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从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的近一百年发展史来看，任何流行文化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首先要解决其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基本理论的确立及其应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选用，都对流行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方向及其成果产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如前所述，近一百年来，西方社会学界对于流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它们既是研究流行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也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西方流行文化研究成果的理论和方法论总结。这些理论和方法论，不但具有不同的特色，而且还从各个面向考察了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表现形式，对于研究当代流行文化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一，流行文化基本理论所关怀和重视的问题，就是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流行文化基本理论要特别突出其平民大众文化的性质、消费文化性质及其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关系。为此，流行文化基本理论总是集中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分化的社会性质及其对平民大众，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实行的文化政策，一方面造成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宰制，另一方面又为文化在平民大众中的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造成了文化普及的崭新形式，使平民大众有可能在受到宰制和被压迫的同时，在自由民主制所提供的有利活动范围内，在人民大众生活和工作活动的领域内，自由地发挥其自身的创造力。因此，一般流行文化理论都要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自由地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特殊文化的条件及其具体方式。在此基础上，流行文化基本理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流行文化不同于一般文化，特别是不同于上层文化、不同于文化专业人士所掌握的精英文化的地方，以便突出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接着，流行文化基本理论要进一步研究各国流行文化的基本形式，并研究这些符合各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的基本流行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例如，由巴赫金创立的“嘉年华理论”就是突出流行文化的平民文化性质，强调它不同于精英文化的特点，无中心、无拘无束、反规范，等等。而在英国，“社区研究中心”（The Institut of Communities Studies）和“独立研究群”（Independent Group，简称IG）以及“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The Institut of Contemporary Arts，简称ICA）都集中研究了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流行于英国的“波普艺术”（Pop Art），特别研究了其具体表现形式，以便进一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波普艺术”区别开来。不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自己不同的流行文化形式，而且，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研究这些流行文化表现形式时，流行文化基本理论要依据关于文化的美学、人类学、符号学和社会学的超学科或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从内容与形式、艺术类型特点、民族心理和其他各种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出发，深入分析流行文化具体形式的产生机制及其可能的表现特点。研究流行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是非常复杂的课题，必须从理论上探讨和解决各种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问题。

第二，流行文化理论特别重视流行文化的表现特质及各种实际表现形态。为此，各种流行文化理论很注意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在这方面，从早期的符号分析，经过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再到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都在研究流行文化的结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并取得了各有特色的理论成就。

第三，流行文化理论很注意研究流行文化的运作机制及其动力学原则。

第四，流行文化理论也重视对于流行文化产品的品味分析及其与特定生活方式的关系。

第五，流行文化理论也将流行文化与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成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

如前所述，流行文化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和变化性，使得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必须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脉络，以及不同的研究需要，而适当地采取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由不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必须从更高和更宽广的角度加以比较，并综合地进行调整分析。

同时，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性、实践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性，也决定了其多元性和高度灵活性。

从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开创以来，先后曾经产生过几种较为重要并有广泛影响的流行文化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我们必须系统地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理论进行历史性和诠释性的研究工作，加以比较，总结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作为我们今后研究流行文化的借鉴。

其实，根据各国的研究传统，英、美、法、德各国早在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展开以前，就已经存在其自身适合本国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在英国和德国，流行文化研究理论都多多少少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有密切关系。在英国，一般认为，流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确立及其应用程序与马修·阿尔诺德的早期研究成果有密切关系。马修·阿尔诺（Matthew Arnold）一向被认为是英国流行文化研究的先驱。他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1869），深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一般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负面影响，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庸俗文化”（philistine culture）的概念。（Arnold，M.1869）

其实，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并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也已经在他们的重要著作中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状况，并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Marx，K.1867；Engels，F.1845）正因为如此，马修·阿尔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马修·阿尔诺之后，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一直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使英国的流行文化研究理论成为从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关于这一点，研究流行文化史的默洛（Adrian Mellor）正确地指出：“英国人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文化研究。”（Mellor，A.1992：664）格列姆·特纳也特别指出：“当我论证指出雷蒙德·威廉斯和其他研究者的影响是关键的时候，欧洲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拉康、罗兰·巴特和福柯，以及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如阿尔图塞和葛兰西等人，也对于英国流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Turner，G.1996：3）

在德国，研究流行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首先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关。这个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后来又经过移民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试图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入手，分析它的商业和工业化性质，提出了著名的异化理论和文化工业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当代流行文化研究理论类似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在美国，情况完全不同于英国和德国，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美国一向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美国流行文化研究紧密地与它的文化传统相联系，主要是与它的实用主义、象征互动论、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等学派相联系。因此，美国的流行文化研究擅长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下工夫，集中进行系统的经验实证的统计调查和分析。在这方面，从索洛金开始，经米德等人，再到研究麦当劳文化有显著成就的李兹尔（George Ritzer）等人，都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各种不同的方法往往具有不同的优缺点，也各具有不可取代的特征。我们必须谨慎地探讨它们的不同思考模式及重要概念，取长补短，将有助于我们今后的流行文化研究工作。

