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真理游戏中的权力游戏

第一节 福柯的权力论述的一般特征

对于权术策略游戏的分析批判，是福柯真理游戏整个批判战略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如同他自己所说：“当我研究权力的机制时，我试图研究的是它们的特殊性。最令我奇怪的，是那种将其自身的规则强加于人的想法。我既没有指挥一切伟人的想法，也不承认法规的普遍性。相反，我所力求掌握的是权力的实际实施机制(je m'attache à saisir des mécanismes d'exercise effectif de pouvoir)。”(Foucault, 1994: Ⅳ, 92)权力的策略性及其复杂性，使社会上实际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都不存在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福柯认为，在西方传统的真理游戏中，始终贯穿着各种权力的运作和力量竞争。而且，各种真理游戏的真正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夺取、巩固和扩大某个特定个人或社会集团的权力，并使权力运作发生真正效果。权力，如同英国文学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的作品《指环王》(Le Seigneurs des annaeux, 1954—1956)所暗示的，既是无所不在地到处呈现的威力，又是使其持有者腐败堕落的可怕力量。福柯在其系谱学研究中所要揭示的，是权力运作同知识论述及其实践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始终都不是由某个人所掌握的那样，也不是由某人发出的力量。权力既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某个集团。权力只是在其扩散、中转、网络、相互支持、潜力差异、移动等状态中才存在。正是在这些相互差异的体系中，才能够正确地分析权力，权力本身也才能真正地运作起来。(Foucault, 2003: 6)权力的运作、夺取和扩大，依靠着真理游戏的开展及其实现过程，而真理游戏又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交错而连成一体。

关于权力问题的论述，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福柯的思想非常复杂，而且，他的著述种类和内容也很庞杂，他所探讨的问题几乎涉及社会和人的思想的一切方面。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不断地讨论了权力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我来说，我的作品的主要点，是重新思考关于权力的理论。”(Foucault,1994:Ⅲ, 231)

因此，可以说，关于权力问题，福柯虽然没有写过专门著作，但他在不同的时候，总是试图勾勒出一些关于权力及其运作的轮廓。他不知疲倦，甚至喋喋不休地阐述权力问题，但他并不打算建构这样或那样的关于权力的完整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对精神病院、疯狂、医学、监狱、性和警察的大量历史研究中，他所研究的并非传统知识探讨的重点，也不采用任何一种传统方法。权力问题就是沿着全部这些问题一再展开，并与这些问题连成一个整体，成为内在于这些问题之中的主轴线。因此，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是散见于他的大量著作，没有一个严谨和统一的系统，也没有贯穿于其中的始终一贯的逻辑原则。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一种关于权力的“大理论”，也没有关于权力的“一般理论”。他说：“我没有一般理论，我也没有可以信赖的工具。”(Foucault,1994:Ⅲ, 216; 402404)然而，他将权力贯穿于他的一切著作中加以论述的做法，正表明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权力问题，并把权力看做人类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

他关于权力的观点和理论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方面随着他自己基本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他在不同时期探讨重点的转变而转变，同时也依据他所研究的具体权力关系的位置、区域和环境而变化。因此，他关于权力的观点，如同他个人、他的思想一样，不存在始终必须遵守的统一规定的规范或原则。

关于权力，他是在当代各种实际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压力下，沿着权力本身内在发展的线索，不断地更新对于权力的提问方式。而且，福柯每一次对于权力的提问，都免不了表现出循环往复的游戏运动方式。福柯，随着自己独特的步伐，直至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断地重读、重新定位和解释自己做过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避免提出关于权力的“一般理论”。

