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结自身主体化基本经验的历史存在论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第三小节所已经指出的，作为一位特殊的历史学家，福柯始终把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当成历史批判的方法。福柯的历史批判，既不是重建以往的历史，也不是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为改造我们自身的现状寻求最好的出路，为创建我们自身的艺术式的生活方式和形成自身的美的生活风格铺平道路。

所以，对于福柯来说，关心我们自身的现状，不仅同寻求多种可能的“另类”生活方式完全一致，而且，也同探讨及总结我们自身生存的历史经验相一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柯对自身生存经验的总结是非常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福柯对生存经验有独特的看法，而且，还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对自身生存经验进行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历史研究，才能使我们自身真正摆脱现有的生存方式，将自己的生活提升成为围绕着“关怀自身”的、具有美的价值的自由生命运动，从而使我们真正成为能够掌握自身生存的命运的人。福柯晚期所建构的生存美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他总结自身与西方人的生活历史经验的最后成果。

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已经指出，福柯继承尼采和巴岱等人的观点，认为“经验”是使自身从其历史和现有状况中“拔除出去”的唯一有效途径。对于我们来说，总结自身的生存历史经验，是为了使自己不再成为原来的自身。换句话说，总结经验是为了使自身进行不停顿的自我更新，是为了使旧有的自身在其不断的死亡中获得真正的新生。正因为这样，福柯将他的所有的著作，都当成关于西方人历史经验的系谱学总结，当成自身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书。(Foucault, 1994: Ⅳ, 47)

福柯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总结经验，主要是总结“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的”。更具体地说，也就是总结我们自身如何成为知识、权力运作以及道德行为的主体和客体。而从福柯的系谱学和生存美学的角度来看，总结自身的经验，就是为了使自己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约束，并使自身成为自己的生活的主人，成为“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的实践者。因此，福柯认为，“主体”本来并不是一种“实体”，而只是形式；而且，这种作为形式的主体，是伴随着西方社会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运作，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的知识论、道德论和权力统治形式的建构，而形成和巩固起来的。所以，他说：“主体并不是实体。它只是形式，而且，它根本不是，也始终不是等同于它本身。”(Foucault, 1994: Ⅳ, 718)

所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关心的重点，首先是西方人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基本经验的主要方式。在他看来，在西方社会中，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西方人的基本经验就是环绕着“关怀自身”，不断总结自己对待自身以及对待他人的关系。这样的经验，被称为“自身的技术”。但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理解和处理自己生活经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西方人把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看做对某个对象领域进行认知的过程。就是在从事这种认知过程的时候，西方人一方面把握其认知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其自身建构成具有固定和确定的身份地位的主体。在这里，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将认识论列为首位的特点，也显示出西方现代知识论的真正的社会功能，即通过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完成促使每个人实现主体化的过程。也正因为这样，考察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不开对于认知活动的解构。但是，对福柯而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向来被看做把握真理的“神圣”的“科学事业”的认知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把握认知对象的性质和规律的同时，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也旋即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和地位；或者说，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就是在认知过程中被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从而不知不觉地受到其认知过程所遭遇的各种相关社会势力的宰制，使人自身沦为特定社会权力关系中被操纵的因素，也使自己成为知识的对象。

在福柯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同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一样，为了实现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协调运作及稳固，都需要把组成社会基本成员的个人，通过知识论述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器的运作，训练成符合该社会正当化标准的“主体”。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其知识论述培养和规训个人自身实现主体化的基本机制，就是在这些论述的建构和散播的过程中，使知识、道德和权力三大因素能够巧妙地相互渗透和配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福柯的整个研究过程始终都围绕着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和道德系谱学三大领域，而且，所有的考察和探究都是探讨并解构那些使西方人同时地建构成主体和客体的历史过程。但是，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地方，就是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更突出理性知识的作用和力量，强调社会法制和制度的系统建设。因此，近现代知识往往以“理性”和“科学真理”的基本原则，更巧妙地掩饰或“软化”知识论述结构中的权力和道德各因素的介入，掩饰知识本身总结自身主体化历史经验的实质。

