅有4.2亿美元；东部沿海地区上榜成绩平平，长三角只有上海市和江苏连云港入围，而福建泉州则成为海西地区唯一的入围城市；环渤海地区损失惨重，由上年7城迅速下滑至3城，成为该指标排名榜单上最大的失意者；珠三角地区再次拿下5城，除广州和珠海外，入围的汕尾、湛江、清远进出口规模均不足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