推动他集中研究权力的主要原因，除了因为权力本身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和政治历史中的关键因素以外，还由于在他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全世界到处都显示出权力问题的突出地位。他在1977年10月13日同日本学者交谈时指出，起码有两个重大事件与他特别关心权力问题有关：第一是当时普遍呈现法西斯势力猖狂肆虐的现象，第二是当时西方民主国家中到处出现权力泛滥和渗透的现象。福柯指出，透过这些重大事件，“权力过度泛滥”的问题“赤裸裸地显示出来”(le problème de l'excès du pouvoir paraissait dans sa nudité)。(Foucault,1994:Ⅲ, 400402)直到1982年，福柯还强烈地意识到“法西斯现象”在西方的继续发烧、疯狂及恶魔化的趋势有增无减，而这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的政治合理性的观念和程序”(ils ont, dans une large mesure, utilisé les idées et les procédés de notre rationalité politique)。(Foucault,1994:Ⅳ, 224)就是这样，福柯在高度警觉、集中注意的观察中，如同尼采那样，紧紧“跟踪伟大的政治”，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力问题，尤其注意掩饰着法西斯现象的当代“政治合理性”。

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的权力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他从1976年起，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以《必须保卫社会》为题，在权力问题上集中探讨三大论题：（一）惩戒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通过像监狱那样的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制裁和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督系统等）；（二）生命权力(bio-pouvoir)（通过对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三）政府统管术(gouvernementalité)（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与技术）。另一方面，福柯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性史》三卷本，打算以“性的论述”为主轴，深入探讨紧密围绕权力运作而旋转，并始终控制着西方人的“主体化”过程。

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中，任何政权和法制都是把主权问题列为首位。这样的政权和法制结构决定了权力、法制和真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也决定了真理依靠权力和法制而为权力和法制进行正当化论证的内容和基本形式。关于这点，福柯说：“当我们说西方社会中主权问题是法制问题的中心时，意指的是，论述和法的技术基本上是为了在政权内部解决统治的问题而运作的。换句话说，论述和法的技术的运作，都是为了在这种统治所在的地方化约或掩饰两大因素：一方面就是关于主权的正当化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服从的法律方面的义务。因此，整个法制体系，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排除由第三者进行统治的事实及其各种后果。”(Foucault,1994: Ⅲ, 177)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社会中，法制体系和法律审判场域始终是统治关系和多种形式的臣服计谋的永恒传动装置。因此，法制，在我看来，不应该从一个固定的正当性的角度去看，而应该从促使正当性运作的臣服程序去看。所以，对我来说，问题是要把关于主权性和强制个人隶属于这个主权性的服从的问题，变为短程的循环，甚至避免它。……我要在这个关于主权性和服从的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souveraineté et de l'obeissance)上，凸显出统治的问题和臣服的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domination et de l'assujetissement)”(Foucault,1994:Ⅲ, 178)。

福柯认为，社会、法律和国家，都是由无止境的战争状态及其相关力量所决定的。他严厉地批判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强调：“首先，理所当然，战争决定了国家的诞生：权利、和平和法律是从战场的血腥和泥泞中诞生的。但是，在这里，不应当把战争理解为哲学家和法学家所想象的那种理想的战斗和对抗。它与理论上的某种原始性无关。法律不是在最初牧羊人常去的泉水旁从自然中诞生。法律降生自实实在在的战斗、胜利、屠杀和掠夺。它们都有自己确实发生的时间和令人恐怖的英雄。法律生自焚烧的城市和被蹂躏的土地：它的诞生伴随着伟大的无辜者在太阳升起时的呻吟。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社会、法律和国家就是这些战争的休止，或者是对胜利的永久性认可。法律不是和解，因为在法律之下，战争继续在一切权力机制，甚至最常规的权力机制中咆哮。正是战争构成制度和秩序的动力；和平，在它的最小的齿轮里，也发出了战争的隆隆声。”(Foucault, M.1997: 40)权力必须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中加以理解，但是，这个表面上是霍布斯式的论断不应当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本身，在事实上，就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中，在各种各样的、断断续续的、无可预料的、异质的、复杂的、地区性的、散布的和无所不在的各种领域和时空中，施展并延续其功能。这同霍布斯所说的那种“统治的整体事实和战争的二元对立逻辑”是根本不兼容或根本不同的。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说：“从权力关系根源上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并不存在全面彻底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切不可作为普遍模式；社会机体由高至低、由大而小，并非每个层面都存在这种二元对立。相反，人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形成并作用于各生产组织、家庭、具体集团和机构的多重力量关系是造成弥漫于整个社会机体的分裂的广泛影响的基础。这些多重力量关系形成了一条共同的力量战线来消除局部对立，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它们还对各种力量关系进行重新分配、重新排列，使它们互相协调、秩序井然，并融合在一起。”(Foucault, M.1976: 124)