各种方法和方法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学和认识论思潮的影响。近一百年来，对于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主要是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

根据近一百年来流行文化研究的演变状况来看，综合各国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大致将最有影响力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划分为两大范畴：批判的诠释方法和经验的调查统计方法。属于前一种的，包括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属于后一种的，包括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等。

两种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并非绝对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相反，两者可以相互结合并相互补充。

所有的流行文化研究都依据一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依据其抽象程度、其与流行文化的紧密关系程度而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理论是属于最一般的文化理论。这一等级的文化理论虽然与流行文化存在相当的距离，但对于研究流行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它们可以说是研究流行文化的基础理论，因为它们对于一般文化的基本观点将有助于我们更深一层地探讨流行文化与社会和历史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流行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和条件。第二等级是关于流行文化的产生、发展、再生产以及运作的基本理论。第三等级是对于流行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进行分析和探讨的理论。

在第一等级的文化理论中，值得我们反复参考和应用的是最有研究成果的社会学家的经典著作。在这方面，首先当推埃里亚斯的文化理论。正如本书在导论中所指出的，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撰写出一系列有关一般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理论作品，其中包括《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历史》、《文明的进程》第二卷《国家的形成和文明》、《宫廷社会》、《知识与权力》、《两性之间均衡的变迁》、《卷入与超脱》以及《象征理论》等。

在研究流行文化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重要概念。这些重要概念构成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包括“文化”（Culture）、“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群众文化”（Mass Culture）、“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统治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工人阶级文化”（Working Class Culture）、“意识形态”（Ideology）、“符号”、“文化结构”、“身体”、“性”，等等。在流行文化的研究中，究竟以哪些基本范畴为中心，这不但要由研究者所采用的基本理论来决定，而且也要根据所研究的流行文化具体形态及其特点来决定。例如，以符号论为基本理论的研究者，就以符号论的主要概念作为其基本范畴，而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其基本理论的，就以“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等概念作为基本范畴。

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研究所采用的基本理论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法国结构主义、罗兰·巴特符号论、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等等。这些学派和理论基本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的，而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均已在本书第一章导论中作了简单的论述。这些理论和方法虽然各具特色，但几乎都与古典的文化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有紧密联系。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也并不是绝对地与古典文化理论绝缘。在贯彻不同理论和方法的时候，必须同时考量各个学派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局限性，必须适当参考古典文化理论和方法。在各种古典文化理论中，最有深刻意义的，主要是齐美尔、尼采、马克思、松巴特等人的思想和方法。他们是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先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

在方法方面，研究流行文化所采用的批判诠释方法，综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符号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基本原则及其所提供的方法，因而在实际上涵盖了上述各种思潮的因素。同时，批判的诠释方法也总结了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从而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美国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葛兹在研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时，往往将文化看成一系列意义符号体系。（Geertz，C.1983）他认为，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既然都是以其中的意义作为基础，就必须首先重视对于流行文化产品的意义的诠释和批判。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把诠释看做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具有本体论的重要意义。当然，德里达指出，诠释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要进行重构，而要重构，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解构。由于流行文化产品都是经密码化的价值载体，所以，就更必须对它们进行“译码”，即进行解构。解构的过程就是一方面揭示其中的奥秘，另一方面进行重构和创新。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等人，正是灵活地应用了诠释的批判方法，才使他们的流行文化批判性著作得出了深刻的结论。

但是，批判的诠释方法并不能替代实证的经验调查和具体的统计分析工作。对于流行文化所采用的经验的统计调查分析方法，实际上是英、美两国传统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思潮的具体应用。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一再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学者的某些代表性著作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西方各国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在理论方法论的层面上，都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但它们在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仍然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这些相通和共同之处，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本来在文化上就有共同的传统和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已经达到崭新的历史阶段，即达到“全球化”和“后殖民”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难免表现出全球步调一致的特征。对于西方各国研究流行文化的这些异同点，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比较，以便对当代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性质有更全面的了解。

首先，就各国研究的发展阶段而言，一般都与以上划分的四大阶段相对应。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划分上述四大阶段，一方面是根据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演变特点以及流行文化本身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是依据西方整体社会结构和性质的变迁特点。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各国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的性质，让我们首先从各国的具体特点出发，然后再综合地考察西方整体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特点及其理论发展过程。

首先，谈到英国的文化研究过程，不能不考虑到它在思考模式和方法论方面的传统和特点。在这方面必须注意到：第一，经验主义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第二，与经验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分析主义的研究方法；第三，除了原有的上述思考分析传统以外，从20世纪20年代起流行于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各种思潮，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论等等，也直接影响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方向，使英国的流行文化研究逐渐走上多元化的道路；第四，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论文化研究在19世纪呈现出强势状态。以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结构功能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直接地影响了英国20世纪初的文化研究。