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福柯在对现代社会的“主体”进行解构时，反复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主体性问题的解构同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各种关系网络的生命运动结合起来。他在对主体性进行批判的时候，既考虑到社会统治力量的明暗结合的操纵和宰制程式及其谋算运筹的变化多端的方略诡计，又对组成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成员的固有生存动力及其策略进行具体分析；他既注意到国家、中央政权力量、社会整体、各个重要社会机构的强有力的整体性运作功能，又洞察到社会各个角落、边缘地区和领域，不同的个人及组成单元的角色、作用及其具体状况。所以，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他所注重的重点问题及方法也有所不同：有时，他注重探讨整体性的社会秩序及其基本运作机制；有时，他更注重分析局部性和地区性的权力运作特征，以便使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所谓“合理”和“正当”的性质，无所遁形地显示其操纵个人主体的本来面目。

在60年代时期，在他的《语词与事物》中，当福柯分析现代知识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结构时，曾经突现近代三大类型知识体系：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这三大知识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注重理性和法制，把追求和创造财富当做一种社会道德，强调个人自由和人权。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要培训的个人主体，实际上就是：第一，懂得按照理性的语法逻辑原则说话；第二，懂得靠理性科学和法制精神进行劳动，创造和积累财富；第三，又能够以自然科学知识调养和管理自己的生命的“主体”。这就是说，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满足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人追求和积累财富的需要，为了协调高度发展的个人自由与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的矛盾，需要在“说话”、“劳动”和“生活”三大方面建构和训练新型的“主体”。所以，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表面看来是充满着理性、法制、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气氛，每个人在自我形构和规训自身成为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标准的“说话主体”(le sujet parlant)、“劳动主体”(le sujet travaillant)和“生活主体”(le sujet vivant)的过程中，似乎都保持着自身的人性尊严和基本人权，似乎都享受着最普遍的和最公正的自由平等原则。但在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解剖之后，这些“说话主体”、“劳动主体”和“生活主体”，都随着话语论述建构和散播过程中的知识、道德和权力的相互勾结，而变成“在沙滩上消失”的虚构的“人”。(Foucault,1994: Ⅳ, 398)显然，现代社会所重视的上述三大类型知识体系，是同培养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说话主体”、“劳动主体”和“生活主体”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Ibid:633)但是，知识、权力和道德又是现代社会的任何人面对“自然”、“社会”和“个人自身”三大面向时，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所以，在批判现代知识论述建构主体性的基本策略时，福柯经常集中地指向现代知识论述的三大基本目标：塑造“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作为权力运作主体的人”和“作为道德活动主体的人”。研究以上三大知识的过程，也就是揭露现代人主体化的历史过程，总结他们的主体化历史经验，揭示现代西方人自身通过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主体化的实际经验。

后来，经历一番研究和探索之后，福柯在《性史》序言中指出，他所考察的西方社会中的“性”的问题，是西方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研究性史，就是“想要把某个知识领域、某种类型的规范性以及某种对待自身的模式三者，当做相互关联的事物加以处理。也就是说，试图解析近代西方社会是如何依据人的某种思想行为方式及复杂经验而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复杂的经验中，一个知识的场域（连同其概念、理论以及各种学科）、一系列规则总体（这些规则区分着可允许的和被禁止的、自然的和异常的、正常的和病态的、端庄的和不端庄的，等等）和个人对于他自身的关系的基本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他才能在他人中间自我认定为‘性’的主体）相互连贯在一起”(Foucault,1994：Ⅳ， 579)。由此可见，福柯之所以在晚期集中研究性史，就是因为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性经验当成他们的基本经验。在西方人的性经验中，隐含着他们对待自身、对待他人以及对待世界的基本经验。(Foucault, 1976: 21; 51; 109; 136)