权力不是孤立存在和单独发展，而是同“论述”，特别是语言论述、知识论述、道德论述紧密相结合的象征性力量，构成一股贯穿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复杂力量的交织关系：权力、知识、道德的三重交错网络，导致“知识考古学”、“道德系谱学”、“权力系谱学”三者以“论述”为中心的双向共时循环旋转。

因此，对于福柯来说，揭露权力和论述的辩证关系，揭露西方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主权统治的制度，不是像传统政治哲学和传统思想家那样，把重点放在冠冕堂皇的权威性的哲学论述上，诸如皇家御用知识分子的政权论和有关民主自由的各种高度理性化和高度逻辑化的哲学论述。所有这些传统的论述在说明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论证其客观性、真理性、正义性和正当性。而且，这些传统论述也总是以中央主权统治结构的完满性和抽象性，去论证这些统治结构的客观性。与此相反，福柯有意识地撇开传统中央政权的理想结构和传统权威政治哲学的论述模式，把重点转向所有政权制度系统和统治机器的末端和极限之处，把重点指向赤裸裸暴露权力的肮脏性质的地方政权以及被人们忽略的“粗俗”领域，诸如精神病治疗院和监狱等。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在这个末端和极限或边缘之处，暴露了任何统治结构和权力运作系统设法要加以掩盖的所有弊端，也暴露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的真面目。也就是说，正是在那里，彻底地暴露了统治结构和权力运作系统中最阴险、最狡猾、最残酷和最赤裸的本质。

为此，从70年代开始，福柯将其研究西方社会中知识论述和权力的关系的重点，转向研究监狱、惩罚、规训以及地方政权和边缘地区权力机构的运作状况。福柯认为，在这些边缘地区和远离中央政权的领域，权力结构及其统治机器的运作方式，具有非常明显和典型的特征，足以暴露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被官方论述和权威性政治哲学所掩饰的权力运作的性质。福柯指出，在这些领域，政权运作同知识论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表现出政权制度化、法制化和真理科学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却表现出时时刻刻不断违法、逾越法规和任意滥用权力的特征。正是在这些地区，彻底暴露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所谓“法制性”的虚伪本质。这种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的特征，显示了其吊诡性，但它正是西方所谓合理和科学的法制的真正性质。同样，在这里也显示出西方知识论述和权力运作的相互关系的十分吊诡的性质。

针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复杂性，福柯认为，要彻底弄清当代知识论述，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论述与权力运作的相互关系，必须从其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集中分析典型的传统权力论述的逻辑结构和理性主义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客观地”和“公正地”建构起主权至上的权力论述体系（这些典型的权力论述系统，表现在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各种政治哲学体系以及在此一时期内各个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宪法蓝本中）；另一方面，集中分析各种有关监督、规训、审查和纪律执行等具体方面的论述，从主权的策略化和制度化的各个细节中，从贯彻主权的每一个纪律化和监督网络的管道的各个微细血管中，从执行纪律和监督的各种具体论述中，分析上述至高无上的主权在具体统治过程和政权运作程序中的实际表现（这些具体的有关规训和监督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各个监狱、监管所、教养所、诊疗所和精神病院的各种法规和制度的论述中，也表现在精神病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论述及其实际规定的论述中，尤其表现在这些法制执行机构的档案记录中）。