美国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来，美国的传统文化是深受英国影响的。共同的语言文字以及两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密切关系，往往使英、美两国在文化发展上呈现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英、美两国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等在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市场，也曾经占据过领导地位。所以，美国的流行文化研究在经验实证方法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美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贯有偏见，甚至抱有相当程度的敌视。因此，美国文化研究从19世纪开始就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和英国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要等到“冷战”时期结束才能得到自由传播的机会。其次，美国的流行文化研究开始于对“群众文化”的研究，并从一开始就把群众文化当成一种低级的“次文化”，某种传播于正统文化之外的消极因素。美国的这种群众文化首先是在贫穷的黑人住宅区中创造并传播开来。在20世纪60年代，贝克等人对于黑人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进行了深入研究。（Becker，H.S.1963；1982）

类似于黑人区群众文化的美国白人群众文化，例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所开创的“摇滚乐”（Rock Music），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流行起来并达到其顶峰。由于这些原来属于中下层社会阶级的“次文化”在战后的扩散，以及美国文化工业的高度发达，战后美国的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是美国流行文化研究的四大重镇。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研究是由实用主义者杜威开创的。他将实用主义从单纯的哲学研究改变成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式，并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工具主义和实验主义方法，使文化研究找到了具体和实证的科学途径。在杜威的“文化”概念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多元主义观点扩大了文化的内涵，也很重视对于实际的文化活动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芝加哥大学出现了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学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也推动了系统的文化研究，培养和训练了一批有创见的文化研究者。耶鲁大学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是以保尔·德·曼（Paul de Man）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应用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纯理论层面，并没有对流行文化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至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由于它紧靠着好莱坞，又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因此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德国研究流行文化的状况深受其历史特点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德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三大特征：第一，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第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使德国本土内的文化研究只能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第三，德国文化研究如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深受其哲学思辨传统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理论气息，也具有较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齐美尔就已经灵活地采用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理论和方法，对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首先将文化看做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各层面相互交流的产物。这就使他有可能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在1912年出版的《哲学相对主义者文选》中，他明确地从哲学和社会日常生活两个角度对文化进行界定。（Simmel，G.1912）为此，他首次提出了“哲学文化”的概念。他的文化概念清楚地指明了任何人类文化所采用的“内容”（Content）与“形式”（Form）的两个层次。就内容而言，文化必然隐含和凝缩着人类历史经验，而任何历史经验又势必采取一定的表现形式。因此，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既要分别加以考察，充分注意到其本身的不同特点，又要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紧密关系及其互动形式。齐美尔所使用的“凝缩”（Verdichtung；condensation）概念，对于研究文化和流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人类经验，当它们被加工而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时候，总是要“凝缩”成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所以，研究文化的“凝缩”过程是研究文化内容与其形式的相互关系的关键。在齐美尔20世纪的著作中，他研究流行文化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文化的创作过程本身。他在研究流行文化形成过程的时候，注意到主观精神思想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他认为，文化的形成过程脱离不开主观因素，但又必须依赖个人主观因素的“非主观化”（the desubjec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过程。（Simmel，G.1900）在这里，显示出齐美尔对于文化形构过程中“主观—客观”以及“个别—一般”双方因素互动的高度重视。正如齐美尔的研究专家欧阿克所指出的：“文化，在齐美尔看来，是生活将其自身以‘多于生活’（more life）的形式而再现出来的精神产物。因此，通过文化的创作过程，生活本身超越其自身而产生出具有‘多于生活’本质（qualify as ‘more-than life’）的特定形式。齐美尔将文化表现为具有两个层面的过程（two dimensional process）。一方面，生活的能量和旨趣被转化和凝缩成‘客观文化的形式’（the forms of objective culture），即化约为文化形式的世界。这样一来，它就变成独立于个人生活存在的客观事物。另一方面，这些文化形式及其人工产品又被整合到个人的主观文化中去，即进入到不同的人格个性状态中去，而这些人格个性实际上也是文化培训的最终产物。……主观文化是个人的个性化文化，或者，是作为文化生存物的个人的生命。”（Oakes，1984：67）

在齐美尔的影响下，德国流行文化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20世纪初的卡希勒的符号论文化理论开始，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工业理论，在战后，德国深受法国和美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综合了法国的以批判诠释方法为主和美国的经验实证方法为主的双重特征，有利于德国文化研究专家们以其特色发展自己的流行文化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埃里亚斯的文化理论在德国文化研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这位原籍德国但长期流亡英国和荷兰等国的资深社会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以他的光辉著作和深刻观念影响着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学术界。

法国在文化发展上，始终浓厚地呈现出其自身的法兰西民族传统特征。法国的文化研究从古典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便完全不同于英、美两国。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并不像20世纪60年代后的英国那样集中研究“大众文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法国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只是一般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法国学者对于文化的研究一般是从研究语言和象征开始的。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于语言的研究完全不同于英国学者对于语言的研究。英国是在分析哲学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语言的研究的，因此，英国的语言研究受经验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很深的影响；尽管英国哲学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剑桥和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但他们对于日常语言的研究不同于法国的传统。

首先，法国的语言研究深受人类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其次，法国学者集中研究语言论述及其应用策略。最后，法国学者很重视权力运作以及整个社会的力量关系网络对文化活动的影响。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是一项长远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文化建设工程，它的研究成果将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