福柯在性史研究中所总结的，是他自70年代以后所作的一系列实际调查和研究的基本成果。其中，他重点地指出了三大基本问题：知识、规范体系和自身的技术。这三大方面的经验，成为西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经验形态，并以客观的形式贯穿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化及客体化的双重过程，就是始终围绕着知识、规范体系以及自身的技术三大方面。因此，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也始终抓住知识、规范体系和自身的技术的主题，分析其中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复杂依存关系。从70年代之后，由于他更集中探索了西方监狱制度及其历史，探讨了古希腊、基督教和罗马拉丁文明中的“自身的技术”，他对于主体形构中的内在和外在力量的配合及其运作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在主体形构中，一方面需要整个社会作为外在力量，对每个社会成员从知识教育、权力运作和道德熏陶三大面向进行强制性的“监视”、“惩罚”、“规训”和宰制，另一方面自身还必须作为具有自由意向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内在力量，也同样从知识、权力和道德三大层面，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约束，培训自己实行某种“自身的技术”，贯彻“自身的实践”，正确处理个人同自然、社会（他人）与个人本身的相互关系。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福柯进一步确立了生存美学的研究方向，更明确地把“自身的技术”当成生存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把“关怀自身”当成我们自身的生活的真正经验。(Foucault, 1994: Ⅳ, 213)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更深入地探讨福柯的生存美学，并将在那里进一步指明：“自身的技术”就是“关怀自身”的技巧和技艺，也就是生存美学的核心。(Ibid)所以，最后，在福柯那里，总结西方人的基本经验，对于西方人在性的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批判，实际上就是探讨生存美学的过程。

因此，福柯的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一方面就是要揭示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现代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如何运用现代知识、道德和权力的相互纠结，在使自身建构成现代主体的同时，又能将社会建构成现代的法制社会和规范化的社会。另一方面，总结自身经验的意义，就在于获得生存美学的结论，真正地学会把生活当成一种技艺、一种生存艺术、一种具有美的价值的实践智慧。换句话说，福柯的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探讨的主题是“自身”、“知识”、“道德”和“权力”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中展示主体形成过程中又如何使自身成为客体，成为权力、知识、道德以及各种规范法制的管制对象。同时，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也就是以生存美学的标准，总结西方人在自身的技术方面的经验，总结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十分重视的“欲望快感”的历史经验，即福柯在他的《性史》中所总结的“aphrodisia”。(Foucault,1994: Ⅳ, 215218)其实，西方社会的奥秘就在于成功地实现了上述历史过程。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作为“自身”的人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变为主体的人又如何成为社会主体的规训对象并由此被剥夺了人性和个人自由。

福柯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是在其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成的。随着知识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福柯分析的锋芒越来越集中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从最早的精神病治疗学到60年代末在《语词与事物》中对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知识问题从来都无法与权力运作过程及其策略相脱离。正因为这样，福柯在谈到他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是“目的性”时，曾经明确地指出了“系谱学的批判”。

在对于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进行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过程中，福柯不但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研究和揭露知识、道德和权力的具体社会运用技巧的重要性，而且也逐渐地发现，无论任何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建构，都不仅仅是单靠社会和文化制度系统从外部对于其社会成员的强制性控制、约束和规训，而且还需要社会成员个人，从其自身内部学会和实行某种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会运用对于自身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的技巧，并在实际的生活和社会文化活动中使这些“关于自身的技巧”变得逐渐熟练和灵活起来。这也就是说，福柯在这里看到：任何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建构和巩固过程，一方面是靠社会和文化整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互动，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知识、道德和权力的力量的实际操作；另一方面，还要靠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尽可能对于自身进行一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需求相协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训练，特别是将贯穿于社会并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知识、道德和权力因素，具体地落实到个人的“关于自身的技巧”的运用之中。这一切，还涉及福柯对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总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不论是社会和文化制度总体结构，还是社会和文化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构成部分，包括各个社会成员在内，在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时候，都不能采用传统西方思考模式和传统方法。也就是说，拒绝采用符合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也同时拒绝采用传统知识论中所惯用的主客体对立模式和单向性的历史直线演化论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权力、道德和知识等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探讨监狱和监督的各种制度问题，都要避免重演单向性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和简单的化约主义，同样也要避免各种各样变相的理性中心主义，避免将社会和文化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设想成为由某一个中心或“统治中心”所控制的固定制度结构。正如我们在权力系谱学研究中所看到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单纯由国家组织中心所决定，并单纯由国家统治中心向被统治者发出的单向性力量关系网。他更倾向于将权力看做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紧张对比结果，也倾向于将权力看做广泛和普遍地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网络，甚至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肉体活动网络。