关于权力对于知识论述的生产和扩大的影响方面，也同样必须相应地考虑到相互矛盾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整体国家机器和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知识界和理论界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两者的关系往往采用非常迂回、非常模糊和非常抽象的形式，特别是在17世纪以后的近代社会，两者往往采取普遍化和标准化的形式，至多采用最一般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第二个层面上，对于权力运作的各个具体程序和策略运用方面，权力对于论述的干预就更为直接和更为紧迫。在这一点上，当各个地方权力机构，特别是各个地方法院，具体审理各个法律案件的时候，或者，当各个监管所和精神疗养院等具体法规执行机构审查和判定具体犯罪或病患的时候，权力对于论述的干预就较为直接和露骨。

所以，福柯说：“主权和规训，主权的法制和规训化的机制，是我们社会中政权的基本运作机制两项绝对的构成因素。”(Foucault,M.1976:189)

由于论述往往采取知识和真理的形式，所以，当论述为权力而建构和散播的时候，在主权方面的论述更便于以抽象和客观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在规训方面的具体论述则更接近命令式形式，以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法规、规定、政策和策略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分析论述为政权服务的性质时，应该尽可能选择那些有关法规、政策和策略的各种论述，因为这些论述同时具有客观真理性和强制规定性两方面的特点。福柯在分析论述的权力性质的时候，正是选择了具有规定性的精神病治疗学论述和具有强制规训性质的监狱规则的论述等方面。随着知识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福柯分析的锋芒越来越集中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

为了强调真理游戏与权力运作之间的紧密关系，福柯在谈到西方各国对于“性”的基本态度时指出：环绕“性”而建构的知识论述及道德规范，没有一种不是在权力运作的条件下实现的，而各种有关性的论述，又都是为权力的运作和操纵策略服务。从“性”的论述与权力运作的实际密切关系中，可以典型地看到：旨在建构主体性的真理游戏，是在同权力游戏相互交错的过程中进行的。(Foucault, 1994: Ⅲ, 105)也正因为这样，如前所述，福柯将他的知识考古学当成一种批判方法(la méthod de critique)，而把他的系谱学当成批判的目的性(la finalité de critique)。（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九节）在福柯的整个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活动中，对于权力的分析批判占据相当大的部分。不管是对于知识论述的分析，还是对于传统主体论的批判，他都注意到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重要性，集中了大量的精力对权力运作的复杂过程及程序进行分析和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权力的分析批判成为福柯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但是，福柯对于权力的批判，从根本上说，同传统意义上的权力研究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他本人一再宣称，他并不只是关心权力问题。他甚至说，权力并不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这样说，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误解。福柯试图向人们显示：他研究权力，并不是为了分析权力本身，不是为了研究权力而研究权力，不是把权力当成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由于他只是对权力感兴趣。正如我们所一再强调的，福柯所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自身”的现状及实际的命运。因此，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目的，是对我们自身的现状进行历史存在论的批判，以便使我们自身真正明了造成目前状况的社会条件及其历史过程，从而也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分析批判权力，只是他关心我们自身基本现状的一个必要研究步骤。福柯一再向访问他的人说明：他重点地批判权力，不是因为对权力有什么特殊爱好，而是因为他要批判的现代社会本身，从其实际运作的知识论述主轴到它的各个面向，都始终贯穿着权力的力量网络及其对于社会整体的全面控制。而且，权力网络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始终玩弄非常复杂的策略和计谋。正因为这样，福柯才在其研究活动中没有忽略权力问题，从精神病治疗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开始，直到最后研究性史，都把权力网络的运作当成首要考察对象。所以，当纽约《时代》周刊把他称为“法国的权力哲学家”时，他明确地说：“我更加感兴趣的，并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性的历史。”显然，福柯不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专门研究权力的“专家”，因为这将导致一种误解，似乎除了权力问题以外，他对别的问题毫无兴趣；或者，似乎当代社会中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似乎权力如同自然界的实物那样，可以孤立地存在，可以被当成科学活动的一个实体性的研究对象。

由此可见，福柯对于权力的分析批判，是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所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放置在福柯整个分析批判活动的整体范围内，必须同现代社会本身的权力网络的运作过程、策略及其在各个不同具体领域和地区的实际表现形态联系在一起，必须同现代社会的知识论述、主体形构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运作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