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期经济增长波动和风险分析

从中期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各种风险将日益显现，世界经济有可能处于错综复杂的缓慢复苏进程之中。国内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变化，长期积累的矛盾有可能叠加显现，引发经济增长波动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把握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需要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和带来的风险。

(一)需求层面的增长情景分析

三大需求中，外需和投资可能成为引发经济增长波动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初步设定两种风险情景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景：外需出现较大波动，但内需仍保持相对稳定。

在较高风险水平情形下(概率大约25%)，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进一步扩散，欧洲经济出现较长时期的动荡，加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导致欧美消费和进口疲软，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回落到0%～5%，进口增速回落到3%～8%，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增速可能回落到16%，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3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回落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3.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可能放慢到7%左右。

第二种情景：外需出现较大波动，内需也同时出现大幅波动。

内需波动主要表现为投资大幅波动，进而引发消费波动。2005—2010年，我国80%以上投资增长来自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未来我国的投资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这三个部门，其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对市场的反应最为敏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最为直接。

房地产业风险。2005—2010年房地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平均为23%，年均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5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近1个百分点，从长期看，我国城镇化发展加快，对房地产投资仍有较大需求。但近年来房地产业扩张过快，积累了大量泡沫，房价快速上升。在房价严重背离实际价格水平后，系统性风险急剧增大，一旦成交量持续大幅下降，最终可能导致价格急速下跌，不仅直接影响房地产投资，也极有可能带来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造成市场恐慌，进而使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制造业风险。2005—2010年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平均超过35%，每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7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大约1.5个百分点。从各种因素判断，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可能已达到峰值，预计“十二五”时期这一比重将逐渐下降。制造业的大多数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对价格和市场的反应极为敏感和迅速。国际金融危机后，作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我国产能利用率尽管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高，但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而且我国对外需依赖程度较高，一旦外需放缓或出现收缩，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更为凸显。制造业出现波动，不仅直接影响相关投资，而且会使得大量中小企业亏损倒闭，导致大规模失业。

消费波动风险。消费需求短期受投资和出口影响。当投资波动较小时，消费可以成为维持经济合理增长的稳定器；但投资波动较大时，消费波动就会进一步放大经济波动的风险。1999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总体呈上升趋势，2003—2009年上升趋势明显，且幅度较大。2010—2012年出现回落，与投资增速放缓、通胀率较高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等短期因素有关。

如果外需处于前面假设的高风险水平，就会拉低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和房地产两个领域的风险相继爆发，导致实际投资增速回落到10%左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为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下降到3.7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大幅放慢到5.5%左右。

(二)供给层面的增长情景分析

供给层面的风险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其中，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周期结构性变量，一般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中期风险主要集中在资本供给。资本供给又取决于市场和经济的整体表现，如果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信心下降，流动性趋于短缺，资本供给必然大幅收缩。

(三)不同风险阈值和后果的初步判断

根据以上分析，从中期看，今后3年，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回落到8%左右，接近潜在增长水平。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有利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果外需出现较大波动，但内需仍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到7%左右，通过国内政策的适度调整，辅之以一定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拉回到潜在增长水平附近。

如果外需出现较大波动，内需也同时出现大幅波动，特别是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同时出现大幅回落，经济增速可能大幅下滑到5.5%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到潜在增长水平以下。

(四)经济增长波动带来的风险

1.失业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就业空间收缩，失业水平明显上升。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开始绝对减少，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也同时呈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21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09，后5年为0.04。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依然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风险。

2.金融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潜在金融风险也将显性化。2001—2011年，我国银行的信贷规模迅猛扩张。截至2011年年底，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超过58万亿元，是2005年的2.8倍，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接近55万亿元。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额大幅上升，达到18万亿元左右。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银行在高速增长时期过度扩张的信用，就会出现大量呆坏账，加之资产估值收缩，信贷回收困难，严重时将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3.财政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偿债能力明显减弱。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公共部门总体债务率在50%左右，虽然仍在60%的预警线以下，但是其中占GDP比重26.9%的地方债，将陆续进入还债高峰期。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债务到期期限相对集中，加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都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之债务规模较大，不仅平衡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大，偿债能力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并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

4.社会保障压力

经济增速下降，失业水平上升，加之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将大幅增长。财政部已要求各级财政将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目前的10%提高到“十二五”时期的25%左右。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社会保障刚性化支出保持较高增幅，就将使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增大社会稳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