《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性史》第三卷《对自身的关怀》发表以后，福柯在1984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接见美国人类学家访问时，曾经明白地宣示，他当时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他说：“我应该承认，同‘性’等问题相比，我更多地对‘自身的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感兴趣。……‘性’，是令人厌烦的。”(Foucault, M.1983: 229)

福柯的解释，突出了他的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许多只从表面看问题的人的迷惘。实际上，通观福柯的著作，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著作，贯穿于其中的中心论题始终是关于“自身”的问题，并把“自身如何成为主体”的问题同此前对于知识、道德和权力的研究联结在一起，使关于自身的问题变成研究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如何建构”和“如何可能”的总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本来就是探讨“现代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福柯看来，又是同西方社会和文化如何可能、如何实际运作以及如何发生其社会历史效用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是贯穿西方传统文化的重大问题。所以，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历史命运的问题、关于现代社会形成及实际运作的基本机制问题。正因为这样，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同对于知识、道德和权力的实际操作技术问题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上述两大类型的问题，都是寻求回答“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如何可能”和“现代性如何可能”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探讨途径。没有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制度，不依靠社会和文化整体范围内各种因素之间的斗争和协调。但是，同样地，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不依靠组成和接受该社会和文化的个人，通过其自身向内和向外两个方向的“文明化”和努力过程而存在和发展。正如福柯的亲密朋友德勒兹所指出的，近代社会的个人为了能使自身生活得好，就要不断地进行某种“向内折”和“向外折”的思考活动。(Deleuze,G.1986; 1988; 1990)“向内折”和“向外折”的思考活动，是每个社会成员处理其个人自身和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如前所述，福柯在其一生的后结构主义学术生涯中，前半段几乎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道德和权力的实际操作过程上，而后半段则是转向研究个人自身向内和向外两个方向的主体化过程。福柯越到晚期，越重视个人自身的问题，因为他认为“现代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于高度重视个人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来说，如果没有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自身根据整个社会的要求而实现主体化的话，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也是无从探讨的。在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知识通过论述形式而同道德和权力相互渗透，影响着现代主体的形成。翻阅现代性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建构是在书写文字和关于自身的叙述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也就是说，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凸显了主体与社会文化制度中的象征性体系的关系。但是，福柯在研究现代性如何建构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发现在西方的社会文化史中，对于自身的论述过程及其技巧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统治时期。整个西方文化史始终堆积成种种文本文件的书写论述文献，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关于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西方所有的书写文化，不管谈论什么问题，也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体裁，都是在叙述有关“自身”如何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成为一个主体化的人。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自身成为主体化的人的问题，不论在知识、道德和权力关系的表达形式方面，还是就其与知识、道德和权力的正当化标准的相互关系方面，都有所不同。为此，福柯除了深入分析古希腊时期的自身主体化技术以外，还进一步大量分析了基督教统治时期的自身主体化技术，将两者不同的历史特征和表现形态揭露和分析得淋漓尽致。

在西方文化史的探讨中，长期以来之所以未能深入分析关于自身的问题，是因为传统思想家和文化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转向自身问题以外的知识、道德和权力等看得见的社会表面现象。而且，有关自身的各种技术，往往采取隐蔽的形式，掩盖在大量看得见的生产技术和对于他人的管理技术之下。例如，就是在教育制度和机构中，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如何教导他人去学习知识，顺从道德和权力，而很少看到教育中关于支配和约束自身的方面。所以，一谈到教育，人们就宁愿把它归类于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技术，也不把它归类于统治和支配自身的技术。

实际上，任何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及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始终都同哈贝马斯所说的三种类型的技术的运用密切相关。(Habermas, J.1991［1968］;1988［1963］;1974［1968］)这三种技术分别是关于生产的技术、关于意义或沟通的技术以及关于统治的技术。第一种技术使人们有可能生产、改变和支配各种事物；第二种技术使人们有可能使用和控制各种符号象征系统；第三种技术使人们有可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方式，规定行动者某些行动目标或目的。但是，除了上述三大类型的技术以外，实际上还存在一种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第四种类型的技术，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关于自身的技术。这第四种类型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上述三种技术更加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以及接纳文化和发展文化的各个主体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具体地说，关于自身的技术，实际上使每个个人有可能通过他们自身所采用的某种运作策略和技巧，去影响和支配他们自身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以及他们对于他人的态度等。同时，关于自身的技术也使每个个人有可能在操作上述过程的同时，实现其自身对自身的改造，以达到其自身某种程度的完满性、纯洁性、幸福和超自然能力的境界。

福柯对关于自身的技术非常重视，因为他认为它同统治的技术一样，在西方文化的主体系谱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福柯在70年代集中研究监狱和监禁制度时，已经深刻地看到了关于自身的技术和统治的技术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在当时的研究中，在监狱和监控机构中严格执行的“规训”或“纪律”，其实际操作过程和具体程序，实际上都贯穿着关于统治的技术和自身的技术之间的互动。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上述两种类型的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在70年代福柯首先侧重于统治的技术，并从统治的技术出发探讨它对于自身的技术的操作的影响。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本人逝世以前，福柯的研究重点转向自身的技术，并从自身的技术出发探讨它对统治的技术以及对于政权和道德运作的影响。综合以上所述，关于自身的技术，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的知识论述、道德和权力运作的技术，而关于自身的技术的探讨和关于知识论述、道德和权力运作的技术的探讨，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制度如何可能的同一探讨方向的两面。福柯在其一生的研究生涯中，虽然依据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而有不同的偏向，但总的说来，他很熟练地实现了从上述两个方面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双向创造性研究。

总之，福柯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就是要探讨西方社会如何实现“主体”的建构以及主体又如何变成他本身的客体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显示，整个的主体化过程始终包含着主体对于其自身的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撕裂、自我分割、自我认识、自我摧残、自我约束以及自我管制。(Foucault,M.1994: Ⅳ, 633634)所以，福柯对于论述的解构、对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道德系谱学的研究，都是同对于主体的解构相一致的：其目的在于探索现代的西方人实际经历过的主体建构过程及其与各种论述的创建和扩散过程的密切的内在关系，揭示发生于西方近现代史上的各种论述建构和扩散的历史事件及其与实际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关系，以便彻底认清当代西方人所说的主体性，实际上只是各种论述建构和扩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产物。而在这些事件中，问题并不在于西方人自身能够意识到或认识到的各种事情，而在于当时当地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历史条件以及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文化势力的交错复杂的运作过程及策略。也就是说，西方人现在所谓的主体性，实际上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可以为他们自己带来什么个人自由或基本权利，而是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处于现在这样随时随地受到监视和宰制的生活状况之中，成为现在这样不得不按照特定规则和规范来说话、劳动、工作和生活的“主体”。正因为这样，福柯才强调，所谓具有主体性的“人”，是由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通过其论述策略杜撰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生命的人，是已经死去的人。(Foucault, M.1966; 1994: Ⅳ, 75)

当然，作为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研究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正如福柯的历史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一样，他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也与传统的本体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将在以下各个章节，进一步看到他的历史存在论的“非超验性”及其与批判方法、目的和策略的高度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